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一日，付曌翠女士向最高檢察院、最高法院控告給她一家人帶來這場災難的首惡江澤民。下面是付曌翠女士講述的全家人遭受迫害的部份事實。

全家被非法關押看守所 所長施暴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各級政府在江澤民推行迫害法輪大法政策時，我因進京上訪說明法輪大法的真實情況，被撤掉了護士長職務。

一九九九年九月，因有法輪功學員進京上訪，被海林市第二派出所非法關押，父親付英鐸和另一大法弟子去看她們，被第二派出所所長扣押，我和母親湯玉華等到晚九點，不見父親回來，也到第二派出所去看，看到有兩位女大法弟子被扣在鐵椅子上，穿的很單薄，我們就回家給她們拿來衣服。

回到第二派出所後，我們碰到所長，他問我們還煉不煉法輪功，我們都說「煉」，所長拽著母親的頭髮把頭往牆上撞，我過去阻擋，所長拽起我的頭髮，我像已離地一樣被摔在門口。後所長親自開車把我、母親、父親和一名男大法弟子劫持到看守所。

看守所七、八平方米的牢房，住了十幾個人，都側著身睡，誰起來上趟廁所，回來就沒地方。每天吃的是半生不熟的包米麵餅子和連泥帶土的菜湯。吃飯、睡覺、上廁所都在這不足七、八平方米的小屋內。三天後，第二派出所警察在我家非法抄出了大法書，把弟弟付鵬翀也綁架了。

當時，去看守所看望我的同事、朋友太多，我被看守所的教導員押到了後號（押重刑犯的地方），不准我再接見。一個月後，第二派出所警察勒索了我們家共六千元錢，沒有任何手續和收據，把我們一家放回。回家後，第二派出所警察到我家住著，監視我們，被父親趕走。後警察經常到我家騷擾。

一家四口再被綁架 看守所裏「上繩」、野蠻灌食

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五日，我們一家四口被海林市公安局國保科科長和國保科警察綁架，並非法抄家，我和弟弟分別被「上繩」。

「上繩」就是把繩子從一個手腕開始順胳膊纏上到後頸，再從另一胳膊纏下，到手腕處結在一起，向上吊，兩腿分開，頭低下，兩手一直能吊到後頸。繩越細，受刑者越痛苦。

這次被綁架的還有五位大法弟子。

酷刑演示：上繩

在看守所，被非法關押很多法輪功學員，我們有時被強迫幹農活（看守所有地），一次，看守所警察毆打大法弟子，我和兩位大法弟子去阻擋，也被踹了一腳。我們五位大法弟子決定絕食抗議，我們本不應被關在這裏遭受這種不人道的待遇，我們沒有罪，要求無條件釋放，我寫了一封信給所長，我們五人從那天開始絕食。

四天後，看守所讓刑事犯給我們灌食，灌的是半生不熟的玉米麵糊，加很多鹽，國保科警察等來監視，給我們照灌食過程的照片。因我們不配合，刑事犯用開口器撬開牙齒灌，兩個人把我們分別按在椅子上，一個人灌。灌完後，我們全身上下全是玉米麵糊，同房的兩個刑事犯哭了，給我們要來水洗頭，洗衣。

第二天，我們煉功時，當時是代所長的警察來阻止我們，把我們五個女法輪功學員拽出監舍，讓我們在外面靠牆站著，一法輪功學員剛受完酷刑五天，又絕食，身體虛弱暈倒了，我們去扶，警察喊叫，不能扶讓她倒。一看她真暈了，才把我們幾人關回監舍。

接著，國保科警察和看守所武警部隊的拿著警棍來給我們灌食，他們穿鞋上到板鋪上拽我們，一刑事犯借我的衣服被撕壞了，一名大法弟子的額頭當時就被打起了包。給我灌時，因我不配合，剛調來看守所的副所長用拳頭打我的臉，把開口器強行塞到我嘴裏撬開牙齒。我們四人（一個暈倒了正在輸液）被強行抬到院子裏灌食。

