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九九年至二零一五年，江澤民個人或伙同已知與未知的共同犯罪參與者，發動、設計、謀劃、命令、主導、落實、管理、參與或煽動了對中國法輪功修煉者的酷刑折磨以及殘酷、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與懲罰，在其「名譽上搞臭、肉體上消滅、經濟上截斷」、「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殺」的指令下，一億法輪功學員與他們家屬遭受不同程度的迫害。

下面是李明鳳女士在控告狀中陳述的部份事實：

我是一九九七年三月走入法輪大法修煉的，煉功之前我身體有多種疾病，而且有的病都找不到原因，每天全身無力、失眠，上樓都費勁，大家懷疑我得了癌症。就在我走投無路準備住院時，我開始煉法輪功了，逐漸的我的身體好了，也給國家節省了一筆醫藥費。

我在不斷的學習《轉法輪》時，我明白了，法輪大法是佛家上乘大法，是以「真、善、忍」為根本指導，要求煉功人做一個好人，戒掉一切不好的習慣：不抽煙、不喝酒、不嫖、不賭、不殺生；說真話，真誠待人，善待一切人與事，不爭不鬥，做事先考慮別人。比如：有一次在市場買東西，發現找回來的錢多了，我就立即退了回去。還有一次我和老伴在樓道裏撿到一個存摺，上面有七千多元錢，我馬上通過很多方式找到了失主。過去單位裏的東西我經常往家拿，學大法以後，我嚴格按照《轉法輪》去要求自己，不但不拿了，還把過去拿的送回到單位。現在我的身體甚麼病都沒有了，一切都非常正常。

可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澤民利用手中的權力，開始了對修煉法輪功，這樣一群善良的人慘絕人寰的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號我在北京我小女兒家住，這天清晨我去煉功點煉功，發現有很多的警察在煉功場非常野蠻的抓人，不讓煉功。後來聽說是江澤民下令讓這樣幹的。我們很多人一起去了皇城根信訪辦，去告訴政府打壓法輪功修煉者是錯的。大家很自覺、很有順序的在排隊等待接待。沒料到，八、九點鐘開來了很多公交車，警察強行把我們連拽帶打的推上車，把我們拉到了豐台體育場，用事先從部隊調來的十七、八歲的士兵包圍著我們，不讓出圈、不讓上廁所，到了晚上又把我們拉到派出所登記姓名才放人。

一九九九年的十一月中旬為了給我師父、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我從天津去到北京永定門信訪辦，那裏已經有很多從全國各地來的法輪功學員在等待下午的開門，下午兩點左右，大家進了信訪辦，結果只要是為法輪功來的都被抓了，然後讓大家抱頭蹲下，不聽就打人。後來把我送到海澱區雙榆樹路派出所進行關押，二十四小時後由天津咸陽北路派出所接著關押、審問、警察的謾罵、威脅、並說：從今以後讓我不得安寧。轉天把我送到天津紅橋區公安局關押了十五天才放我回家。

從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九年十年間每到四二五、五一三、七二零的日子和中共的節假日「敏感日」，警察、居委會、街道辦事處和單位保衛科的人，都會來我家騷擾，不許出門，甚至不許出境，我家的電話長期被監聽中。咸陽北路派出所的一個警察（不知名）還在他們的刊物上發表給我造謠的文章，我去找他們理論，他們不但不糾正、道歉，還用各種語言來搪塞我。

二零零零年六月中旬的一天，我去同修家串門，剛到他家沒五分鐘，突然衝進來四、五個警察，像土匪一樣堵住門就搜包，然後把我們拉到紅橋區大胡同派出所審訊。我當時抗議他們執法犯法，他們根本不聽，到了晚上把我們送到紅橋區看守所，有兩位被勞教一年半。我和一位高姓同修被拘留十五天，到了十五天警察不放人，說要過了「七一」，這樣我們被非法關押了二十二天。

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我和老伴要到美國我女兒家探親，在北京飛機場出關的時候被截留，警察給我的理由是：我是煉法輪功的，在他們的黑名單上，不讓出境。從二零零零年到二零一零年十年間斷絕了我和女兒的見面。

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五日晚上九點多鐘，有人敲門、踢門，老伴一開門衝進來幾個警察說：政府不讓煉法輪功你還煉，就把我綁架到咸陽北路派出所，同時還抄了我的家，把我的法輪功的書、師父的像、錄音帶、播放機、收音機、等東西都搶走了，我表示抗議。第二天下午把我關到看守所。

