下面我要講述近幾年住在海外幾個國家時，我親身經歷的中國大使館對我的監控和恐嚇的事實。
我是從1994年開始在中國修煉法輪功的學員。那時在國內某一所大學攻讀碩士學位。1997年初，留學到韓國攻讀博士學位，當時法輪功在韓國的首都是個新鮮的氣功功法──當時有一位韓國人在1996年訪問中國時學了法輪功後，教了自己周圍的人。1997年開始，我頭一個以留學生的身份在漢城國立大學校園內給韓國人教法輪功。此後各地都有人紛紛開始學煉法輪功，到1999年學煉法輪功的韓國人增至幾百人。韓國人因為對修煉有傳統的文化背景，很快品嘗到同化「真善忍」修煉的精髓。在首都和全國各地的不少公園裏，能夠看到和平寧靜的煉功人，他們陶醉於法輪功──這個從中國傳來的這個神奇的修煉功法中。
不過這個寧靜維持了僅僅兩年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鎮壓和誣陷的衝擊。1999年7月20日，中共突然取締了法輪功，在中國大陸開始了全國性的逮捕和登記所有的修煉人，重演了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群體滅絕，只是希特勒的名字換成江澤民，納粹換成共產惡黨，還有場所和時間變了，其迫害程度前所未有，甚至更為下流、卑鄙、隱藏。
鋪天蓋地而來的鎮壓和接二連三的媒體一言堂招搖誣陷中，中國的鄰國──韓國媒體照貓畫虎的報導了中共官方的鋪天蓋地的誣陷法輪功的報導。我和妻子嚎啕大哭，忍受不了對法輪功的誣陷，因為法輪功救了我的一家。
在中國文化大革命中，才33歲的父親被共產惡黨殺害了，當時我才1歲，哥哥4歲。從此以後，我們一家3口人，經歷了難言的社會歧視和政治歧視，還有生活的極度貧困中，受到心靈的創傷，得了不少疾病。母親百病纏身，我的身體也極度虛弱，各種疾病常常折磨著我。但是法輪功「真善忍」修煉治癒了我和母親的心靈創傷和身體上所有疾病。從此我們一家走向了按照「真善忍」為標準的法輪功修煉 中。這麼好的修煉功法被中共誣陷和鎮壓，我感覺到了又一次心靈的折磨和痛苦。我毫無猶豫的選擇了和平抗爭反迫害，揭露中共對法輪功的邪惡迫害。
一開始，突然心中升起了悲壯的想法，我是否也像我父親一樣，跟他同樣的年齡被中共迫害而死？我反覆思索了。法輪功給了我新的生命，我不修煉「真善忍」，就意味著完全按照中共的意願走。難道在恐嚇中不顧法輪功被中共誣陷和蒙冤，違心的只顧自己一時的安慰？這是萬萬不能！
從此我堅定信念開始了對媒體講清法輪功真象。首先為了解除不知道法輪功真象的韓國人和媒體，給各大媒體記者，特別是剛開始報導法輪功的記者，向他們發送了大量的法輪功的真象材料。因為當時媒體記者對法輪功的報導，完全是一面倒的轉載著中共的一言堂報導，根本沒有聽取法輪功學員的聲音，所以根本談不上公正報導。
每天晚上幾乎沒有睡覺，徹夜把中文資料翻譯成韓文。第二天，韓國學員修改文章後，及時給記者們發電子郵件。還有鎮壓開始後的1999年8月初，KBS電視台要採訪法輪功學員，就在南山公園裏集體煉功，公開演示功法，並介紹法輪功──他是和平的，是一門修煉「真善忍」的功法，絕非如中共謊言一樣。
記者們了解到真象後，開始逐漸報導韓國國內法輪功學員的實際情況和公正的立場，也了解了在共產黨國家的媒體是專制和壓制百姓。還有半個世紀以來南北分段和共產北韓的暴行中，還有嘗試了軍制統治制度中，熱愛民主的大部份韓國民眾，多半是倒過來看被政府所壓制的團體，認為那才是真正的民心。
