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三日，楊建良向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起訴掀起這場迫害的元凶江澤民。

楊建良，男，四十九歲，大學畢業，是單位具有工程師職稱的技術人員。一九九八年初，通過同事介紹開始修煉法輪功。作為法輪功修煉者，他變得更善良、寬容、真誠；身體健康，工作起來精力充沛。因為按照「真、善、忍」的理念做人，善待家人和周圍的同事、親朋，工作兢兢業業，默默無聞，不計較個人得失，看淡名利，是大家公認的好人。

下面是楊建良先生在《刑事控告狀》敘述的遭中共江澤民一夥迫害的事實。

一、被非法軟禁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後，隨著江澤民流氓集團的迫害升級，一批批法輪功學員陸陸續續走上了去北京上訪之路，爭取還李洪志師父清白，還法輪大法清白。

二零零零年「十一」放假期間，我們公司兩位法輪功學員因去北京上訪而被遣返回保定，並被非法關押在保定看守所。我們單位領導知道後，因江澤民的株連政策，怕自己的烏紗帽不保，就給我家裏去電話，看看我在不在家，結果不在家，他們著急了。等我十月四日晚回來後的第二天上午，就被保定天鵝化纖集團公司綁架到單位給軟禁了起來。期間，無論是吃飯還是睡覺，還是去廁所，還是去買飯，都由兩三個人看管，沒有自由。逼得我的老父親從一百多里的老家趕來看我，甚至給我跪下求我放棄修煉法輪功，我大哥也從幾百公里的外地、二哥和弟弟也從老家趕來勸我放棄修煉，岳父、愛人、孩子也來看我，最終我沒有答應他們，堅持修煉到底。

公司黨委書記徐佔山、紀委書記宋學明指使本單位書記李厚讓我們寫檢查，談認識，我們就寫了法輪大法如何好，如何能使道德回升、身體健康等證實大法好的內容，他們看後勃然大怒，最後通牒如果不寫檢查就送新市區公安分局如何如何……結果，我被開除黨籍，並在公司報紙、電視台上刊登報導，搞得轟轟烈烈的，這是迫於江澤民的壓力下的自保。我們被非法軟禁一直到十月十三日的十五屆五中全會閉幕，總共十天，第二天才讓正常上班。

二、被非法送精神病醫院

二零零一年三月初，「兩會」召開前夕，公司迫於上邊的壓力，又要寫認識，承諾不去北京，我沒有答應。難道作為一名中國公民連去北京的權利都沒有嗎？！

二月二十五日，星期天在家休息，單位找到家裏又要寫，我不同意。單位書記李建國給公司打電話，說只要在電話裏說「不去北京」就可以了。我沒同意，我說我有人身自由。他們經請示公司領導，四、五個人強行要把我送新市區公安分局，在下樓時，迫於壓力和對他們的抗議，我頭撞牆了（編者註﹕這是中共迫害造成的，但大法弟子在任何嚴酷的情況下反迫害都要理智、平和。），當時倒在地上。即使這樣，他們還不放手，強行把我抬到停在樓下的車上，先送到公司醫院，後來不曉得他們怎麼商量的，當晚就把我非法送到了河北省第六人民醫院──精神病醫院。

中共酷刑示意圖：銬在床上

他們把我帶到病房，並非法把我的四肢捆綁在床上不能動彈。深夜，他們又讓其他精神病人摁著我強行抽了一大針管血。第二天星期一上班，主任領著醫生、護士長、護士查房，問我為甚麼信仰法輪功？我就給她講，你我都是有學歷的人，誰也不會輕易相信甚麼，法輪功讓人道德回升做好人，祛病健身，再說國家允許信仰自由。她點點頭，接著又問天安門自焚是怎麼回事？我就給她講天安門自焚是假的，你想身上著火了，可頭髮和存放汽油的雪碧瓶卻沒事，而且王進東的盤腿方式也不對。她問怎麼盤？我平時腿很硬，可當時一盤就上去了。她明白了，又讓我煉動功給她看，當時圍著我看的醫生、護士長、護士得十幾個人。主任對她們說：「他沒事兒（指我本人），以後誰也不准給他用藥，誰也不准刁難他，他願意幹嘛就幹點嘛吧！」

