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現年六十二歲的王金范女士自述遭迫害部份經歷：

我叫王金范，曾是齊齊哈爾市鐵路文工團國家四級表演演員，黑龍江省藝術家協會會員，我的演技在東三省曾榮獲三等獎、全國鐵路最高獎，兩次參加齊齊哈爾市電視台大年聯歡晚會的演出。可是十幾年來，我因堅守信仰而被關入精神病院、派出所看守所各種洗腦班、雙合勞教所、黑龍江女子監獄，遭受包括性侮辱、全身通高壓電、施用迷魂藥等等酷刑折磨。

兩次被綁架到洗腦班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開始迫害法輪大法。因為我堅持修煉法輪大法，一九九九年十月，我被的單位齊鐵一中書記王敏德等人綁架到加格達奇鐵路邪黨校洗腦班。此間我被停止工作、停發工資，每天洗腦班還從我的公積金中扣十五元的所謂床費，二十天不給飯吃。我先後兩次被綁架到加格達奇鐵路邪黨校洗腦班，迫害近半年。

被綁架到精神病院迫害

我因寫信講真相給市政府信訪辦，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七日被綁架到看守所。十五天後，二零零零年正月二十八被放回家。可是當晚，又被齊鐵公安分處、分局六一零龐玉梅、教育分處、單位王敏德及我哥姐將我綁架到哈爾濱鐵路局精神病院。我頭部被掐上各種儀器所謂的檢查走形式，做個假病歷後決定送我到高頭鐵路精神病院，將家裏僅有的三千元拿來交了一年的床費。在去往高頭途中，我一直講真相，哥哥被警察指使一拳打在我腮上。

精神病院的所有房間都沒有門，走廊一側是男病房另一側是女病房。中間有一道門，待放風吸煙時就將門打開。男病人隨便出入女病房女廁所。在辦公室黑板上用半尺見方的醒目大字寫著：禁止王金范外逃！我被放到重病室，吃了兩天睡眠的藥，精神病人直勾勾的盯著，夜裏突然一女病人雙手伸進我被裏衣服裏亂摸，我大聲問她幹啥？她說找她孩子。

我被每天三次強迫吃藥，吃完藥站立半小時、檢查舌頭、讓藥化掉吸收才肯走人。別人練操我煉功，我自己到輕患病房，大夫攆我回重病室，我不從。大夫叫來四個男病患：抬她走；放倒；抬胳膊腿；放下！突然放手我被懸空摔在地上。我剛被吃完藥，一陣眩暈，坐在床上雙手把住床，床都翻個，她們又給我打了一針，睡了一覺才緩過來。

第十五天時，護士告知：明天要有外請專家及院領導要對你重新鑑定。在大廳裏圓桌周圍有上百人，書記、院長、護士、專家任何人都可以向我提出問題由我解答，有時搶問，我皆對答如流，鑑定從上午八點進行到下午一點。院長說：「你這個頭腦思維太了不得了，甚麼問題都沒難住你，一切已經很明瞭了。」院長將我帶到一間辦公室說：「大家都可以證明你不是精神病，可以放你回去，但需要單位來接你。」

翌日，因單位、家人不接，精神病院開車將我送回學校，學校不接收，醫院又將我送回家。

我被精神病院迫害期間，只有十三歲的孩子自己在家生活，做一鍋飯菜吃兩天，經常不吃或吃餿飯。學校一旦有真相標語就說是她貼的。警察到學校去審孩子逼她「轉化」，齊鐵六中校長、老師經常找她談話，不讓上課，被罰在走廊和操場站著，還必須參加考試，成績不好就污衊大法。

雙合勞教所的罪惡

酷刑演示：背銬

二零零零年七月十六日，我因看大法師父的經文而被綁架到北居宅派出所，遭警察謾罵、毆打、搧耳光、按住頭用手砍脖子、將我左右手上下背後反銬（蘇秦背劍）。我大汗淋漓順著髮絲滴在地上，一警察抓住銬子將我拽起來立在地中間，一腳將我踹到對面牆上，再將我扯起來再踹到另一面牆上，如此反覆後，他又跑到我身後雙手抓住銬子身體懸空打提溜，我疼的大叫。半夜十分將我送到第二看守所。看守所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已人滿為患，床上地上都是人。十天後我被非法勞教一年，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六日，我被劫持到齊齊哈爾市雙合勞教所。

