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共產邪靈在我們心中種下的毒素


【明慧網2005年3月21日】在少年時代,正值文革,因「家庭成分」不好,常擔心能否上學、能否得到公平對待,害怕遭到歧視,在當時的氛圍裏積極「要求進步」,小學時加入了紅小兵,甚至當過校紅小兵的某些職務。上中學時由於當時的形勢,紅小兵改為少先隊。後又加入了紅衛兵,也在其中曾擔任過某些職務。從那時紅小兵、紅衛兵和少先隊的章程和宣誓的內容看,是邪惡的、反人性、反良知的,在黨文化的侵襲下,頭腦、血液、細胞裏充斥黨文化邪惡的毒素,雖然由於年齡小和本性未泯,在文革中沒有造下大業,但當時隨著潮流寫了諸如大字報、黑板報、決心書等魔性的文章,並且受到「反潮流」的影響,曾參與寫過批判「師道尊嚴」和參加過批判「突然襲擊式的考試」的活動。

文革前後,雖然也曾因自己的經歷懷疑黨文化中的某些東西,疑惑現實中黨的行為,甚至在文革後的反思文學、傷痕文學的啟發下,反思共產黨的本質,後悔曾經在批劉少奇的運動中舉起過緊握拳頭的手臂,後悔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無知的寫下了幼稚的黨八股批判文章,後悔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批判會上發言……在對共產黨的立黨之根、立國之本漸漸有了自己獨立的認識後,給自己立誓:以後無論發生甚麼樣的變故,決不再盲目無知地參加任何黨的運動,決不要被潮流裹挾著參加甚麼批判和寫下共產黨所需要的鎮壓某些個人、團體的文字,一定要保有純正的良知盡力,重視自己的名字,決不要輕易在共產黨的政治狂潮中簽下自己的名字。但所有這些都是在修煉脫離塵世、不參與政治的心態下的自然流露,其中也沒有擺脫黨文化對自己思考事物、判斷是非、行為模式的影響。在大學期間,班裏只有四個同學不是團員,我們這些非團員都有自己獨特的優秀的一面,並且比那些團員出色。甚至有位同學為團組織辦了一年的板報,團組織竟不知他不是團員。臨畢業,一是為了找工作,二是我們這四位「優秀人物」還不是團員驚動了校團總支,校團總支批評系團總支不能以我們沒有寫「入團申請書」為由,要求系團總支把拉我們入團當作他們的任務。在此種情形下,其餘三位同學還看我,我不入團他們也不入。最終臨畢業我們沒有參加宣誓就「加入了中國共青團」,只發了個團員證。

畢業後我在與修煉界的交往中,逐漸看到了「無神論」的狹隘,認識到了除了肉眼看到的事物還真實存在的廣闊空間,體會到了嶄新的認識宇宙生命的方式和更加廣博精深的「道」,與之對比共產黨的理論頓時顯得扭曲、自私、狹隘。同時也更加體察到在道德風氣日漸淪喪的潮流裏,氣功界裏的種種混亂,以及各種人物包括黨政幹部的種種面目。接觸的豐富、了解的繁多也帶來了許多的疑問,所幸的是在求索中自己本性總能夠保持中正,在危難和關鍵時刻也總能夠感受到一種博大純正力量的呵護,越歷磨難求道之心越堅。

後來讀了一些法輪功的書籍後,驚嘆《轉法輪》裏所講的竟和自己所經歷真實的相互映照,從《轉法輪》中我一下明瞭了近十年來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一系列修煉界的重大問題,特別深有觸動的是《轉法輪》的寫作方法、講述方式,一下使我突破了長期以來習慣於人類各種文化尤其是黨文化玩弄文字遊戲般的理論到理論的怪圈,獲得了長期以來渴望找到的將修煉界奇特現象與人類文化溝通的一種方式,也認識到了《轉法輪》中的敘述方法實則更加「科學」,我再也找不到比《轉法輪》那種講述方式更加恰當的方法了,用人類的語言講清修煉的景象,如同給天生失明的盲人講述太陽的各種光色那樣困難,我在修煉界、科學界苦覓多年而不得。我看到許多人在閱讀《轉法輪》時,由於自己各種的偏好、認識方法的偏執阻擋了他們能夠從中獲益,尤其共產黨在這幾十年中灌輸給人們頭腦中的各種觀念、潛移默化在人們思想行為上的定勢,感到共產黨作為一種另外空間裏的某種形式的存在是與修煉界所揭示的真理對立的。但即使到共產黨迫害法輪功,我也沒有更加深刻認識到共產黨的邪靈本性,無暇也無心,直到去年年底認真閱讀了《九評共產黨》,才猛然發覺共產黨的毒素是如此無孔不入的影響著我們,影響著我們的一思一念,干擾著我們看清事物的本來面目,我們周圍人們的言談舉止處處透著共產黨變異的因素,把黨文化當作自己生活中的一部份,我們自己也往往毫無察覺地受制於那些因素,沒有想到那根本不是我本性該有的,應該打碎妨礙我們認清自己看清事物真象的那個變異的哈哈鏡。所以我想除了一定在形式上做到退出共產黨及其組織外,還一定要從靈魂、生命裏剔除共產黨的毒素,雖然它們侵入、隱藏得很深,埋藏得太久,被我們的無知滋養得盤根錯節,將它們拉出來確有伴隨著的撕心裂肺般的痛楚,但是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認識到它們的邪惡,其實那種似乎是自己感到的拉扯的痛楚,是自己長久以來把它們的附靈當作了自己的一部份,這樣習慣被邪靈所利用強加在我們的感覺裏的,與人類的文化、中華五千年文明相比,共產黨的邪靈畢竟是短暫的,只要我們將《九評共產黨》和自己純正的本性作為照妖鏡,如果能夠以《轉法輪》裏的真、善、忍為做人的基本準則,就能夠將邪靈的邪惡認清,否定它們進而排斥它們,剔除它們。

