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在家中被河南省公安、許昌市公安局、南關派出所等一、二十名警察以訴江為由，闖到張花香家中非法抄家，並將張花香劫持到許昌市看守所非法拘留了十六天。

以下是六十三歲的張花香在《刑事控告書》中敘述妹妹遭迫害的事實：

我妹妹叫張花芬，去世那一年剛滿四十五歲，是許昌縣煙草公司的職工。在煉法輪功之前，身體多病，性格孤僻。自從一九九八年二月開始修煉法輪功以來，性格活潑開朗，身體健康，家庭和睦，工作幹的也很出色，是一個人人羨慕幸福美滿的三口之家。

可是從一九九九年七月，我妹妹在江澤民一意孤行開始迫害法輪功後，被其「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的泯滅人性的迫害政策中家破人亡。

我妹妹家裏的電話被監控，公安局警察多次去抄她家，二零零零年六月，我妹妹被非法關押市拘留所半個月，二零零一年六月被關進洗腦班一星期，二零零二年被非法關押縣拘留所一個月，被市「六一零」頭子苗仲愷煽大耳光。二零零三年三月單位怕文明單位受影響，又要她寫保證，在甚麼書上簽字，不簽就逼著寫辭職書，並說不寫就讓她全家都停職做她的工作，一下午單位幾個人以威脅、恐嚇逼迫簽字，不簽就送公安局。回到家她丈夫又恨有怕，和我妹妹吵架，說他要出去，這日子沒法過，怕失去工作。我妹妹面對各方面的壓力（社會的、公安局的、單位的、家庭的）覺得無法承受。就離家出走了。從此給我們全家帶來了很大的痛苦，一走杳無音信，我媽在家哭，見人就哭。妹的單位要我們家每天分頭找我妹妹回來，還要每天彙報。我們兄弟姐妹幾家的電話都被監控，警察開著警車在各鄉鎮用車上喇叭通緝找我妹妹，給我們全家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傷害，特別是老母親，由於擔心害怕，思念我妹妹，第二年得了腦血栓偏癱，失去了生活自理的能力，加重了我們全家人精神和經濟的雙重負擔。

其實我妹妹在外邊更是顛沛流離，沒有身份證，只靠打零工維持，生活艱難，又不敢回家，每天思念我那年邁的母親和她那年幼的兒子，生活也無著落，在極度恐懼的精神壓力下，她也得了腦血栓，無錢醫治，病情越來越嚴重，在外邊無法生存的痛苦折磨下，拖著病體艱難的回來了。我們把她送醫院治療。就在住院的第二天，公安局去了幾個人，要我妹妹簽了幾張字，據說還有逮捕證。

在這期間，她的丈夫怕被牽連，怕我妹妹住院花錢，一概不管不問，出院了也不讓進家，並提出離婚，妹妹的兒子也因受中共謊言蠱惑及株連政策，對我妹妹充滿仇恨，說影響了他考公務員、當兵找工作了等等。二零一三年三月份，他們通過在法院找熟人，強行逼我妹妹離了婚。

我妹妹回家後，沒人敢去看她，因為一去看她，就遭人彙報。就連我舅母去看她兩次，還被人告到政法委，說是法輪功聯繫了，就有人來威脅我妹妹。在這期間，公安局警察幾乎三天兩天就通知我弟弟帶著我妹妹去公安局提審。由於我妹妹精神上受到沉重打擊，再加上腦血栓，思維不太清楚，回答問題遲鈍，他們就會訓我妹妹一頓，還叫「明天再來」。就在我母親喪事期間，檢察院也不放過，還要我弟弟帶我妹妹去檢察院提審。就這樣，我妹妹拖著偏癱的身體，在我弟的攙扶下，一次次去公安局、檢察院受辱。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份，檢察院又通知我弟帶我妹妹去，給了我妹妹一張非法起訴通知書，還說：「案子沒有完，公安局、檢察院會不定時的去你家搜查，你隨時配合我們。」也就在二零一四年三月份，我妹妹在極度恐惑、痛苦、無助下，走完了她年僅四十五歲的生命進程。

我妹妹是一個善良樸實的人，她按照真、善、忍的標準做好人，工作兢兢業業，哪個領導都說「工作幹的沒說的」，二十多人的煙站，就她一個是一級員工。可是就是這麼一個人人都稱讚的好人，不僅遭受了那麼的迫害，連我們給她請的兩個保姆，都因為中共對法輪功的污衊宣傳而不辭而別，導致我妹妹去世兩天才被發現。

這都是江澤民「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的迫害政策造成的。我特向最高檢察院提出申訴，強烈要求最高檢察院為民伸冤，為民除害，匡扶正義，懲治元凶江澤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