在雙合勞教所，因法輪功學員集體煉功，我和許佳玉被關入小號，實為廢棄的雞舍。冬天窗戶無玻璃釘塊塑料布，風一吹呼啦啦的響，夏天蚊蟲叮咬老鼠亂竄。

勞教所將我們十八位拒絕轉化的學員長期關押在一個大房間裏。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一群武裝男女警察都拎著電棍朝監舍走來。他們衝進室內亂搜一氣，打罵撕扯亂作一團。學員時淑芳、劉守榮、沈子力（已被迫害致死）、我被分別銬在各室，沈子力嘴被封上膠帶。其餘學員也都獨自分別關在樓下一室，由刑事犯監管。

哈爾濱戒毒所對大法學員下藥

五月二十四日，我、楊淑蘭、盛奕、崔學敏、張際秋、許佳玉六位學員被雙合勞教所用車劫持到黑龍江省哈爾濱戒毒所繼續迫害。到戒毒所卸行李時，戒毒所警察對雙合勞教所警察承諾：沒事兒，就幾天的事兒。我們分別被關押在樓上樓下的單獨房間裏，不許出屋，每天有很多被邪黨欺騙施迷魂藥而轉化的幫兇學員，用邪悟理論企圖「轉化」我，我不聽，就逼我坐小板凳，我不坐，她們就靠在我身上、坐在我腿上、貼在我耳邊講污衊之詞，我就站起來大聲背《論語》。每天都有幾伙邪悟的人在「轉化」我，我常常是喝了瓶子裏灌的涼水或喝了粥湯之後，很快就會感到急劇腹痛，緊接著開始拉肚子，拉出的是像稀水一樣的東西，我知道這是惡徒把藥下到這裏邊了。

一天，她們為了搜經文將我們幾位法輪功學員帶到浴池洗澡時，許佳玉說很多人圍攻她，給她吃月牙形、五角形、粉色藍色的藥片。許佳玉說：「我吃，我不怕！」當著她們的面就將藥片吃了。隔了四十分鐘左右，她們說：「差不多了，讓她寫。」她們讓許躺在她們身上，拿來一張紙，胡說甚麼這張紙是生命你要珍惜云云。許將紙撕了，她們驚訝的問：「你怎麼撕了呢？」許說：「你們演完了吧？演夠了吧？」。後來就給我們六人都弄到樓上，我、盛奕、楊淑蘭三人在一起，不讓被矇騙轉化的學員與我們接觸，這時已經有被騙的幾十個學員嚴正聲明拒絕「轉化」，堅定修煉！眾多學員陸續從新修煉！

雙合勞教所被勞教局批評「轉化」不力，因而將我們六位學員弄到戒毒所施用迷魂藥，結果陰謀徹底破產了。八月初，戒毒所只好將我們六位學員接回雙合勞教所。

我於二零零一年十月十四日從勞教所出獄。

遭北居宅派出所警察綁鐵椅、電擊

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九日上午十一點多，警察欲綁架我先到學校把孩子挾持，欲用孩子鑰匙開門，孩子進樓道就往樓上跑：媽媽別開門警察抓你來了！警察幾步上來捂住她的嘴將她拖下樓弄到北居宅派出所。警察敲門、掐斷電話線不讓我與外界聯繫，防暴大隊在樓下鋪上防跳樓墊子，人山人海。我將窗子打開：「把我女兒弄哪裏去了？我們母女修煉大法做好人沒有錯！」我開始向眾人講中共邪黨如何迫害我們母女的大量事實。他們弄來電鋸欲將門破開時我將門打開，我受了傷，他們將我送到醫院手術。大夫都知道我是當地的優秀演員很同情我的境遇，我向他們述說我遭受的迫害。警察一直看著醫生縫合傷口，手術室門口一直有警察把守，送我進病房時大夫呵斥警察：她都用呼吸機了你們還對她這樣？！之後他們將我送到北居宅派出所。兩個一瘦高一矮胖警察先將髒抹布塞到我嘴上，用長條毛巾勒住嘴，我的右手有傷未銬，瘦高警察雙手捏住我的乳房在屋子轉圈侮辱我；用盛水的礦泉水瓶打我的眼睛；又將我按到椅子上，前面放一板凳，把我雙腳放到板凳上，先用棍子後用鞋打我的腿、腳；矮胖子將我的頭仰到椅子背後，用拳頭猛擊我的頭，高個子就無恥的坐在我的恥骨上，前後晃悠，對我猥褻耍流氓，只是穿著衣服而已。我的腿腳腫大、鞋穿不上、不能行走。鐵鋒刑警大隊重案組組長孫彥彬半夜進來：「行了，今天到這吧，明天再審，動靜太大，樓上還有住戶呢，咱們去吃夜宵。」高個子餘興未減：別的，再打一會兒就說了。

