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就去了她家，正好她借來師父的講法錄像帶，我們每天下午六、七點聽師父講法。我半睡半醒的與她坐在電視跟前的地板上看錄像，師父講完了，我也睡醒了。然後她教我煉一套功法，每天早上我們去外面參加集體煉功。

得法後，我與丈夫、小叔子、小姑子一一和解，生活中處處為他們著想。慢慢的他們發現我變了，一致認為是法輪大法改變了我。

我曾經患有類風濕型關節炎、貧血、皮膚病，頭疼的很厲害。修煉後，從頭到腳病痛全無，性情平和，猶如改頭換面，煥然一新，完全不是原來的我了。雖然我已步入古稀之年，但感覺上比三十多歲時還有精氣神，這是法輪大法的神奇在我身上的展現。

否定病業假相，信師信法過關

二零零二年我女兒生孩子，她婆家要種地，沒有時間照顧她。我又要上班，又要照顧女兒坐月子和剛出生的外孫女，根本沒時間學法煉功，我右胳膊疼的連筷子都拿不了。去大夫朋友那去看，說讓我掄胳膊鍛煉，我覺的那是常人的辦法，不管用；又去針灸，也不管用。

A同修來找我，知道了我胳膊疼的事，她說夢見我在泥湯裏。A同修提議我們一起發正念，半小時後她放下手說：「一條大蟒蛇盤成一棟大樓那麼大，師父劃了個圈，圈裏是火，把蟒蛇吸進去化掉了。」那幾天，我女兒也在夢裏看到了如樓盤一樣高聳的大蟒蛇景象。

我突然悟到，煉功人是沒有病的。之後我白天上班，每天堅持半夜起來煉功。平時照顧家，每週日才能去A同修家。雖然胳膊還是不得勁，但我堅持和A同修一起出去發真相資料，發完回來一起煉功學法，持續了一段時間。逐漸的，我的胳膊恢復好了。我明白，再大的事也沒有修煉重要。

二零一九年我大孫子上中學，為了方便照顧他，兒子全家搬過來一起住。兒子家的保姆因為搬家後離自己家遠就不幹了，所以照顧兒子一家就成了我的責任了，這豈不是讓我又回到了當年照顧女兒坐月子沒法學法煉功的情況了？結果我這一動念，就發生了交通事故。

那天我按交通規則騎自行車，突然從旁邊出來一輛送飲料的重車將我撞倒，我當時沒有害怕。司機跳下車，看見我在車下面，我告訴司機：「你不要害怕，我沒事。」當時我給他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黨、團、隊組織）。司機把我拽了出來，我說：「你把車往後倒，取出自行車，咱們各回各家。」當時正是夏天穿半袖衣服，我左胳膊被自行車把擦破，血淋淋的。司機給老闆打電話彙報，老闆非讓司機把我送進醫院。

到了醫院，司機給我兒子打了電話，然後挨著科室做檢查。我告訴他：「心裏誠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對你對我都好。」片子顯示我的左腿、腳脖子骨頭裂縫，左胳膊肘骨折。住在醫院我沒感覺有多疼，是慈悲的師父替我承受了。

我當時不想做手術，因為僅僅受了點傷，我相信只要煉功就能好。可是兒子一夜不睡覺，非讓我做手術，我拗不過他，只好服從兒子的意見做了胳膊接骨手術。我住了二十八天醫院，每天在病床上聽法，學法，發正念，煉功只能煉第五套功法。出院後，我住到了一個同修家裏。在同修的幫助下，我慢慢恢復能煉動功了。三個月後，我就能正常做三件事了。

明白大法好，處處顯神跡

師父說：「因為你是煉正法的，一人煉功，別人要受益的。」（《轉法輪》）

二零一一年春的一天，我回到家發現母親在沙發上抽風，於是送醫院搶救。母親兩天兩夜昏迷不醒，大弟弟跟我說：「娘醒了用手摸胸部口袋；又醒一次，又用手摸胸部口袋，不知道咱娘口袋裏有甚麼好東西。」後來給母親換衣服時，一看是大法真相護身符。母親只住了九天就出院了，回到大弟家每天看新唐人電視。

二零一三年夏天，小弟來電話，說：「母親摔倒，胳膊骨折了，到醫院檢查拍片子，醫生說老人年齡大，不敢做手術，害怕下不了手術台。」我在電話裏說：「就念九字真言。」

兩個月後我回老家，鄰居對我說：「你媽就沒有骨折，骨折了人睡不著，吃不下飯。」我說：「醫院都拍片子了，是骨折了。因為我母親身上裝著『真相護身符』，她在心裏誠心敬念，所以就好的快，也不疼。」

二零一五年冬天，小妹來電話說：「母親病了，說不行就不行了，都快八十五歲，夠意思了。」我回去伺候了十幾天，母親連吃飯的勁也沒有了，她安詳的離開人世。出殯那天，我小弟天目看見母親飛起來飄走了。

除了母親之外，其他家人也深受大法的護佑。

十幾年前，我姐的二女婿在進貨的路上發生了事故，但一點都沒受傷。旁邊的人說：「回家燒高香吧，你家裏供的佛保祐你了。」其實是他已經做了三退，身上還裝著大法真相護身符。