可是被中共欺騙的韓國政府，開始了對法輪功的輿論攻勢，矇蔽著整個韓國民眾，並歸類為危險的組織，開始監聽法輪功修煉者的電話和行蹤，還有直接給法輪功修煉者打電話盤查他們的行蹤。我因敢於對媒體曝光和揭露中共的謊言，從此被中共列上了「黑名單」。每次在法輪功的活動中，都被中國大使館員恐嚇和騷擾，還有中國大使館經常向韓國政府、警察署及與法輪功有關聯的機構施加壓力，讓他們取消一切有關法輪功的公開性活動，為的是怕迫害真象暴露。每一個法輪功負責人的電話都被竊聽，還有用衛星定位來監控手提電話。
1999年9月4日，SBS電台在「想知道那個嗎── 法輪功是神秘的氣功還是新興的宗教？」的報導中，節目製作人先定為法輪功是類似X教的前提下，採訪法輪功學員後，把整個內容擅自刪節編輯，在黃金時刻向整個韓國社會放映了對法輪功的歪曲報導。但是好在很多民眾認為共產專制打壓的都是好的，所以更多的人陸續給我們打電話詢問法輪功，想了解法輪功法，還有不少人開始了修煉。
因為中國大使館的長期騷擾，我換過幾次手提電話。每次法輪功的和平遊行活動和一些市內活動中，總是少不了戴眼鏡的中國大使館特務，拿著照相機和攝像機，逐一個法輪功學員拍攝下來，尤其是對大陸來的法輪功修煉人。
有一次，1999年冬天，我們冒著大雪在宗廟公園裏煉功，和平遊行和辦了真象展時，有一位韓國同修告訴我，有兩個中國人拍攝法輪功真象展，讓我去給他們用中文講真象。我走過去，面帶微笑，用中文問：你們想了解法輪功的真象嗎，你們是哪裏來的觀光客？然後講述真象。其中年紀比較大的人說，他是黑龍江來的，這時，另一個戴眼鏡的人拿著攝像機，極力對準我拍攝。我看出是個大使館人員，就迴避對準我的鏡頭，但是他一再跟蹤拍攝。這兩個人都是中國大使館特務，後來又一直出現在我們的活動中，持續拍攝。有一次我問他：你拍攝幹嘛？他說彙報給中國，這就是他們的「任務」。
2000年10月，在韓國舉行的亞太地區高峰會議（ASEM）其間，當時的中國總理訪韓前，韓國安全部和警察通過媒體發表煽動輿論說，法輪功學員可能在ASEM其間抗議鬧事。目的是先引起輿論報導，先定罪，然後全面的對法輪功監控起來。實際背後操縱者是中共，是中共政府給韓國政府施加壓力下進行的一次迫害。
在這種情況下，2000年10月11日，我們在首爾開了第一次法輪功佛學會主辦的記者招待會。當時我們連甚麼是記者招待會都不知道，記者們反過來教我們怎麼舉辦記者招待會。我們向政府、媒體公開聲明法輪功學員決不會鬧事，而且表達我們的立場，讓江××立即停止對法輪功的迫害。這樣，中共在海外誣陷法輪功的陰謀破產，沒有達到引起對法輪功的仇恨。反而我們得到了韓國警察的同情，他們主動維護法輪功學員的安全。
2002年因工作的關係，我離開了韓國，去了日本。2002年10月，為了讓更多的在日韓國人了解法輪功真象，我在某一家韓文版生活情報雜誌上發表了法輪功的介紹和被中共迫害的文章，同時發表了整頁的法輪功公開傳授說明會的通知和聯絡電話。