翌日，我被帶到鐵鋒區南浦路刑警大隊。帶到一間沒有窗戶的黑屋，警察醉醺醺的拎著皮帶要抽我：「不信你不說，到這裏你喊吧，不怕你喊，甚麼都沒用。」這時這人被叫走說明天再審。爛醉的警察：「看你到底有多大剛。我們打人不留痕跡，一個刑事犯被打的外面沒有傷，可兩條腿已經廢了。」隔壁傳來被刑訊逼供的男學員宋安宇一聲聲撕心裂肺的慘叫。夜裏我昏了過去，一塊地面磚上全是血。他們早上發現我躺在血泊中將我送到公安醫院搶救。我全身青紫、雙腳是黑的。醫院內科劉主任外科林昌權主任說我內傷太重太重，裏邊零件都壞了，腦皮全都離腦瓜骨了，頭部傷口就六個一直滲血。三、四天後市公安局來電話：「怎麼樣？我們去提王某某。」林主任：「現在不行，她還未脫離危險期，隨時隨地可能死亡。」公安局閆局長：「死個法輪功算甚麼？她死了不用你負責。」林主任：「那不行，她在我這就是我的病人，我得對她的生命負責，我不管她是甚麼人！」一天晚上我在觀察室，呼呼啦啦湧進走廊一群人吵吵嚷嚷的，有個警察進來滿手是血，問晝夜看管我的警察：「有水嗎？洗洗手。」警察問：「你的手咋那麼多血呢？」那個警察罵罵咧咧的：「去抓法輪功，他從二樓往下跳，讓我一槍給撂那了，他腿再快還有我的子彈快呀。」兩天後他們把我拖回刑警大隊，讓我坐在鐵椅子上，在我身體極度衰弱的情況下身體雙腿雙腳五花大綁，在我兩個拇指上套上銅鐵片圈，用螺絲擰緊，銅圈連著電線，再推上電閘：我衰弱的耷拉著頭且綁緊的身體在電流衝擊下像火苗子一樣往上竄。停下電後他們對照早已寫好的所謂發了多少光盤、傳單的黑材料：「不夠一百不夠判，得給她整夠數，好判她。」寫完了就將奄奄一息的我的手抓過來按手印。之後將我送至看守所。

人間魔窟──黑龍江女子監獄

中共酷刑示意圖：鎖地環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我被送到哈爾濱的黑龍江女子監獄。檢查身體時拒收，看守所用錢賄賂監獄才收下。我因不背報告詞被叫進辦公室。門開著，王小麗、呂晶華大隊長：「你喊報告詞進來。」一把將我扯進去，她倆一頓毒打，將我打抽了，緩過來送到小號銬在地環上。我的心臟病發作獄醫常來檢查，血壓高達二百三、四。「給你送到九監區嚴管，你參不參加勞動？」「我不幹活。」「為甚麼？」「我沒有犯罪！」「你必須幹活！」「沒罪，不幹。」漸漸的我心臟衰竭癱倒地上，抽搐，獄醫來扎人中、扎腳心、打針、毫無知覺。待緩過來她們將我送到嚴管的九監區。因拒絕勞役，副大隊長閆玉華、鄭傑罰我蹲，不分晝夜。蹲了六十多小時後腦血栓症狀、半身麻木、摔跟頭。北方寒冷的三九天她們謊稱所謂的拉練，讓法輪功學員穿著單衣往外拉人。不走就拽著腿拖出去，手腳凍的黑紫無知覺。一日她們瘋狂的將生產監區學員往轉化監區抬人，學員都不讓抬，一學員衝過去抓住電閘：「誰再抬人，我就……」全監區五十多位法輪功學員都坐在地上立掌發正念，刑事犯與警察都在外圍站著。我與王玉卓找閆大隊長言辭制止迫害，她們收斂了惡行。

過年時她們讓我唱歌，全監區所有法輪功學員、警察、刑事犯都在場。我拿起話筒：「首先問候我遠在美國的師父，祝師父過年好！」法輪功學員熱烈鼓掌。警察催我唱歌，我純正的歌聲在大廳迴盪，在場的人都熱烈鼓掌。一日，警察、刑事犯人攙著我去獄醫院檢查：心肌缺血，心臟嚴重衰竭，用梅花針敲腿，血順著腿流淌，我絲毫沒有感覺，獄醫告訴警察：「別再動她了，下一步就是腦出血搶救都來不及。」自此刑事犯不再謾罵逼著幹活了，將我送到病號監區。

