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九日，吳銀魁先生依法向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郵寄《刑事控告書》，起訴這場迫害的元凶江澤民。

下面是吳銀魁先生控告的事實和理由：

一、我煉法輪功身心獲益

我原來身體多病，醫藥無效，一九九六年十月，開始修煉法輪大法。通過學法煉功，按照真善忍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幾個月後，我的身體恢復健康。十九年來，從未打過針吃過藥，即便是被長沙新開鋪勞教所迫害成手腳麻木，行動不便，視力衰退到接近失明的程度，在未經任何藥物醫治的情況下，我堅持煉法輪功，現在身體已恢復百分之八十，不但生活能自理，一些輕微的農活還能堅持著。身體的變化，村鄰有目共睹。

我一個守法農民，並無其它奢求，只想有一個好的身體，和睦的家庭，而且是在信仰自由的範圍內強身健體，十六年來，卻遭受著各種非人對待。

二、我所遭受的迫害

（一）身體被迫害致殘

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我被送湖南省長沙新開鋪勞教所迫害一年。在那裏，每天就是強制洗腦、罰站、坐小板凳、二十四小時被包夾看著。期間二零零一年六月的一天，賀姓獄警提著一桶菜到入教隊（沒「轉化」的法輪功學員大多關押在此隊）說：這是你們的同修某某捐了二百元錢到食堂，特為你們加的菜，當時我們幾十名大法弟子都信以為真，吃了那頓菜後不長時間，大多數法輪功學員都出現視力衰退、手腳麻木，而且症狀越來越嚴重，到最後我生活都不能自理。（可能菜裏有不明藥物）。

酷刑演示：罰坐小凳子

二零零二年三月份，從勞教所回來，我基本成一個殘廢，雙目幾近失明，全身麻木、甚至失去知覺，有時穿著鞋子睡後，醒來後到處找鞋，卻感覺不到腳上穿沒穿鞋。在我身體迫害成這樣後，鄉政府六一零及派出所還綁架我兩次，一次送拘留所，一次關押在派出所。

（二）哥哥被迫害致死弟弟遭毆打後受重傷離世

哥哥吳金魁住余坪鄉黃管村。因堅持修煉法輪功，多次被余坪鄉政府派出所及平江縣國安綁架、非法關押迫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因上京上訪，吳金魁被余坪鄉派出所從北京劫持回鄉後，非法關押在余坪敬老院，遭到邪黨惡人戴文明、唐胡海、李羨文及余坪派出所惡警殘酷迫害：打、吊、銬、餓、不准睡覺、男女同關一室，等等非人性折磨，並勒索現金三千元。惡人翁方平對吳金魁等三名法輪功學員毒打，並使勁掐住吳金魁的脖子，直到奄奄一息才鬆手，吳金魁被打得人事不知。吳金魁由於歷次遭迫害，身體受傷過重，二零零七年五月十六日，五十七歲時含冤離世）。

在我家遭到余坪鄉政法書記李秋桂等的拆房過程中，我弟弟吳錫魁（未煉功）對著余坪鄉六一零辦的戴文明說：「你們也太過分了，我倆還是同學，我哥他們只是思想信仰，你們卻這樣對待。」戴文明揪著吳錫魁的前胸衣服，對其一陣拳打腳踢，打趴在地上（戴文明是訓練有素的軍人出身）。吳錫魁由於受傷過重，自此身體一直不好，不能勞作負重。只因說了幾句公道話，四十七歲的吳錫魁丟下才十歲的孩子和體弱多病的妻子，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含冤離世。

（三）多次非法關押、勒索

一九九九年九月上旬的一天，余坪鄉政府和派出所楊鵬虎等人突然闖進我家，沒收了我的煉功磁帶和法輪功書籍，並罰款一百元（連白紙條都沒打）；

不幾天，余坪鄉政府和派出所的人又來我家逼迫我寫「放棄修煉的保證」，我說煉功強身健體，對個人、對家庭、對社會都有好處。我拒絕寫「保證」，鄉長吳易明強行將我抓上警車，在余坪鄉派出所非法關了五天，罰款二百元後，才放我回家。

一九九九年九月下旬的一天，余坪鄉政府的戴旺兵和陳勇闖進我家，拆下籮筐上的繩索，將我反手捆綁，推到村部的加工廠，逼迫我跪下示眾，採取侮辱我的人格尊嚴來逼迫我放棄信仰。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余坪鄉政府和派出所的人員用繩索將我及其他十幾名大法弟子捆綁、暴力威逼我們跪在鄉政府門外大街上示眾，長達數小時；還將我和十幾名大法弟子裝在貨車上，在全鄉範圍內掛牌遊行，高音喇叭叫囂著惡毒攻擊法輪大法的口號。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余坪鄉六一零負責人戴文明和派出所警察，闖進我家，不由分說將我推上警車。一進派出所余坪鄉武裝部長李羨文將我雙手銬住，吊在派出所二樓的窗戶鐵欄杆上，身體懸空，從上午八點直至下午五點，整整九個鐘頭。後送鄉辦洗腦班，非法關了十多天，罰款七百元後，才放回家。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被逼無奈的情況下，我和哥哥吳金魁到北京反映情況，證實大法是好的、迫害法輪功是錯誤的。在天安門廣場，為法輪功鳴冤的大法弟子很多，不到兩小時，我們被北京警察綁架，在警車上，警察使用外包膠皮的鐵棍對著車上的大法弟子一頓亂打。我的胳膊被打的青紫。