小弟相信大法好。有一次他在工地幹活時，前邊人拉著車，小弟在後邊推，車突然失控，壓到了小弟的手，四根手指骨折。小弟將手指頭扶好，也沒上醫院，不知不覺就恢復好了。

輪迴轉世是真事，見而不信太惋惜

我丈夫老張早年當過兵，轉業後一直在體制內當幹部，早已看透共產黨的邪惡本質，中共體制就是一部絞肉機，所以他鼓勵兒子自己創業。老張是單位的書記，一九九四年分房子的時候他說：「你們抓號，剩下的就是我的。」我家房子地處市中心，哪裏的同修過來學法都方便。

老張的根基很好，有一次我與老張在家看師父的講法錄像時，他說：「我閉上眼睛看到你師父的身體是亮的，電視是黑的。」還說滿屋子都是神仙在看電視。

一九九八年九月一天的凌晨一點，老張的手不能動了，嘴是歪的。清早帶他住院檢查，醫生說是腦出血。住院期間，我給輸液的老張讀《轉法輪》，他認真的聽師父講法，身體恢復很快。醫生查病房時，指著老張對實習醫生說：「這個例子特別特殊。」後來聽老張說醫院還把他的病例報省裏去了。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後的一天，我剛進家門，看到幾個人從沙發上站起來要走，我說：「你們坐一會兒吧。」她們說自己是居委會的，早就來了，該走了。原來她們來我家裏的目地是讓老張把我看管起來，不讓我學法煉功，不給我工資卡，我連做真相資料的錢都沒有。

如果是以前的我，我肯定會豁出命和他幹的。但是我修煉以後，學會了為別人著想，老張也是迫於居委會的壓力不得已這樣做，我想我有的是辦法。老張不讓我煉功，我就半夜戴著耳機在樓道和樓頂上煉。我搬出來在客廳沙發上睡覺，一聽到老張打呼嚕，就趕緊起來煉功，一聽到臥室有動靜，就趕緊躺下。我用這種方式默默抗議。

老張見我不肯妥協，就給同修大姐（同修大姐的丈夫和老張是多年的同事）打電話，讓她來家裏勸我。沒想到，同修大姐反而把老張勸服了。從此，老張不再阻礙我學法煉功了。

二零零五年，三退大潮開始，老張明確表態退出中共的黨團隊組織。有一次老張去上級單位開會，會前有人提到「天安門自焚」偽案，老張告訴他們那都是演員演戲，糊弄老百姓，不是真的。還有一次，老張的一個戰友去世了，我和他一起去送葬。席間，老張還幫我一起給他的戰友講真相，做三退。這位去世的戰友是我們當地政法委書記，在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氏集團開始迫害大法弟子時，其他戰友都給這位書記打電話，讓他把我的名字劃掉，不許報上去。

有一天，老張跟我說：「咱們下一世還是一家人。」二零一四年十一月送暖氣的那天，早上起來老張摸了摸暖氣片，說：「來暖氣了。」然後他坐在椅子上睡著了。我出門辦了點事，回來之後叫他叫不醒。我馬上給兒子、女兒打電話送醫院搶救。到了醫院之後，大夫說老張是腦乾出血。晚上八點大夫和孩子們商量做手術的事，我在醫院走廊椅子上坐著等消息。

這時我接到C同修的電話。C同修是我的老鄉，老張經常去C同修的店裏幫忙。C同修有空就給老張背《轉法輪》，老張很愛聽，而且聽的很認真。電話裏C同修問我在哪裏，我說：「在醫院等著搶救老張。」C同修說：「我正準備打烊，聽到老張叫我的名字，說：『我走了！』」

二零一六年三月十二日，兒媳在婦產醫院生下了孫子。同一天，C同修夢到她來我家找我，看到老張紅光滿面的上樓，叫著C同修的名字說：「我活了。」C同修也很高興的說：「老張你活了！」原來老張這一世轉生成了我的小孫子。小孫子從小就認同大法，經常念九字真言。老張上一世沒有當上正法時期大法弟子，希望他這一世能在法正人間時走入修煉。

聽師父的話，做好三件事

二零一五年訴江開始了，我想當年沒趕上去天安門證實法，這次趕上了。我往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郵寄了兩份訴江狀，上面留的是我的住址。

二零一六年，我在兒子家看小孫子，把自己的房子租給了同修。派出所上門騷擾了三次，前兩次我不在。第三次敲門時，我們正在學法，警察非讓我開門，我不開。我說：「我租個房子住幾天，你們老是打擾我，都來了兩次了。我搬家真麻煩，你們別來了。」從那以後，他們再也沒來過。

老張去世後，我全身心溶入到三件事當中。我為了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時間，就把退休工資給兒子請保姆。我獨自生活，每週蒸一次包子，解決了一日三餐的問題。

我們本地有很多同修想看《明慧週刊》卻又拿不到，我就擔負起每週給同修們送《明慧週刊》的責任。每週、一、三、五送《明慧週刊》和真相資料，二、四、六參加集體學法煉功。平時坐公交、等公交、買菜的時候，走到哪裏就把真相講到哪裏，把真相資料發到哪裏。每次出去的時候都有人做三退，十幾年如一日。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使命，都有自己要兌現的誓約。經過二十六年的修煉歷程，我領悟到我的使命就像是一根線的作用，把本地的同修串聯起來，我們共同精進，跟隨師父回家。

（責任編輯：文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