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發生在2004年1月24日，中國的春節期間。我回國看望病重的父親，住在父母家，那一天正好也是我的生日。早上9：30分左右，兩個當地派出所的民警走進樓道敲我們家的門，我弟弟開門後看見兩個警察，問有甚麼事情，民警說春節期間檢查各家有無外來人員，最近治安不好，經常有外來人口在春節期間進行搶劫等事情。我弟弟把兩警察引進屋裏。這時我和母親起身相迎，進門後他們站在客廳裏問我家裏是不是從國外來了人，我伸出手和他們打招呼，並問有甚麼事情。警察讓我必須到派出所填張表，同時要把我的護照複印一下。我弟弟看見我穿的較單薄，因外邊寒冷，便提出由他幫我去填表，警察開始不同意，說必須要本人去填表，警察見我弟弟執意要去也就沒過多阻攔。
派出所離我們家小區也就五分鐘的路，但大概過了一個小時左右，我弟弟才回來了，而且神色緊張。他告訴我們警察和國家安全局的人要見我同時還要扣留我護照。弟弟回家後把情況和我講了，出於對中國警察的不好印象，我不打算去見他們。在這段時間裏，和弟弟一起回來的警察在小區門口給我家打了兩個電話來催問。我覺得事情有些不對頭，於是打電話給美國大使館值班人員彙報這件事，值班人員把電話轉給美國公民事務處的領事，不巧他那時不在。
下午三點左右，妹妹和妹夫來接我到大哥家去過生日，這本是大年三十就定好的事。坐上妹夫的車出小區沒多遠，我們注意到有一輛黑色的轎車始終跟在我們車後面。這時，美國大使館的領事回我的電話，並詢問發生甚麼事情，正在我和領事通話的時候，突然，三輛黑色的汽車把我們的車給憋在一個立交橋下面，從三輛車上急匆匆下來一幫人，敲打我們的車窗，大喊著：「把車門打開。」這些人把車門用力拉開，他們不但把妹妹和妹夫從車裏拉出來，其中一個便衣把我的手機搶過來，並迅速把電池拆卸下，裝入他的衣袋內，另兩個跳進車的後座，分別從左右兩側把我夾在中間，妹妹和妹夫分別被隔離在其它的車裏，我們的車被一便衣特務駕駛，跟在一輛黑色的SUV越野車後急速離開。一個女便衣拿著攝像機在車前錄像。在我坐的車裏，左邊的便衣打電話彙報說已把我給拿下。車開的十分快，無視交通規則，也沒管是否是紅綠燈。車上我問他們是幹甚麼的，要帶我去那裏？同時要求將我的手機還回來，並告訴他們，在我的手機被搶時我正和美國大使館通話，那個人對我的話沒有理睬，有點不耐煩地說：「到地方你就知道了」。
車掉了個頭一路直行，大概開了十五分鐘左右，到一個賓館，當我下車被他們帶進賓館大廳時，有20多個便衣在大廳內站立兩排，有如迎接重要人物，整個過程從下車到進賓館都被那個女便衣攝錄下來。他們帶我上樓到718房間，屋裏有四、五個人。坐下後，一個中等個子、戴著眼鏡的人坐在我右手邊，我問他們到底是幹甚麼的，甚麼單位的？那個人回答說，他姓劉，然後打著官腔說，他現在是代表國家和我說話，這是對我本人，對我的家庭，對國家有好處的。我不知道他試圖在說明甚麼。劉又問我知不知到為甚麼帶我到這來，我說不知道，只知道早上有兩個警察來過我父母家查我的護照，其它的不知道為甚麼。姓劉的把臉一拉並用一種審訊犯人的語氣說：「自己不知道是吧？告訴你，你在美國都幹些甚麼，我們都清楚，我們注意你很長時間了，我們現在只需要你的態度。」「既然你們都知道，那你們告訴我在美國我都幹些甚麼？」「你是不是曾經往國內投寄過法輪功的資料，並在美國參加法輪功的活動？」我回答說：「是的，法輪功在世界50多個國家，在美國也有大量的修煉者，大家都煉的很好，從未發生過中國造謠媒體報導的事。自從江澤民在中國迫害法輪功並利用整個國家宣傳機器進行不實報導，就經常造謠說因修煉走火入魔，諸如天安門自焚，殺人等報導，可我接觸的和我在中國的朋友們接觸的那些修煉人並不像報紙報導的那樣，大家只是想知道到底事實是怎麼一回事，如果像中國國內報導的那樣，那為甚麼在世界上又有那麼多人修煉法輪功呢？