我們生於斯長於斯,我們中華民族曾經是勇敢的、勤勞的、智慧的民族,我們為此自豪過、驕傲過,我們愛我們的中華民族,愛我們的國家以及她的有著各種文化形態的各個朝代,但是,看著我們現在的民族,還能夠說是那個勇敢、勤勞、智慧的民族嗎?我們的民族本性哪去了?為甚麼我們的民族會變得失去了本性?一個神志不清的民族就像一個被邪靈附體的精神病人,她能夠是自主的、清醒的嗎?!她是有希望的嗎?!

前不久,瑞典的外交大臣在中央電視台「高端訪問」接受中國主持人的採訪,中國主持人問:你們國家那樣的福利制度,不怕人們都只想靠福利生活而不去找工作啊?外交大臣講:不會,我們的人民沒有工作失業了靠社會的基本保障生活只是暫時的,雖然最低生活保障能夠給他們無憂衣食的生活,但我們社會為人民提供了足夠的機會,人們通過自己的努力都能夠取得相應的富足的生活,他們怎麼可能看著周圍的人們通過自己的勞動過著豐富的生活而安享人們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呢。主持人還是百思不得其解,疑惑,那個意思是我們的人民既然生活有保障怎麼可能還去找工作找罪受?是的,連我們經常接觸國外信息的主持人都覺得不可思議,可見我們的思維已經非常的變異了。難怪乎,中共電視台常常敢借助「普通幹部」的嘴,說出這樣的話:「共產黨拋頭顱洒熱血打下江山,又給你們吃、給你們穿,還給你們工資,你們還不聽共產黨的話,真是……」也常常聽到大陸各個單位、企業的改革中,那些黨的官員們常常援引中央電視台播出的有關進化論適者生存、優勝劣汰專題裏的論調,露骨地宣稱各個部門的職員就是要進入你死我活的競爭狀態。有個大學在搞競聘上崗時,由後勤、黨務人員組成的專家小組通過十分鐘的評審對那些真正的專家打分,這些都不算稀奇,稀奇的是主持這次試點的人事部門的領導,在蹲點某系時,採取人人背靠背的方法,讓人人感到自己將被篩選掉,這位文革後長大上學的年輕幹部竟能夠純熟運用文革的那一套,指導那些教授、副教授們在暗地裏都說出別人的缺點、問題,不然自己將被置於不利的境地,讓這些學者們勇敢的踩踏別人。我們不得不對黨文化的毒性刮目相看,難怪共產黨的幹部連那些在學校裏的學子們都能夠靈活而嫻熟地運用黨的鬥爭哲學,每每相互間交流時,都提醒道:要把下級、手下、特別是那些專家拿住。在這種氛圍裏長大的人,養成了一種獵豹在草叢中等待並搜尋對手弱點的習性,好攻擊,好挑毛病,所以,你能夠看到人人都對別人、領導、社會不滿,但一旦發現可以攻擊的目標,特別是感到自己不攻擊將處於不利的地位時,這些人都會毫不猶豫地撲上去……凡此種種,我感到沒有強大的正信怎麼可能在這種社會中保持一顆純正的心靈呢,沒有至善至真的偉大力量怎麼能夠將那些變異的東西從我們身上清除呢,沒有徹底無私的忍耐怎麼可能在那麼邪惡的鎮壓迫害下以平和的方式義無反顧地堅持著信仰、慈悲地挽救著中華大地上這些被共產邪靈控制和矇蔽的生命呢!

為此,我不能再等待下去了,我鄭重聲明退出共產黨所屬的一切組織,清除在黨文化帶動下所造下的一切惡業。並且,面對法輪功及其學員,我難於言表,只一句:向法輪功致敬、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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