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鐘秉豔女士在向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提交的對江澤民的刑事控告書中，陳述的被迫害經歷。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初，我從浙江瑞安前往北京上訪。我在旅館中被綁架，被關押在五棵松派出所一夜一天後又被送到成都駐京辦事處，遭非法搜身，馮姓警察在訊問時大吼使我受到驚嚇。後被送回成都青羊區一戒毒所關押，因我不願聽誣蔑大法的錄音被體罰。之後，又被拘留在成都九如看守所，期間曾被警察用電棍電擊頭、臉、脖子及背部等多處，還被搧耳光。前後被非法關押有二十多天。

二零零零年末，我和丈夫在浙江瑞安一複印店複印真相資料時，被當地國安警察綁架。我因身懷有孕，被關押數小時後，於當日深夜被取保回家，丈夫則被非法關押，家中的大法書籍及電腦等被搜走。

二零零一年初，因臨產交納了一千五百元的保證金後回成都老家生產。生產時丈夫仍被關押，母親同修又再次被綁架已數月並且無任何消息，我在身心備受煎熬中生下了孩子，而孩子出生六個月後才第一次見到爸爸。

二零零三年，我受聘在浙江瑞安玉海中學任教高一年級段的計算機課，教學上認真負責，對學生關心愛護，兩次學期末的學生評教都列全校老師第一。新任校長則以我修煉法輪功為由，不顧其他三位副校長的反對，將我解聘之後，聽同事說我所教學生在計算機會考中考取了優異的成績，由於我被解聘而沒得到應得的數千元獎金。

二零零五年八月下旬的一日早上七點多在浙江瑞安的家中，610主任黃金良帶領十多人騙我開門後將我強行綁架到位於寧波山區中的洗腦班。三天後，在丈夫的營救下我才得以離開，但我又再次失去了工作，丈夫也被迫辭去工作。之後的幾年，為了躲避搜捕，我們分分合合、居無定所，年幼的兒子得不到父母的呵護、照顧。

二零零八年八月奧運前的一天上午，我和七歲的兒子在廣州麗江花園的租住屋內，警察以物業管理人員的名義將門騙開，進來後就像對待犯人一樣呵令我和兒子各站一邊。隨後將我和兒子帶到麗江花園警務室被人看管起來，同時掠走兩本大法書籍及一些真相資料。丈夫午後趕來送飯給我們，也在另一房間被人看管。

下午，我先被帶到附近的南浦派出所的一房間中，被人看管。晚上，在外等候的丈夫及兒子也被他們帶入。他們將我們一家人看管起來。

次日上午，丈夫當時戶籍所在地浙江瑞安的610主任黃金良等一行八人趕到，我們被帶到附近的一家酒店，將我們分別軟禁到該酒店頂層的不同房間中。他們以要開奧運安保的名義，逼迫我丈夫轉化。因我所在戶籍不歸他們管，我要求帶兒子回家，他們卻不允許，妄圖挾持我和兒子來逼迫我丈夫；他們隨行還帶來了丈夫的父親，給丈夫施加壓力。他們逼迫我丈夫數日沒有達到目的，強行將我丈夫帶回瑞安，才將我和七歲的兒子放回。

回家後，我們也不得安寧，派出所的警察等人多次來按門鈴、敲門，甚至曾經妄圖擰開門鎖，一段時間我們都在惶恐中度日，後來不得已又再次搬家。

這些年的迫害中給我們一家人帶來了極大的精神傷害，年幼的兒子多次被驚嚇。二零零六年剛過新年，丈夫家鄉浙江溫州及瑞安的610、國安警察八人突然來到我們所住的成都父母家，當時不滿五歲的兒子由於驚嚇，將自己一個人關在小房間中。兒子如今已滿十四歲，但年幼時由於迫害而造成的心理陰影依然留存。同時也給我們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