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健老人指出，「江澤民是這場迫害的始作俑者，是造成眾多世人犯罪的罪魁禍首。」那些在江澤民的脅迫下參與迫害的具體人員「他們也都是受到了來自高層的壓力，明知道法輪功學員都是善良的好人，為了職務，為了飯碗，為了自保，昧著良心犯罪，也面臨著正義的審判，其實，他們也是這次迫害的受害者，犧牲品，控告江澤民也是為他們鳴冤，是給還有改過的人留下機會和希望。」

下面是文健老人在控告狀中陳述的部份事實與理由：

我叫文健，參加工作後勤奮學習努力工作，受到單位同事的好評，連年被評為先進，並評為單位勞模，一九七九年五月援建斯里蘭卡排漬電力工程，工作了三年，並評為先進。

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被無故打傷，再加上長年累月風裏來雨裏去的野外作業，積勞成疾，弄得全身是病，心臟，肝，胃，腰腿病，風濕，血吸蟲病等疾病纏身，難於堅持工作，為了使病好，身體健康，四處求醫，但是中西醫民間草藥都不見功效，又求了多種氣功，尋來找去都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一個星期日的偶然機會，我在市公園看到了法輪功煉功點，而且免費教功，於是試著煉煉看。法輪功學員熱情的教功。不到幾個月的時間，我身上的疾病不翼而飛，從此走路生風。從那時候起直到今天十九年的時間，我沒有再上過醫院，沒有看過一次醫生，沒有吃過一粒藥，終於嘗到了無病一身輕的味道。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在邪黨惡首江澤民的個人意志和淫威下，成立了凌駕於國家憲法和法律之上的全國性恐怖組織───人稱類似「納粹蓋世太保」的「六一零辦公室」。這是一個在全國範圍內執行江澤民秘密下達的任務，實施對法輪功血腥迫害的犯罪機構。從七月二十日開始，江澤民命令「六一零辦公室」系統性的對全國數以千萬計堅持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實行「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打死算自殺，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滅絕政策，不許修煉，強制轉化。但是法輪大法在我身上展現出的神跡───各種醫藥手段都治不好的疾病能在不用任何藥物的情況下，通過大法修煉，得到了康復。在這樣的事實面前，叫我怎能忘恩負義，不感恩師父和大法的慈悲救度呢？！

但是江澤民卻要剝奪我們身體健康和做好人的最基本權利。十年多以來，在江澤民的授意下，公安，國保，派出所，社區，單位，無數次的到我家中騷擾，非法抄家，我被非法抓捕，非法關押，非法勞教，使我精神上，肉體上受到了很大的傷害，經濟上受到了莫大的損失。這種非人的生活直至今天。具體迫害如下：

長期監控

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三點，蘆淞區國保大隊楚光輝，賀家土派出所雷紹波，單位人員劉升國等人在我家威逼我看電視「新聞聯播」，看後要我們寫所謂不要煉了的保證書，並且抄了家，搶走了大法資料。

從那以後，我們每天進出單位的衛門都要簽字，這種侵犯人權的行為遭到我們的抵制和拒絕，傳達室值班人員只好自己登記進出時間，一直登記至今。如登記本子沒有銷毀的話，有本子作證，有歷屆的值班人員作證。七月二十二日以後的一段時間裏每天晚上還有退休職工龍雲航、張國華在我屋前屋後監控，有時還叫「老文在家嗎？」白天除了傳達室登記外還要安排退休人員非法監控我。

二零零八年，我兒子在廣西結婚，請我參加婚禮，警察卻不允許我參加。誰能沒有親人朋友呢，這種嚴重違反人權，干擾人身自由的決定，遭到了我的堅決反對。我是一個合法的公民，沒有違反任何法律，任何人也沒有資格剝奪我參加婚禮的權力。最後單位領導同意了我的要求，於是單位胡玲，社區派出所吳德華各派一人監視我，隨我一同參加婚宴。我被非法關在招待所裏不能自由外出，不能參加婚宴以外的其他活動。