十二月二十三日，我被送回岳陽，一出火車站，余坪鄉政府政法書記夏侯海、派出所所長陳其壽、鄉六一零辦的戴文明三人拿著手銬撲上來打我，還硬將我們四人塞進警車的尾箱內（因車內坐滿了他們的人）準備押回平江，被送我們回來的劉科長制止，當時沒讓他們接回，就關押在岳陽市收容所。

過兩天，夏侯海再度來岳陽押我們回平江，一見面，夏侯海氣呼呼的指著我們說：「我參加工作以來，從未受過處分，你們這些傢伙搞得我寫了檢查。」一肚子的委屈怨氣全洒在我們身上，逼迫我脫下全身衣服抵伙食費，脫到只剩下一條短褲才作罷。當天氣溫零下幾度。

回來後，我被關押在余坪鄉派出所，不幾天，夏侯海被撤職，換了李秋桂接任余坪鄉政法書記。後將我關在余坪鄉光榮院強制洗腦。當時全鄉有十幾名法輪功學員也被關在光榮院，我們不配合，不肯寫保證「轉化」，就一起背《論語》，鄉政府的翁方平就對我拳打腳踢，我高呼「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是正法」，翁更加狠命地打我，翁已累得筋疲力盡，我也被打的動彈不得，他們還不肯罷手，將我從樓上拖至一樓地坪中，然後塞進警車的尾箱內，派出所的余臥東用盡全力對準我的胸部猛打幾拳，拖到派出所，逼迫我和另一女法輪功學員（胡衛榮）跪在水泥地上，鼻尖貼牆，身體正直，只要稍有一點歪扭，余臥東就用腳猛踢我的後背。還將我倆（一男一女）關在不到四平米的禁閉室內四天四夜，不給吃喝，不准上則所，揚言要破我們的佛法。

我被非法關押在余坪鄉光榮院期間的一天上午，余坪鄉政法書記李秋桂組織全鄉幹部及警察幾十人，拆毀萬洞村大法弟子鄒沛松的房屋，過程中，讓被非法關押在洗腦班的十幾名大法弟子站在旁邊觀看。

下午，他們開赴我家，逼迫我妻子交一萬元錢，否則就拆房，由於我家沒錢，只好眼巴巴看著，他們拆掉兩間正屋，還毀壞兩間偏房，將家中有用的東西（包括柴火以及拆下的房屋構件）全部拿走，沒用的，要麼推翻，要麼就砸碎。

我們十幾名大法弟子被逼著站在旁邊觀看。當時我因絕食身體虛弱，再加上這肉體和精神的折磨及打擊，我暈倒在田裏（當時站在田裏），他們將我抬放在村部地坪上，就又去拆我哥哥吳金魁的房子。同樣逼我哥要一萬元，嫂子為了保住棲身的窩棚，只好抵盡家中所有物品，才保住了房子。

皇曆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下旬，余坪鄉六一零辦的戴文明來到我家說有事找我商量，我說沒有時間，他說上午去下午就回來，我被騙到派出所非法關押，當晚全鄉大抓捕，有十幾人被抓，大多數只穿一件睡衣都是從被窩裏拖出來的。還有幾天要過年了，就將我們送縣拘留所非法關押，兩個多月後，還是不肯放人。

我們農村靠種地維持生活，快到春耕了我們只好絕食抗議，拘留所所長秦傳芳等十幾個警察用繩子將我捆綁，推翻在地，捏著我的鼻子，用鐵器撬開我的牙齒，一大可樂瓶滾燙的稀飯插入口腔，使勁往裏擠壓，人幾近窒息，等我回過神來，看到滿身都是稀飯和血漬，口腔內被燙掉一層皮。

（四）頻繁抄家

頻繁抄家是對我的經濟和精神迫害的手段之一，鄉政府和派出所的人來抄了多少次家已記不清了，但我家的那頭母豬很能說明問題：抄家和罰款是連在一起的，先罰款，沒現金就拿實物抵押，於是母豬就成了抵押的對像。由於母豬能生豬崽，可以賣點錢，就想方設法湊錢將母豬贖回，這樣共贖過三次。家中七百斤餘糧，一粒不剩全部搬走，讓我一家妻兒老小揭不開鍋。這就是江澤民「經濟上搞垮」的罪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