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檢法、「六一零」這些地方，一般百姓很難進去。我每次都智慧的進去救人。

二零一四年，我們本地有兩位老年同修被本縣國保警察綁架，一位被營救出來了，另一位仍然被非法關押著。我針對這件事寫了勸善信，大量複印，寫好信封，一封封裝好，都寫「領導」收，以便於普發。一天，我挎著一包信到縣政府大樓，門衛不讓進，問我幹甚麼？我說我有個人問題，非要找某某領導。門衛說我簽名才讓進，我就簽了名。進去後我就開始發勸善信，從四樓發到一樓，只要門開了我就進去，沒人的我就把信放在辦公桌上，有人的我就親自交到他的手裏，有的人當場拆開看，還說謝謝。當發到第十九封信時，正好是六一零辦公室，我就被綁架到國保大隊了。

這個國保大隊的頭目是個迫害法輪功多年的警察，他問我信是誰寫的？我說是我自己寫的。他不信，要我當面寫給他看，我就寫給他看，他一看字跡吻合，就不讓我寫了。他又問信封是誰寫的？我說：「我一個婆婆，沒甚麼文化，為了尊重領導，請一個過路的女士將信封寫漂亮一點，不好嗎？信也是勸善信，你看看。」於是我當場向他勸善，並發正念，善心加上正念，一下滅掉了他背後的邪惡因素，最後他說：本想拘留你十五天的。你走吧，我要去做客了。我還想多說，卻被他硬推了出來，最後安全回家。

二零一五年夏天，一位老年同修外出貼真相不乾膠時被綁架，非法關押七個多月，　警察揚言要非法判刑。我想，一定要否定邪惡的迫害，一定要營救同修出來，一定要救參與迫害的警察和法官。在一個冰封寒凍、風雨交加的上午，我邀這位被迫害同修的妻子到看守所去要人。心想：要碰到那位認識的看守所警察就好了，這個警察早已明真相、三退了。結果一到看守所，看見那位警察正在大門口玩手機，我就跟他打招呼說：「今天心想事成了，想見你，你在這等候著。」接著我說明要人的來意，要他把同修帶出來看看，我們送棉衣來了。他說今天不是他當班。他告訴我們，同修身上都吊個了尿袋子一個多星期了，情況也給上面報告了，沒生效。我問找誰？他給我們指了路。我們就轉身找了看守所一把手，給他講真相勸善。他說案子在法院，又叫我們找法院。我們就找法院反映情況，要求立即放人，不然出了問題誰負責？法院又推，說要看守所一把手來報告和證實。我們又返到看守所說明此事，直到看守所一把手答應辦理才離開。我們跑了半天，汗水濕透內衣，寒風吹僵了手臉，但心裏感到熱呼呼的，因為我們辦了實事，做了我們應該做的。在師父的安排下，在當地同修整體配合下，第三天，被非法關押的那位同修回到家中，否定了邪惡的安排。

二零一六年春天，想到我縣迫害仍然嚴重，國保大隊的幾個警察多年來積極參與迫害法輪功，表現很邪惡，儘管我們給他們講過多次真相，但效果不佳，我就想去救他們。他們在公安局大樓裏，電子門是被門衛看著的，不讓進。怎麼進去呢？正好我拾到了一部智能手機，沒找到失主。我就邀了一個同修，帶著這部手機來到公安局。門衛把守不讓進，我就說我拾到了東西需交公安局，就讓我們簽字後進去了。我倆直接進到國保大隊辦公室，看見長期迫害我和同修的副大隊長正在裏面，我直呼其名，他驚訝地望著我，問我怎麼進來的？幹啥？我說：我拾到一部一千多元的手機，聽說拾到東西要交警察，我只認得你們，特來交給你們。他立即站起來說：哎呀，我佩服你們，拾金不昧，我向你們敬個禮。他恭恭敬敬向我們敬個禮，叫我們坐。我們就開始給他講真相、勸善，要回被搶去的大法書，勸他不要再迫害大法弟子。他指著攝象頭，有點害怕。我知道是他背後的邪惡害怕，大法弟子在他們面前，邪惡當然害怕。但是我們正念正行，邪惡瞬間就被解體，他不怎麼害怕了，還告訴我國保大隊的幾個正、副職領導的辦公室所在，要我們也去講講。我們去了，他們都不在。副隊長又告訴我手機應該交到派出所。這時我悟到，是師父的安排，要我們到派出所救人。

我們又到派出所，他們同樣敬佩我們，要我們簽名。我說我們學大法的不留名。借此機會，我們對片警堂堂正正講了大法真相，他們恭恭敬敬送我們出來。

我想到了師父說的法「用理智去證實法、用智慧去講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與救度世人，這就是在建立覺者的威德。」[1]以往我硬闖進去講真相，曾被國保警察打罵，遍體鱗傷出來，講真相的效果也不好；用智慧、慈悲去救他們，邪惡解體，他們又敬佩又道謝的恭送我們出來。這真是不一樣。

註﹕
[1]李洪志師父經文：《精進要旨二》〈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