從此以後，藥單、化驗單該怎麼出就怎麼出，其實也不給藥，也不化驗，只走形式。後來，在國內外大法弟子的幫助下，給單位領導打真相電話，家人也出面向單位要人，三天後，我被從精神病醫院釋放出來。出來時，一名護士帶著哭聲對我說：「楊子，你們家接你來了！」這是一個明白真相的生命發出的肺腑之言。

回家後，過了半月才通知上班，而且迫害並沒有就此結束。他們把我這個具有大學本科學歷和工程師職稱的技術人員從技術崗位調動到工人崗位，倒班上四班三運轉。

三、屢次被綁架

二零零一年秋的一天，因去一老輔導員家串門，被警察給堵住了，我們四、五個人被綁架到東風路派出所，有的法輪功學員被非法拘留十五天才被放回。

二零零二年皇曆新年前夕，公司又要求寫保證，而且有一人透風告訴我說：「如果不寫明天就把你送涿州轉化班。」由於以前的迫害，迫於無奈，被迫流離失所。公司派人開著警車去老家等地到處找人，給親朋和家人造成傷害和不必要的壓力。最後以不上班為由，把我開除了廠籍，從此失去了工作。明白人都看的出來，是因為迫害在先，而不上班在後，有班誰不願意上呢？迫害開除了你還說你的不是？這真是豈有此理？！

二零零二年九月十二日早七點多，我去找人時，被兩個蹲坑的惡警綁架到了南市區刑警隊（在此之前已有兩法輪功學員在這兒被綁架）。一路上我高喊「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是正法。」以喚醒世人。在被綁架期間，我受到酷刑折磨。

酷刑演示：電棍電擊

他們把我鎖在鐵椅子上，用電棍電擊，手打腳踹，用橡膠棒打等。一惡警把我當靶子練拳擊，還有另一個惡警用十萬伏電棍電擊我時，我實在疼痛難忍，就大聲呼叫「師父、師父！」

在裏邊時，我總認為：「這不是大法弟子呆的地方，我得出去」。惡警說：「你來這兒就出不去了，得判你勞教，除非為我們辦事（即當叛徒、奸細）。你師父有那麼大本事，怎麼不救你出去呢？」我說：「為你們辦事出賣師父出賣大法這不可能，師父救我還沒到時候呢。」

第三天，去廁所後，惡警說：「活動活動吧。」因為一直坐在鐵椅子上，手戴銬子，腳被鐵環固定，身前有一鐵箱子，只能直坐不能站立，連續三天坐著，腿、腳麻木，屁股也酸疼，另外還有傷，活動活動為以後的出走創造了條件，這是師父的呵護啊！在去廁所的途中，我一直在觀察周圍環境，看如何走脫。我的所在地離後牆不遠，只隔五間房。看到牆邊靠牆有一矮棚兒，或許能翻過去走脫，但牆很高，且旁邊就是狗棚，有一條大狼狗在裏邊。

那天晚上，惡警迫害了我幾個小時後，要把手銬銬在鐵椅子的扶手上，打開了再銬，怎麼也銬不上，最後才勉強銬上。我悟到是該走的時候了。我看他們都睡著了，過了一會兒，我聽周圍沒甚麼動靜了，於是就掙脫了手銬與鎖腳環，側轉身從椅子上抽腿站起來，下來，搬上椅子，越牆闖出了魔窟，重新回到了救度世人的洪流之中。

四、被非法勞教

我從南市區刑警隊出走後，南市區公安分局就一直在尋找我的下落，他們採取監聽定位、跟蹤等手段查找我的行蹤，甚至在網上通緝。

（一）非法關押到保定看守所

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下午，在我去一法輪功學員家時，被跟蹤已久的以南市區國保大隊長王振友為首的惡警們綁架，他們怕法輪功學員們知道後營救，就把我非法關押、隱藏到河北農業大學的招待所進行迫害。他們把我鎖在鐵椅子上，並從好幾個派出所抽調警力，三個人一組，三個組，輪換著睡覺，怕我再跑了。他們用大的高壓電棍電擊，用手打，看問不出甚麼東西來，三天後的夜晚十點多，他們把我送到保定看守所繼續非法關押迫害。

