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學這段法時，老是理解不了，學員和人打起來了，明明是錯的，為甚麼師父在解答這個問題時，第一句先說：「不能說我們這個學員是錯的。」[1]

後來，大法弟子的修煉全面轉向正法修煉後，我突然理解這段法的涵義了，從這段法中，我理解到了正法修煉和個人修煉的不同。學員為保護大法書和人打起來了，站在正法的基點上看，學員的第一念是保護大法書，護法是最重要的，所以他的基點是對的，至於他和別人打起來了，那屬於個人的執著帶動下的行為，當然這些執著是要修去的。如果基點擺正，我們的念頭再轉過來、行為不被這些執著帶動，那就真正達到法的要求了，情況就發生變化了，就像師父講的：「我們當時念頭一轉的時候可能他馬上就不毀那本書了」[1]。

後來，在證實法中，我經常想起師父的這段法。面對邪惡破壞大法時，作為大法弟子，走出來證實法是第一位的，在走出來的過程中，我們還有怕心、還有這樣那樣的執著，都是在證實法的過程中需要修去的。而不能因為有怕心就不走出來證實法，坐在家裏等著修去「怕」再走出來，持這樣思維的學員都是不理解正法修煉、把個人修煉看的重於正法修煉了，這正好符合了舊勢力的思維。

師父早就告訴我們：「最偉大、最美好的一切都在你們證實大法的進程中產生。」[2]

作為一個大法弟子，在任何時候，維護大法、證實大法、救度眾生都是第一位的。基點站對了，我們再向內找一找自己，還有甚麼心、還有甚麼執著，如果我們修煉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這樣想，基點對了、再向內找自己，邪惡根本就不敢迫害，正法的原則也不允許它迫害，師父也會幫助我們的。

我被非法關押在監獄時，就有兩次這樣的經歷，見證了大法的神奇，寫出來與同修分享：

二零零九年三月，我正在用電子書學法時，不慎被監區教導員發現，當時已來不及藏了。教導員在我工作台對面，大聲讓我過去。我當時想：大法資料來之不易，決不能落在惡警手裏。我堅決不過去。教導員見我不過去，便急了，跑過來追我，我就順著工作台和他轉圈，沿工作台跑了兩圈，眼看要被追上，當時，看到工作台旁邊有一個裝小紙盒的大筐，我趁他不注意把電子書扔到了筐裏。教導員追到我後，見我身上沒有東西，便懷疑東西扔到筐裏了，讓犯人把大筐裏的紙盒全部倒到地上，一個一個紙盒往筐裏撿，結果甚麼也沒發現。

教導員走後，我到筐裏一找，發現電子書還在那裏。我知道，是師尊的保護，才使電子書沒有落到邪惡手裏。

教導員因為沒搜到電子書，此後，經常到車間轉圈，我成為第一被關注對像，給學法帶來很大干擾。我及時向內找自己：那段時間，覺得獄中的環境已經開創出來了，常人心就返上來了，學法時大意了，沒有過去在法上的那種智慧了。我找到了自己的問題，同時想起師父在《轉法輪》中的一句法：「他認為自己的大腦一動，意念一產生就能做一些事情」[3]。我就想：讓教導員調走。

一個多月後，這個教導員真的被調走，我又恢復了原來的學法環境。

另一次是二零一零年十月，我傳給同修的《二零一零年紐約法會講法》被獄長搜走。於是，我成為惡警的重點搜查對像。特別是中隊指導員，趁我不在車間時，在我工作台連搜兩次。而且，他的辦公室離我不足十米，辦公室四週全是玻璃，他不時的監視著我的一舉一動，給學法帶來嚴重干擾。

當時，監獄十幾個監區，共非法關押了近三十名大法弟子，很多大法弟子手裏不能存放大法資料，有一半大法資料在我手中，資料最多時，有七本《轉法輪》、三個電子書、兩本《解體黨文化》、兩本《九評共產黨》、一個MP3、一個MP5和若干本《明慧週刊》及各地講法。

我當時想：必須保住我學法及存放大法資料的環境。在這過程中也找到了自己的問題：從小在黨文化的浸泡中，爭鬥心比較強，進警察辦公室橫衝直撞，大法的美好沒在自己身上體現出來。中隊指導員是新來的，我沒有及時講真相。

找到自己的問題並和中隊指導員講了真相後，中隊指導員對我還是比較關注，有時趁我不在，悄悄的搜查我的工作台，我就念力很強的求師父幫忙：把他調走。三十八天後，中隊指導員被調走了。當時這個中隊指導員非常不願意走，因為剛做指導員還不足兩月，正幹的起勁呢，他說：「政治處也不提前找我談話，直接下調令，這算甚麼事呢？」因為以往獄警調動時，監獄政治處都要提前找本人談話，然後才下調令，唯有這一次例外。我知道這是大法的威力。

我又恢復了原來的環境。

只要我們擺正基點，以法為大，時時向內找自己，大法的威力就能體現出來。

註﹕
[1] 李洪志師父著作：《長春輔導員法會講法》
[2] 李洪志師父著作：《精進要旨二》〈正法時期大法弟子〉
[3] 李洪志師父著作：《轉法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