兩次綁架到洗腦班迫害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至二零零一年，兩次被綁架到洗腦班迫害。一次是在蘆淞區武裝部招待所內，第二次是在株洲縣大京水庫內，強迫寫所謂的心得體會和保證。我單位專門派人監控我吃飯睡覺，寸步不離。

兩次非法行政拘留

第一次是二零零零年十月，從深圳來了兩位客人，客人來家沒多久，我和妻子劉小麗就被非法拘捕抄家，非法逼供誘供，不讓休息。並被非法送到株洲婦教關押十五天。第二次在株洲市楊柳衝非法關押十五天。

兩次非法審訊發生疾病

一次是賀家土派出所到刑偵大隊非法審訊我一晚，不讓我休息，使我精神極度緊張。突然頭疼的很厲害，站立不穩，雙腳不能挪步，一站就會往地上倒，他們只好打電話叫單位劉升國幾個人把我抬回家，劉升國可以作證。

還有一次是石峰區國保大隊（我所住的地方根本不受他們管轄），非法將我綁架，逼供審訊一個晚上，地點是湘天橋路一個賓館的樓上，他們幾個人輪流睡覺，卻不允許我休息，使我精神到了極限，第二天上午將我銬在一張鐵椅子上，突然頭疼難忍，被國保大隊送到市二醫院，醫生確診為中風，病歷在國保大隊，然後他們打電話把單位胡兵叫來，才將我接回，胡兵可以作證。

兩次被非法勞教

二零零四年五月第一次，株洲市蘆淞國保大隊綁架審訊抄家，送湖南省新開鋪勞教所七大隊，非法勞教一年半。

在勞教所遭受了被幾個吸毒犯貼身監控，不許與他人講話，坐小凳子，罰站，強制灌輸誹謗大法和師父的內容，獄中獄，畫地為牢等多種手段的嚴重侵犯人權和人身安全的非法迫害。二零零五年又以檢查艾滋病為由，妄圖給大法弟子抽血，當時我們強烈抵制：我們大法弟子都是正派的好人，沒有任何不軌行為，沒有艾滋病。現在想起來，可能是為活體強摘器官這種「這個星球上最大的罪惡」做準備。

二零零六年八月，第二次非法勞教兩年，在長沙市新開鋪勞教所七大隊，由於受精神上，肉體上的各種壓力，又不能學法，不能煉功，身體難以支撐，舊病復發，出現了高血壓，心臟病，心衰能症狀，勞教所害怕擔人命案子，只好將我放回家，但還是被地方單位監控。

兩次被非法刑事拘留

第一次二零零一年五月間，蘆淞政保大隊綁架，非法抄家，搶走我的大法書籍，非法審訊，非法刑事拘留一個多月。

第二次，二零零八年六-七月間，我到廣西兒子家玩耍，沒有幾天被由雷紹波帶領的政保大隊和當地鐵路公安非法拘捕審訊。在柳州監獄關押一晚，第二天被綁架回蘆淞政保大隊，繼續非法審訊我，（後來得知在我不在家時非法搜查了我兒子的家，還把我兒子的房門，櫃門鎖和一個鐵皮箱鎖砸壞）。當我被綁架到株洲市第一看守所時，我的心臟病高血壓，心衰復發，危及生命，看守所拒收，由我的兒子接回家，蘆淞政保大隊企圖向檢察院，法院構陷我，但是因為我的病情只好撤訴，在家被單位，派出所派人非法監視居住半年。半年後又被楚光輝綁架到市一醫院，由退休的老院長親自檢查身體，確認病情屬實，他們才放過我。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以後，我家的座機被監控，單位內部電話也被控制，後來根本就打不通。單位維修人員來檢查也只是看看而已，不肯予以恢復。

鑑於上述事實，我控告江澤民個人獨裁，以個人代法，以權代法，以黨代法的嚴重犯罪行為，全面摧毀了中國的法律、法制、司法體系和道德體系，同時控告江澤民對我犯有以下罪行：

1.非法剝奪公民信仰自由罪
2.非法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罪
3.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罪
4.非法搜查罪
5.非法拘禁罪
6.非法刑訊逼供罪
7.非法剝奪公民通訊自由罪
8.濫用刑法三百條罪
9.非法搶奪他人私有財產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