所以寄資料也讓國內的人了解一些真象，讓大家自己分析分析，到底真象是甚麼。」姓劉的打斷了我的話，接著又問我這次回來帶了幾件行李，有沒有帶手提電腦，出機場時塑料袋裏裝的甚麼東西。他們要求對我的所有東西進行搜查並要求搜身，還說要對我父母家進行徹底搜查。我不同意他們這樣做，其中一個人站起來走出屋，一會兒，手裏拿著一張紙進來，上面寫著：搜查證。劉讓我在搜查證上簽字，我拒絕簽，他們強行對我的隨身手提包進行搜查，他們搜到一個MP3播放器，一個數碼相機和一個小型掌上電腦記事本（這些都是我常年隨身攜帶的私人物品），另外都是女人隨身用品。
這些人先把MP3播放器打開聽裏面的內容，另一個人繼續翻弄我的手提包，突然聽MP3的人像發現新大陸一樣的興奮，大聲喊到：「這裏面有法輪功的東西」，隨後他檢查數碼相機，看到有一張外國人帶著印有「真、善、忍」的帽子的照片，兩張許多東西方人穿著民族服裝舞蹈和打腰鼓的照片後對我說：「首先，你這就是違反了中國法律，你要把這裏面的東西全部刪掉，同時把電腦記事本的密碼打開，也要檢查。」我告訴他們，這是我的私人物品，他們無權亂翻。看到我的態度後，他們就強行對照片作了刪除，MP3和掌上電腦由於設置問題，他們鼓搗了一晚上也沒能刪除裏面的內容。我告誡他們，這些內容本來也是不能刪除的，誰刪了，誰就是在幹壞事。這時劉要求我寫保證書，還說他們要看我在美國的表現，否則後果自己考慮，並告訴我，如果態度不好，不悔過，我的家人也會受到牽連；其次，我還得保證不可以和國內的法輪功學員接觸。第三、必須每次回中國向他報告。我拒絕了他的無理要求，並告訴他們：「首先不會寫保證書，我是美國公民，我回來是為了看望年邁的父母，和家人一起過春節，我觸犯了中國哪一條法律？再說，我也沒有義務向你報告甚麼，你到現在也沒出示過你的證件，我不知道你代表誰，為甚麼要把我帶到這來對我進行盤問？」後來家人告訴我，在我被這夥人盤問期間，一個片警帶著三到四個自稱是國家安全局的人要對我父母家進行搜查，我弟弟要求對方出示搜查證，他們不能提供，我母親擋在門口，警察試圖要把我弟弟帶到警察局去，理由是他沒有積極配合政府工作說服我向政府交代我的行蹤。這樣持續了45分鐘，他們見無法進屋也就灰溜溜的離開了。
從下午3：30-7：30，我妹妹和妹夫也同樣被關在賓館分別審問，他們並不是法輪功修煉者。妹夫的汽車被徹底翻了一遍，甚至妹妹上廁所都有人站在她邊上。由於沒發現我妹妹和妹夫有甚麼問題，在7：30分左右讓他們回家給我弟弟帶個話，馬上到賓館來接受「談話」，不來或拖延時間後果自負等等。
晚上7：40分左右，他們示意我可以離開，但要扣留我的護照。我對他們說，不把護照還回來就不離開，同時強烈要求把我的手機還給我，我要給美國大使館打電話，他們沒有理會我的要求。在讓我和弟弟離開之前，他們無理扣留從我手提包裏搜到的新唐人電視台新年晚會的邀請函，並強行扣留我的名片，還一直試圖扣留我的護照和私人電器。直到第二天凌晨2：00，覺得實在沒撈到甚麼，才無奈的把護照和我的私人物品還給了我。
在這漫長的審問時間內，屋裏一直有四、五個人，有問話的也有做筆錄的，這期間不時有人出出進進，進來的人都給我施加不同壓力，告訴我如果不如實回答問題，不表示悔恨，不與法輪功「劃清界限」，不寫「保證書」的話，可以換一種方式，換一個地點重新審問。晚上9：00左右，進來一個人威脅我說：「告訴你，到現在還不悔過，我明天就可以把你驅逐出境，永遠不許你再回中國，你的家人有人想出國，沒門，誰也不許離開中國一步，我讓你們天各一方。」
他們軟硬兼施後，劉問到：「你有一個好的家庭，生活過的也不錯，生意也還成功，不好好過日子，沒事兒練甚麼法輪功？」我回答說：「法輪功教導我做好人，同時使我找到了人生的真諦。」我注意到，審問記錄和當時一問一答的說話過程有較大差異，有些地方完全偏離了我說話的本意，由於與事實有偏差，我擔心會被他們利用作為攻擊法輪功的宣傳資料，我拒絕簽字。看到無法使我「就範」，劉起身出去，可能請示他的上級如何辦理。
