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即趙昕遺體火化的上午，據說是受北京公安局局長親自委託的一個人來到學校，找趙昕的家屬「談話」。此人明確告訴家屬說不能在會場放大法的音樂，悼詞、輓聯上不能有法輪功的字樣，還指著其中的一幅輓聯「待到法正乾坤時，姐妹同會在天堂」問：法正是甚麼意思？還拿出一張寫有甚麼規定的破紙佐證他的話，說據有關規定，不准公共場合宣傳法輪功，並威脅其家屬，誰做，他們就會立刻制止並抓人。後來家屬考慮學員的安全問題，同意更改悼詞及輓聯內容，但前提是公安局不能抓一個人，來去自由。公安局當時滿口承諾。但事實上後來他們在當時就抓了四個人：一位是赫毅；另一位是30幾歲的男子，他當時向遺體告別時往趙昕身上放了一張紙，上面寫了幾個字，後來被便衣跟上至路口被抓，還有兩個是外國記者，在靈車到達前即被扣押，對此，學校當時在場的有關人員事後說：「他們照兩張相怕甚麼？這有甚麼不對的呢 ？！」當時還有一個攝像的人在攝像時被發現，他的一架價值3000多美元的攝像機被收走，至今未還。事後趙昕的父母與學校有關人員交涉，希望學校能幫助同公安局聯繫一下，把抓的人放出來，索回攝像機，學校答應試試看。
此外，公安局還威脅學校不准多派車，最多允許派一輛中巴和一輛大巴，但後來學校還是頂著壓力增派了一輛車。在去八寶山的路上，靈車前面是警車開路，後面跟了至少3輛警車。在長安街上行駛時，馬路兩旁還有警車，在八寶山裏外也有許多便衣。當時我們認為就這些。但後來據人說，當時長安街戒嚴，市公安局幾乎調集了北京市所有的警力布署在那裏，而且還下令封閉所有的道路、路口等，下午2-3點之間只要是工商大學的車（車上都貼著「工商大學」四個字）就不准阻攔，一律放行，紅燈也不准有，目的是保證靈車儘快趕到八寶山，以免在路上出現「意外」。
學校迫於壓力，單方面取消了原定的追悼會，但事前並未通知趙昕家屬，所以後來在告別廳門口爭執起來。後來他們作出一些讓步，允許趙紅念悼詞，但卻只允許趙昕的親屬進入告別廳，其他人不准進去。趙昕的母親因此三次哭著出去要求叫大家進去，他們才陸陸續續放進一些人，但告別廳仍沒站滿人。趙紅念完悼詞，遺體告別儀式一完畢，趙昕的父母旋即被推上車送走，據說當時汽車從進入八寶山後就一直沒熄火，一直就在告別廳門外等著。
以上就是初步了解到的北京市公安局在這件事上的所做所為。他們抽調了大批警力，對靈車一路綠燈；在八寶山草草舉行了告別儀式，儀式完後，急忙又將趙昕家屬送回，無非是希望趙昕的事趕快完。至於說不準念悼詞等其用心更是不言自明。
據說學校為趙昕的後事幾乎投入了全部精力，而且從一開始學校的壓力就很大。學校後來雖然屈服於北京市公安局的淫威，但通過這件事，幾乎所有的教師，包括校領導，甚至學院的學生，都對公安局的蠻橫做法異常氣憤。在八寶山給學校的教職工印象最深的就是告別廳門口井然有序的大法弟子，沒有甚麼人指揮，卻自動排成兩隊，都默默地在隊伍裏站著，每人手裏拿一束菊花，不吵也不鬧，他們都覺得法輪功學員都太有規矩了。相反，他們對公安局的做法卻異常不解，說：他們想幹啥？來那麼多便衣，這些人不是都挺好的嗎？會有甚麼事呢？！當時在第二廳也有一位死者，為他送別的人對我們第三廳門口甚覺驚奇，打聽：怎麼這麼多人？這麼隆重？究竟是甚麼大幹部？我們據此認識到，當時雖然沒有發資料，悼詞也沒有多說甚麼，但大法弟子無論在甚麼環境下都必須做一個好人的嚴格要求卻時時能起到證實大法的作用，學員們井然有序的隊伍於無言中向世人展示了大法的形像，樹立了大法的威德，證實大法、洪傳大法確實不拘泥於任何一種形式。
此外，有關部門還讓學校通知所有的學生不能參加追悼會。許多學生對此也非常不理解，趙昕的學生更是不解：「我們是趙老師的學生，她是一個好老師，為甚麼不讓我們去？」而且他們也非常想進一步了解他們的趙老師為甚麼為了法輪功寧死不屈。
對於參加追悼會的學校教職工，學校並未指派甚麼，但卻去了很多，有許多教師都是主動去的，而且許多都是原來和趙昕的關係一般。以前由於學校等有關部門封鎖消息，他們對一些真相也不甚了解，但通過這件事，他們對公安局的做法也開始有所了解，對趙昕以前不理解的地方也開始理解，尤其對大法也有了新的認識，許多人主動想了解大法。
（大陸弟子供稿2000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