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丹近日回中國幫助父親辦理好了來美的一切手續。「這一次我本來非常高興，非常樂觀，有了護照，一切移民手續也都辦妥了，以為一定能把爸爸接出來。」王曉丹說：「但是出關的時候，在沒有任何理由的情況下，他們就把爸爸的護照給剪掉了，海關說護照是公安內部給取消的。」

王曉丹再一次失去了父親的音訊，在回美的機場，她的眼睛失神地望著遠方，小聲說：「他沒有告訴我他要去哪裏，我又找不到他了。」

以下是王治文本人8月7日記述的他出獄以後一些情況。

王曉丹（右）18歲離開父親（中），18年後的2016年才與父親在中國重逢，可是幸福是那麼短暫。左一為王曉丹的丈夫傑夫。（王曉丹提供）

我叫王治文，現把出獄以後一些情況簡述一下。

我於2014年10月18日出來，被公安部門直接拉到昌平的洗腦班（西城區法制學習班），於2014年10月25日回到家中。

家的環境周圍的變化：在出入的路線上安置了四個攝像的監控器（紅外線），據了解在居住的樓的對面的水泵房內是他們的監視點，每天有倆人值班，是國安系統的安排。他們可隨時了解到我與誰接觸，周圍的鄰居對此情況很清楚。

另外，把我作為「維穩」重點的還有社區居委會、物業，他們也會再部署下去做他們的事情。

當然他們的監控也表現在對電話的竊聽、對我本人的跟蹤，在一些他們認定的「敏感」時間都會有安排。這樣的方式不僅對本人生活造成了騷擾，生活環境方面也人為的使周圍的百姓形成一些隔膜。

我恢復自由後，一直有與我女兒王曉丹團聚的想法，由於特殊的原因，只有我申請辦理護照去美國來實現團聚。公安人員了解我的想法。

2014年11月份，我曾經到（北京）西城區出入境管理處去辦理，沒有被受理。他們只是口頭說明不給辦理的原因，說剝權期間不給辦理，在網上沒查到這個規定。

隨著時間的推移，形勢有了一些變化，2016年1月份通過了網上申請並正式辦理了中國護照，開始了辦理去美國與女兒王曉丹團聚的過程。

中間的幾個環節出現了公安的干擾：

（1）2016年2、3月份，西城月壇派出所李亞軍、王同利警官來到家中問到護照一事，要求我把護照交給他們，使用時跟他們要，我認為沒有必要，拒絕了。李警官在電話聯繫後，提出他們的領導要跟我談一談，地點在派出所。我的想法是我現在回答就是我的態度，你可以向上反映，我沒有必要去派出所，如果要談可以到我家中。我向他說明的是：我辦理護照是走正式途徑，過去不能辦，現在辦理了，肯定是合法的。

（2）再一次要護照我拒絕後，他們講由於我不同意交給他們，「已經把你的護照給註銷了」。

（3）2016年7月份，公安部署的監控人員加強了力度，由遠距離到近距離到不離左右，每班倆人，日夜有崗。我買菜、散步，就在左右；我理髮他們也在理髮店中；我出去辦事，他們寸步不離，甚至走過來說：「今天去哪？」已經熟悉到這個程度。

（4）7月31日（星期日）上午10:00左右，來了四個人，分別是西城分局劉某某警官、月壇派出所的副所長、王同利警官、一個孫姓警官，由劉警官主談。劉說：「你要出國，根據規定剝權不能出國。今後你要離開北京需向派出所申請。」我聲明：「你們監控是你們的事情，我不認同你們的說法。辦理護照，由不能辦，到正式拿到護照，其中怎麼回事，你們應該問你們的上司──是合法的。關於剝權的說法，也沒有你們所說的規定，網上都有，如果真有甚麼規定由你們提供文件。」

劉姓警官講到，到我這裏進行溝通，講清一些事情，已經是他們做事的「最底的底線」了。我也在談話中講到：「你們實行的包夾方式，跟人講話就會拍照，嚴重干擾我的生活。」他們講，可以向上反映。

（5）7月31日晚我離開了他們的視線（當時有三個人值班、跟出），開始我的辦簽證之旅（廣州）。

在廣州體檢中心受到了國安系統眼線的跟蹤。在廣州領事館辦理出國簽證後，住地受到了監視。8月5日晚9:00～11:00之間，當地派出所和其他二十餘人來到租房門口，房東出面到租房內查看，藉口是有十餘人搞非法活動，後經陪同人員嚴正的拒絕，沒有進一步擴大事態。

（6）我於8月6日上午出發，帶著全部合法的文件、資料，包括護照、美國簽證，到邊境辦理離境手續時，海關人員對護照要進行核查，後說：「你是否丟失過護照？網上給予註銷。」又說：「註銷沒有註明原因，是公安內部註銷。」

這次辦理到美國與女兒王曉丹團聚的簽證是個漫長的過程，不僅要有資料的準備，也要經濟上的投入；有家人的期盼，更有很多人的關注、幫助和相關部門的支持，在公安部門一己的做法下，竟是成了這樣的結局。

我只是簡單的述說一下這個過程。這樣的公安、國安系統的一些人，為了一件很普通的移民團聚之事，動用國家機器的系統力量，採用的手段不光明，讓人側目。

我再次聲明，去美國與女兒團聚、生活在一起是我的願望。我整個辦理過程合乎程序，取得的證件是合法的。這是中國社會中發生的實際事情，請大家關注。

王治文
2016年8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