剛進看守所的號房，在惡警的暗示下，幾個犯人強行把我拖到衛生間，潑了幾盆涼水。十月底的天氣，晚上挺冷的，再潑涼水，渾身哆嗦，這還不算，幾個人強拉硬扯給我套上號服。晚上睡覺剛睡著，就有值班的打我的頭把我弄醒，我拒絕幹活兒。通過講真相，加入過黨、團、隊的基本上都退了，約十四、五個人，而且犯人也不那麼邪惡了，他們還幫我看著警察讓我避開攝象頭煉煉動功。十一月二十日下午，南市區國保大隊來人找我說把我勞教了兩年，讓我簽字，我拒簽。他們說簽不簽都一樣，於是強行把我送到了八里莊保定勞教所。

（二）非法關押到保定勞教所

在保定勞教所開始體檢，一測血壓結果高達200，勞教所拒收，南市區國保大隊的惡警當場掏錢送禮，才把我收下，這就是所謂的「法制社會」。

野蠻灌食

保定勞教所的二大隊和女子大隊都非法關押著法輪功學員，勞教所對他（她）們毒打、電棍電擊、上死人床、罰站等酷刑進行迫害，並強迫所謂的「轉化」。我被非法關押在二大隊，開始絕食，以大隊長張佔強、教導員劉慶勇、副教導員王磊為首的惡警對我用大電棍電擊，絕食三天後，他們把勞教所醫院的惡警醫生杜國春（此人非常邪惡，灌食時故意折磨、傷害法輪功學員）叫來給我灌食，惡警將我的四肢用手銬固定在床的四條腿上，杜國春一到，就用腳狠踹我的頭，嘴被踹破了，血從嘴角流出來，他們讓四、五個普教摁著我的四肢，強行把紅色的橡膠管子從鼻孔插到胃裏給我灌食，管子硬硬的，頂的胃都痛。惡警們還說：「你是重點人物，絕食也不可能放你。」後來，我絕望了，就開始正常吃飯了。

中共酷刑示意圖：綁在床上灌食

「死人床」

他們為達到「轉化」我的目的，對我上「死人床」，就是把四肢固定到床的四條腿上，兩腳用繩子綁在床的後兩條腿上，把身體伸直了，兩隻手用手銬銬在床的前兩條腿上，腹部還綁一道繩，時間長了胳膊和腿又酸又麻，動一動都費勁，只有吃飯和上廁所才放開一會兒。

酷刑示意圖：死人床

這樣堅持了二十天左右，由於正念不足，實在忍不下去了，就違心的答應他們以後不煉功了，並告訴他們，我從小時候就不會罵人，所以對師父、對大法不好的髒話我是不會說的，也不會寫的。後來我以身體不好為由泡病號，不出操，出工沒有任務，不唱那些紅色歌曲。

強制勞動

在勞教所裏，惡警們強制人們幹活兒，有時幹到晚上十一、二點才讓睡覺。主要是來料加工，有插絹花，做膏藥，還編織過汽車坐墊……直到二零零七年的五月底才被釋放出來。

解教那天，二大隊大隊長張佔強、教導員劉慶勇兩人把我送出來，路上劉慶勇說：「我們知道你是假轉化，過不久你還得進來。」我說：「這不是我呆的地方，你們請我都不來。看看你們這幾年幹的‘好事’。」他們兩個低著頭若有所思。

五．騷擾

回到家裏後，一到兩會、「五一」、「七二零」、「十一」、元旦、新年等所謂的敏感日，開始是五四路派出所到家裏騷擾，並給我愛人打電話騷擾，給家人造成了精神壓力。

在家人的正告下，又改由社區派人騷擾，有時到生活區門房問，有時還找家人問這問那，這給控告人的家人增添了不少麻煩，造成了無形的社會壓力和精神壓力，也給上學的孩子造成了心靈的創傷，性格孤僻，我回到家裏，連個爸爸都不叫，有一種陌生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