此後，有一天我在工作的時候，來了一個說中國延邊朝鮮族方言的年輕女人的電話，她瘋狂罵人。我說：「法輪功跟你有甚麼仇恨，假如被迫害死者是你的親人，你能這樣說嗎？」她說：「受迫害你們乾脆就不煉不行嗎？」我再三講述了，在家煉還是在外煉我們不在乎，但是在中國你在家裏煉也要被抓。她無法說服我，就歇斯底里的破口大罵，邊電話換給旁邊的另一個男子說：「我說不過他，你跟他說。」那個男子說：「你有證據嗎？」我說有。他說不過我理智的講述真象，就轉而惡狠狠的開始威脅，問我住在哪裏，說要來找我。我說：「你來，我們可以面談，我仔細的給你提供所有被迫害資料。」他覺得他到我這裏來會吃虧，就說讓我到他們住的新宿地鐵站，威脅我說打死我。我問：「你能給我你的電話號碼嗎？我就去，沒有電話號碼我怎麼找你？」他怕透露號碼，就一再聲嘶力竭的大喊「我要殺你」。他自己氣的掛斷電話後，又來了兩次，只是反覆說「我要殺你」。我告訴他，他要殺我也無法改變我的信念，並讓他記住「善惡有報的天理」。我深切感受到中共這場史無前例的對法輪功的迫害是多麼的囂張、無恥，然而在正信面前，邪惡又是何等渺小和無恥，他們最怕暴露見不得人的流氓手段。
2004年4月，我來到美國。因為我住的城鎮比較小，很多人不了解法輪功，所以我自然就成了這裏的聯繫人，這樣我的名字在網絡上出現。我照常跟韓國、日本法輪功學員往來電話。
一開始，我覺得在我住的城鎮，不像在韓國、日本那樣感受到中共特務的威脅和騷擾的猖獗。但是2005年初的某一天凌晨3點，突然電話鈴聲叫醒了我。我拿起話筒，有一個男人問起你是某某嗎？是煉法輪功的吧？我說是的。但一聽起來，他的口音並非是標準的韓國語，是得到訓練的口音，一聽是中國大使館的人。因為我在韓國生活了幾年，能說標準的韓國語，還會方言，所以我能分辨出韓國人和中國人。他說自己想學法輪功，而且想在美國「開個修煉館」。我知道他在騙人，煉法輪功的人沒有一個開修煉館收錢，是完全義務免費的。到如今，他們在迫害中根本沒有了解過法輪功是甚麼樣的功法，按照上面的指令，參與迫害。可悲呀！
我心中想，他在一直監視我，還弄到了我的聯絡電話。他們找到我這裏來，能撈甚麼呢？是暗示我你們可以監視我，走到哪，跟到哪？他問起我在美國怎麼跟其他韓國學員聯繫，韓國和美國之間怎麼聯絡，還有在美國的韓人之間是怎麼個聯絡方式等。他還說出其他州的修煉人的名字。哦，這不就是特務嗎？想學法輪功的人怎麼會問這些？其實他就在暗示，他把我的底細掌握得瞭如指掌。他還談到，世界末日到了，東南亞地震海嘯也來了，法輪功是否相信東南亞地震海嘯是世界末日的開始，等等──這等於他明明白白的在告訴我他是特務，因為中共打壓法輪功6年來，他們一直就是鼓吹這些謠言，然後栽贓法輪功。於是，我一再笑著而且用平靜的口氣對他解釋：我認為到今天為止，有這麼多法輪功學員冒著生命的危險敢於揭露邪惡的迫害，體現「真善忍」的信念，除去邪惡的毒害，給這個世界帶來了生機。還有遍布在70多個國家的上億的法輪功修煉人使人類的道德回升，有這麼多好人，怎麼會是有世界末日呢？
我生活的每個地方都能碰上中共魔掌的延伸。我們不能否認的事實是，海外的很多中共特務在我們周圍，監視和騷擾法輪功修煉人，為的是讓我們放棄對「真善忍」的信念，讓這個世界被邪惡佔據。他們怕陽光，最怕他們自己作為邪惡一員的身份和陰暗言行被暴露，所以，揭露他們的身份是制止他們行惡的最好的方法，他們也是被中共邪惡魔頭利用的受毒害的人。不管他們的職業是如何特殊，他們也是需要了解真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