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李簫在《刑事控告書》中敘述遭迫害的事實：

一九九九年九月底，我因去北京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被北京警察劫持到荒郊一個地方，兩天不給喝水吃飯，兩天後，重慶南岸區彈子石街道大佛段派出所警察王軍把我劫持到南岸區看守所非法拘留一個月，期間看守所所長譚某和警察唆使其他在押人員把我打得遍體鱗傷，我還遭受背銬、雞啄米銬等折磨。

酷刑演示：背銬

兩年勞教迫害死裏逃生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我再一次到北京信訪辦上訪，當我填完上訪表格後，再次被劫持到重慶駐京辦，十二月二十九日，我再次被大佛段派出所警察王軍非法刑拘在南岸區看守所，一個月後把我綁架到重慶女子勞教所迫害兩年。

酷刑演示：吊銬

在女子勞教所裏，一大隊隊長宋平因為我堅持「真善忍」信仰，將我吊銬在上下鋪的鐵欄杆上長達數月，還多次被關黑屋小間裏面，裏面的吸毒勞教人員也在勞教警察的安排下經常毆打辱罵我。然後常常不讓洗漱，每天只給一點點飯，導致我那段時間身體狀況非常糟糕，例假都沒有了。

中共酷刑示意圖：背銬（「蘇秦背劍」）

後來我被轉到二大隊，二大隊的大隊長余慶華知道江澤民「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殺」的政策，她在女子勞教所對法輪功學員出名的心狠手辣，她當時為了逼我放棄信仰，讓十一個吸毒勞教人員和我住一個監舍，安排他們輪流監視、迫害我，毒打和各種酷刑折磨就是家常便飯。余慶華用各種酷刑迫害我們，比如先銬上「蘇秦背劍」，再把我放倒在地上，胸口處放一個矮小的木凳子，身體所有的重量都壓在胸口木凳子上面；他們後來覺得「蘇秦背劍」折磨力度還不夠，就會在銬上「蘇秦背劍」後，把手銬掉在上下鋪鐵欄杆上長達數小時，劇烈的疼痛曾一度使我窒息，並把自己的嘴唇都咬破了都絲毫沒有感覺。也就是那個時候長時間的各種變態酷刑折磨使我落下了經常不能正常呼吸，心動過速的病根，直到現在十幾年過去了左右手腕兩側都是麻木的。

在勞教所裏面還強迫我一直蹲著，蹲著時間太長，最後我雙腳神經完全失去知覺，終於有一天我不聽使喚的雙腳在走路的時候雙膝直接磕在水泥地上，甚麼都不知道了。接下來又是長年累月的吊銬在上鋪的鐵欄杆上，雙腳長期腫脹，每天最多只能睡四、五個小時，哪怕是夏季都不准我們洗漱。

我絕食要求余慶華停止對我們的虐待和酷刑折磨，結果余慶華看到我絕食非常開心，原來是她可以用鼻飼進一步折磨我了，鼻飼的橡膠管長達數天插在喉鼻腔不取出來非常痛，每次取出來，橘色的鼻飼橡膠管上面都是滿滿的血絲混著膿液，余慶華、房姓獄醫和獄警們都異常興奮。

酷刑演示：野蠻灌食（繪畫）

有一天，他們突然把長期關禁閉的我拉到勞教所操場做肝腎、視力等體檢，居然破天荒還開車把我們法輪功學員拉到少管所拍X光檢查心肺，但絕不是關心我們的健康，我們都感到很蹊蹺。直到二零零六年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的器官牟取暴利的罪行被曝光，我才知道當時我真的是命懸一線，要是有配型成功的人，我已經不在人世了。

勞教所的酷刑迫害例子太多太多，謾罵和各種侮辱更是從來都不絕於耳的，回頭看看，勞教所的邪惡程度遠超於納粹集中營，我能活著出來真是萬幸，因為我身邊就有沒能活著出來的同修。

被洗腦班迫害致命危

二零零五年九月七日下午，重慶南岸區大佛段派出所警察張蜀軍等人將我綁架到重慶南山洗腦班迫害，短短三天時間，我就被迫害致生命垂危，他們趁很晚的時候外面沒有甚麼人，通知急救車悄悄把我拉到重慶第五人民醫院搶救。那個時候我已經處於昏迷狀態了，醒來後發現我身上、手上、腳上連接著很多檢測設備，我同時還吸著氧氣管，這種情況下我多次要求看守我的警察、協警和治療我的醫生把病歷給我，他們都拒絕了。病歷也不給我，我家裏大衣櫃抽屜裏的「解教通知書」也不翼而飛，做的那一切一切都是多麼陰暗多麼見不得人，多麼怕曝光！

丈夫被非法判刑三年

二零零九年十月，我丈夫被綁架並被判刑三年，南岸區警察抄家搶走我們的錢和電腦手機等物品，在重慶永川監獄我丈夫被迫害嚴重，無法正常行走。

我先後找永川監獄、重慶司法局、重慶監獄管理局，要求他們停止迫害我丈夫，都沒有用。永川監獄還有恃無恐，不僅不停止虐待折磨我丈夫，還跑到南岸區找到「六一零」主任，要求他們把我綁架到勞教所去，導致我被迫離家。

家人備受傷害

這些年來，我因為堅持自己的信仰，重慶國安國保、南岸區大佛段派出所和居委會長期騷擾、跟蹤、監視我，對我和我家人的恐嚇從來沒有消停過，本來身體不好的媽媽被嚇得長期處於恐懼之中，短短兩、三年時間裏新添了多種重大疾病，多次打120急救。

由於我被非法勞教，我父親單位被株連沒能評得一些獎項，單位的人把怨氣都怪在我和我父母身上，再加上江澤民一夥通過各大媒體誹謗、造謠、誣蔑法輪功，使很多不明真相的人無端仇視我們，社區還安排低保人員或者拿錢喊休息人員閒雜人員監視、跟蹤我，過年過節還跟蹤到親戚家裏去。使年邁的外公外婆非常害怕恐懼。讓我們一家人身心備受嚴重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