在看守所被非法關押了五十七天後，把我送到天津女子勞教所進行迫害。他們沒有任何法律程序，就拿來勞教書讓我簽字，我不簽。後來才知道判了我兩年半勞教。在看守所和勞教所裏我們過的是人間地獄的日子，所遭受的折磨和痛苦真是終生難忘，現在回憶起來都非常的痛苦。

一到勞教所就強制我們面牆罰站幾個小時。北方的氣候很冷，寒風刺骨，沒多久全身都凍僵了；然後就裸檢，這是對我的人格極大的羞辱；然後把我帶到牢房；我看見警察把一個大法弟子用腳鐐和手銬把她綁在床上，她對我說：「不要轉化，不要背叛師父。」幾個打手就上來把她打了一頓，並用膠帶把她的嘴貼上，警察都是用那些吸毒的人來監視我們、虐待大法弟子，讓人感到非常的恐怖。那天晚上她們不讓我睡覺，罰我站，站了幾個小時。

在勞教所裏生活是讓人想像不到的艱苦；連上廁所、洗漱都受限制。每天八點開始幹活，床鋪就是工作台。幹的最多的活是擇豆子，最累的活是扛豆包，每包是六十～一百斤重，從車上扛下來放到院子裏，再扛到各班，摘完後再裝到車上，這些本來都是男人幹的活，都要由我們這些女人來幹。有的人都累的掉眼淚。

有時還會做出口服裝。有時做汽車墊，用各種顏色的粗繩一層一層的縫在一起，都是用三寸長的大針縫，十個手指使勁拉，我的手指到現在還在疼痛不能正常的伸拉。做汽車墊子用的粘合劑，是味道很大、毒性也很大的化學製品，每天當我們把很厚的膠皮粘在一起的時候，都會被刺激的眼睛流淚、流鼻涕，一天下來頭暈、頭痛。到晚上十～十一點收工後，再去拿早上收起來的被褥、洗漱到睡下，已經是晚上十二點了。他們強制我們「轉化」，不轉化的幾乎天天罰站，勞動強度還大；白天幹最累的活甚麼拉煤、拉糧食、掏廁所、種地、餵豬等，還經常挨打。到了晚上別人都睡覺了，不轉化的還要罰站兩小時。這些都是警察指派那些吸毒犯在管制。有一次，他們不讓我上廁所，我拉褲子裏了，還不敢說，不然就會挨罵。在那種非人生活的日子裏，我被折磨的血壓一百九十以上，體重從一百一十斤降到了八十斤。

我親眼目睹了有兩個大法弟子為了堅守信仰被他們活活迫害致死。一個叫李淑敏，惡警強行讓她繞場地跑四個多小時後，用竹管夾住十指，用繩子拉，而後大掛（吊起來）後關鐵籠子死亡。還有一個叫趙德文，惡警指使吸毒犯，一個拉手，一個抬腳往地上蹾，內臟出血死亡。她們把趙德文的屍體掛到門上，說是自殺來栽贓陷害她。

還有把人裸體倒掛往陰道裏灌紅花油。有的被逼瘋，有的被折磨全身浮腫，血壓都在190～210，真是殘酷至極。

我熬到了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四日解教回家了。由於我們十幾個人，承受不住迫害，做了一些不該做的事情，心裏很難受，在我出獄時就把名字寫到布條上藏在衣服帶出來，讓我在明慧網上幫她們發表聲明「轉化」作廢。

二零零四年五月的一天，我找會上網的同修幫我們在明慧網上做了嚴正聲明後，沒有及時的銷毀布條。這位同修被綁架後，惡警在她家裏把那個布條和我寫的，揭露在勞教所裏看到的一切惡警的惡行的一篇文章給搜去了。

二零零四年六月四日我再一次被綁架了，並再一次被抄了家，在咸陽北路派出所警察不讓我上廁所，十個多小時後，我被關押到紅橋看守所時去上廁所已經尿不出來了，尿道疼痛難忍，我被非法關押了十四天。

我所遭受的被迫害的經歷，在眾多的被迫害的大法弟子中，只是冰山一角。被江澤民指使迫害死的大法弟子中，比我遇到的更殘酷、更殘忍的無計其數，有的甚至被活體摘取了器官。

因此，申請最高檢察院對犯罪嫌疑人江澤民向最高法院提起公訴，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和經濟賠償責任和其它相關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