我在看守所被迫害期間，衛生局紀檢委強行開除了我的公職。

一家四口同被非法判刑三年至七年

二零零二年九月，父親和弟弟分別被判冤獄三年和五年，送往牡丹江監獄迫害。二零零三年九月，我和母親被冤獄三年，同其他七位大法弟子一起，劫持送到哈爾濱女子監獄迫害。在這之前，看守所讓我們交投牢費，被我們拒絕。

在送我們去哈爾濱的路上，看守所副所長把我們僅有的行李衣物全部扔下車，我們到哈爾濱女子監獄，連換洗的衣服和日常用品都沒有。

在哈爾濱女監，獄警強迫我們坐小板凳，上廁所得按時間來，緊急情況得先請示雜工（家裏拿錢給監獄，犯人可以當雜工，看管其他不拿錢的人），看心情準不准我們上廁所。

四個月後，我們分別被分到各監區，我被分到第五監區繼續迫害。我曾脫囚服反迫害，大隊長讓獄警把我用手銬銬在廁所的欄杆上，後又扣在辦公室的暖氣上，讓為了減刑的刑事犯打我，摳眼睛，拽頭髮往暖氣上撞，打乳房，踩膝蓋。我先後向監獄四個部門寫信反映情況，無人受理。

持續的騷擾、綁架，父親離世

二零零五年一月，我和母親、父親回到家中。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被牡丹江鐵路派出所綁架，我因身體狀況不好，五天後，牡丹江公安處勒索我家人五千元錢後，家人將我接回。後牡丹江公安處多次到我家騷擾。

二零零六年牡丹江公安處因到我家沒找到我，在我上街買菜時，強行綁架，我一再要求下，才通知我的家人，警察們把我送到公安醫院檢查後，讓我一人回家，沒做任何解釋。

二零零七年，弟弟從牡丹江監獄回家五個月，父親因在牡丹江監獄迫害後，身體狀況一直不好，加上我幾次被迫害，身心承受不住巨大壓力，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去世。

第三天，海林市第二派出所警察到我家欲綁架我，說我是網上在逃犯，我及家人不從，代所長又伙同其他警察到我家，把弟弟和母親拽住，把我強行抬上警車。後叫來海林市鐵路派出所警察把我連夜綁架到牡丹江鐵路看守所，父親去世前，我每天上班，護理父親，甚麼叫網上在逃？沒有人對這次綁架做任何解釋。

十幾天後，我接到牡丹江鐵路公安處勞教我兩年的非法勞教通知。我要求通知我的家人，要求像其他在押人員一樣給家裏打電話，都被拒絕。

幾天後，鐵路看守所一男一女兩警察把我送往哈爾濱戒毒所迫害，因冤判我的手續不符合所謂的規定，戒毒所不收，看守所警察走後門補辦手續，第二天，又欲把我送到戒毒所迫害，因身體檢查不合格，戒毒所拒收，一男一女兩警察說盡好話也沒達到迫害我的目的，我又被送回牡丹江鐵路看守所。

二零零七年七月，我以監外執行的形式回到家中。可第二派出所警察、社區等不明真相的人時不時來我家騷擾。

弟弟付鵬翀被非法判刑三年半 仍被非法關押中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九日，我弟弟付鵬翀被海林國保科科長、副科長等綁架，後被海林法院在海林六一零（江澤民創立的類似於納粹蓋世太保，凌駕於法律之上的專門迫害法輪功的組織）的授意下強判三年半，現在黑龍江省泰來監獄非法關押。

自一九九九年，江澤民及其跟隨者在全國範圍內迫害法輪大法以來，我們一家四口就因為要按照「真、善、忍」的宗旨做一個好人，多次遭到肉體上、經濟上和精神上的迫害。

我在這裏略去了所有參與迫害我一家人的警察、社區及單位人員的名字，也沒有要求具體的賠償，因為這場迫害是在江澤民的授意下開始的，其實所有的公檢法人員即是迫害者又是被害者，他們是在執行所謂的上級命令，但他們都要承擔責任的。

儘快結束這場長達十六年的迫害才是第一位的，而始作俑者是江澤民，希望國家最高檢察院能站在人性、人權的角度上立案調查這場迫害，儘早還一億善良公民一個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