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脅迫所有人參與迫害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九日，我因到北京天安門廣場為大法說句公道話，被非法關押在北京朝陽看守所。因不報姓名與地址，在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底，被警察用大客車拉到天津武清看守所，同車都是大法弟子，都是沒報姓名與地址的，好像還不止我坐的這一輛車。

當天有官員對每個大法弟子談話，目的是想知道真實的姓名、地址。過程中那些武警被命令要求打大法弟子，我看到很多武警很不願意打我們，他們說這是命令沒辦法，也說我們家裏也有煉法輪功的，是很好的功，所以這些武警就走走形式。但也有極少的武警發了狠的打大法弟子。和我關在一起的一名大法弟子，被打得昏迷抬進牢房。第二天同修醒來後，我們交流了一下，他告訴我，如果報了姓名會連累家鄉相關人員的，他為了不連累別人受處罰而不報姓名。在這批大法弟子中很多都是這樣的想法，都沒有報姓名。

當時因有官員聽我的修煉體會，所以我報了真實姓名、地址。二天後，當地警員和單位領導就到天津武清看守所把我帶回上海，後被非法勞教二年。我不知這些沒報姓名、地址的大法弟子後來怎樣了？後來我知道，因我到北京，領導和片警確實都被扣了當月獎金。

（二）建立活摘器官檔案庫

二零零一年在大豐勞教所（上海勞教所二零零二年之前就在江蘇大豐農場），我已不記得是在哪個月了，記得那時天還是比較冷，有一批穿著警服的醫生來到勞教所，對大法弟子身體做了全面檢查，對一般勞教人員不做檢查。

檢查過程中，連大法弟子的家人有甚麼大病都要問清楚，幾乎所有項目都做了檢查，還要問過去的病史，還檢查皮膚，還問得過甚麼皮膚病？現在知道，這很可能是在建立活摘器官檔案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