中共酷刑示意圖：澆涼水

在病號監區一個五大三粗的刑事犯夏桂賢專門吃喝法輪功學員的食品，不給就搶經文、打罵。一天因學員未給她食物，她就站在水房大罵師父和法，我前去阻止，她說：「你還敢接茬？」將一盆冷水從我頭頂灌到腳，還揪著我頭髮毒打，用臉盆砍、扯頭髮扯倒後就踹我，拽住頭髮往水房外面拖。法輪功學員跑來拉她，她還死死的揪住我頭髮拖出很遠才放手。學員將我扶回屋，身體濕透，高血壓猛升、發高燒。我強烈要求警察把她押小號，否則我就報告獄長，她長期如此囂張都是你們縱容所致。警察藉口說她是精神病她們也拿她沒辦法。我說那她為甚麼不如此對待你們呢？自此將夏調離。

二零零六年將我調入二監區，我開始不穿囚服，警察刑事犯：用甚麼辦法也得讓你穿上。我說：「我以後的事早和孩子交待好了，我用生命來完成這件事情。」後來整個監區法輪功學員都不穿囚服了。

二零一二年三月五日，我還有一個多月到期，她們讓我到九監區圖謀轉化我，我堅決不去。九監區的警察與十來個犯人進來一把將我從床上拖到地上，我高喊「法輪大法好！」她們用毛巾勒脖子讓我上不來氣兒，我沒聲也沒氣兒了，她們拿下毛巾用膠帶將我的嘴和頭封上，把手像手捧子一樣用膠帶纏上，將我用床單兜著抬到四樓的九監區。一進屋就是一頓拳打腳踢，上束縛帶，捆在上下鋪的鐵柱上，又用膠帶將我上身與床纏在一起，將小腿和床纏在一起，不讓睡覺、不讓上廁所、強迫給我穿上囚服，強迫坐兒童小板凳，活動範圍只能在一塊地面磚裏，腰必須挺直，抬頭，雙手放在膝蓋上坐軍姿。做我的轉化工作，往我身上粘滿罵師父的紙條，還有用筆寫的、用舊報紙寫的謾罵師父和大法的廢舊報紙堆滿我左右。我坐在那裏不住的摔跟頭，她們就強行按住、把住、還有扒眼皮的、揪耳朵的。我被折磨的已經出現幻覺：牆上的霉點子都是會動的小人兒；氈底鞋的絨毛有一寸多長。她們又給我捆到床上，腳腫的厚厚的，第二天我感到不行了，她們趁機：「你不用寫別的只寫不煉了就行，若不寫，出獄就直接給你送到洗腦班，那裏手段更多。」高壓下我屈服了。寫完她們將我放下，可以躺下睡覺了，可是根本睡不著。明明知道大法是我生命信守的真理，竟違心的違背自己的意志，其痛楚生不如死！我坐小板凳屁股已經坐爛了，肉痂比銅錢還厚，只能趴著睡，內心裏只想著如何挽回損失：「我怎麼進來的就怎麼出去，無論前方面臨的是甚麼！即便是死亡，我也不能苟且偷生。」我兜裏存放一塊兒白布，一直沒被她們搜走，牙筒裏有隻筆。我每天趴在鋪上，左右晝夜有看管人員來回走動，我有時只寫一個字就不得不將布和筆藏起來。就這樣僅僅幾個字的嚴正聲明竟用了近十天的時間。四月十一日，恰好孫大隊帶著民工來監舍整修房子，我將孫攔住，將兜裏那塊寫著嚴正聲明的布條親自交給她。她走後將所有刑事犯一頓大罵，說她們那個月的得分全都沒有。刑事犯回來叫囂：「從現在開始二十四小時不讓你睡覺，看我怎麼收拾你！」我就橫下一條心，不管送到哪裏，誓死不改志。刑事犯當著我的面將那個嚴正聲明的布條撕了：「看到了吧，你寫這個也沒用，不算。」我開始絕食抗議！一天，孫大隊拿來紙讓我重新按著布上的話寫，寫完後她說給我裝到檔案裏。自此我可以每晚十二點後睡半宿覺。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我由刑事犯攙扶著走出監舍和監獄大門，我的腳邁不上車的台階，家人連推帶拽的將我弄上車，終於回到我久別的有些陌生了的家。

後記

出獄後，我早已被單位開除公職，身份證、低保都不給辦理。單位領導給北居宅派出所打電話要求給我辦理低保，派出所所長：「不給她辦！她是國外特別關注的人，你別往裏摻和此事！」我年逾半百，靠打工艱難維持生計，我雖走出監獄，但對我的身心迫害並未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