在臨走之前，劉要求我至少在我回美國前再見兩次面，我告訴他：「該說的也說了，法輪功是我一生的追求，你們不用費心搞甚麼轉化我的工作，和你們沒甚麼好說的。你們攪了我的生日並把我們家人在春節期間全部折騰一遍，我只希望你們能遠離我和我的家人。」我把劉的無理要求向美國大使館彙報了。因為正常生活受到干涉，我的未婚夫（美國本土人）為了我的安全在北京雇請了一個美國律師。
1月27日，我去拜訪了美國大使館，把情況和大使館的領事作了陳述。
1月28日，正當我在律師那裏陳述這幾天自己受到國家安全局的非法騷擾時，劉打來電話給我，要求下午見面。我說沒必要，見面可以，但必須律師在場，劉拒絕了。後來律師打電話給姓劉的，要求他到律師事務所來談，劉說那不可能，律師告訴他，如果這樣的話，他要陪同我一起去。劉告訴美國律師，他不可以這樣做，如果要請律師的話，那也得是中國律師。但劉又說，中國律師也不敢接這個案子幫你辯護。美國律師認為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有必要和我一起去。我們來到和上次同一家賓館見面地點，劉顯然沒有意識到我會和律師一起來，他們和姓趙的女便衣試圖要拆散我和律師，我告訴他們，你們和我說的任何話都可以在律師面前講，法輪功學員做事光明磊落。我們被分別安排在7樓的兩間客房。劉說我攜帶MP3的內容到中國是違反中國法律，我要他出示有關帶私人物品進關哪一條違反了中國法律，劉從桌上拿起幾張紙念道：「凡是印刷，傳播有關法輪功的任何行為都屬於違法。」我告訴他，我既沒有印刷，也沒有傳播，MP3純屬私人物品，我回國只是看望父母，只因為在美國修煉法輪功就被無理地帶到賓館，進行長達10個小時的審問。作為一個美國公民，一個守法的生意人，修煉法輪功是自己的信仰，一不反對中國政府、二也不參與政治，中國的一些人濫用手中權力，無端對善良的法輪功修煉人進行打壓，迫害，無非就是想維護它獨裁的統治，歷史會告訴人們，真象到底是甚麼。我的話使他們感到震驚，劉強忍住牙齒和麵部肌肉的抖動，大聲的說：「現在不是你請律師的時候，等你進了監獄再請，再說請美國律師沒用，這裏是中國。」另外一個便衣和美國律師說話時，顯得十分緊張，頭上滲出密密麻麻的冷汗。後來我律師說：「他們給我洗腦，我感到被帶回了文革時代，我質問他們為甚麼那麼害怕中國老百姓煉氣功，他們氣的回答不上來。」整個談話大概兩個小時，到下午5點才離開。
2月2日劉又打電話給我要求見面，我告訴他，見面沒有任何意義，是在浪費雙方的時間，再說第二天我就要回美國。劉十分氣憤，說不見面可以，但他有以下四點要求：1、回美國後，要把美國法輪功的有關行動和信息及時向他報告；2、每一次回中國必須向他報告，否則，永遠不允許進入中國；3、給我三個月時間考慮，不然的話，中國大使館將不給予我到中國的簽證，也不允許我去其它的國家，只能呆在美國；4、他說我不配合的態度已違反了中國法律，我的行為我們家人要受到牽連，任何時候我的家人想出國都不可能。最後還警告說：「我所有說的話不許和任何人講，否則你和你家人的任何後果自負。」
在美國大使館的干預，律師的幫助下和我美國的未婚夫親自到中國來參與，我安全的回到了美國。但是我家人依然受到騷擾，為了報聲平安而給父母打的電話都受到監聽，母親無法和自己遠在美國的孩子交流，因為每一句話都可能會對親人造成不可預知的災難，因為我不會為良心正義而喪失自己的人格而作中國國安的探子。
正如我的律師陳述信中說的一樣：中國[江氏集團]花費巨資訓練的國家安全局人員，不去有效的防範更多諸如謀殺、搶劫等社會犯罪問題，卻花費大量精力在我所認識的善良的平民百姓中，甚至美國公民也不放過。
在我們享受自由、平等，擁有自我人權的時候，在地球的那一邊的中國，還發生著這樣不可思議的事情，這不得不引起人們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