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六月一日，楊寶英女士和丈夫楊東閣及一雙兒女向最高檢察院、最高法院郵寄《刑事控告書》，起訴給他們家庭帶來諸多災難的迫害元凶江澤民。

在《刑事控告書》，楊寶英女士講述自己身為知識女性，受到社會、家長和學生的尊敬和信賴，只因為信仰真善忍，卻遭警察野蠻迫害，二零零零年，被非法關押在新地看守所，她講道：

「看守所副所長王忠宏匆匆從屋裏拿來電棍……邊說邊往我臉上、手上電起來，電棍不停地發出‘啪、啪’響聲，所過之處，像滾動的鐵針在往肉裏邊猛紮。我當時心都懸了起來，四肢顫抖，牙咬得緊緊的，感覺臉和手都被電破了、電焦了、電熟了。

演示圖：電棍電擊

「不知電了多久，接著繼續灌食，男犯人用皮管硬往我鼻子裏插，沒插進去。警察王大夫狠踢我兩腳，奪過管子繼續插。我拒絕灌食，掙扎抵制，副所長王忠宏又拿起電棍瘋狂的在我受傷的臉上電起來。」

「灌食後，我扶著牆踉踉蹌蹌走進牢房，這時灌進去的東西不斷往外返，猛的不停的嘔吐，好像五臟六腑都傾吐出來，吐出的不是奶粉，而是濃濃的鹽水。鼻子流著血，嗓子咯著血，折騰好幾個小時，到了晚上，被電的臉腫得更厲害了。锃亮的大泡像扣在臉上一樣，使人見了不寒而慄。」

楊寶英說：「我曾是小學高級教師，有三十多年的教學經驗，曾被評為瀋陽鐵路局的模範班主任，我所教的班級曾被評為阜新市三好班級。由於工作踏實、認真、盡職盡責，為了學生不考慮自己，得了滿身的病：神經衰弱、鼻炎、咽炎、頸椎骨質增生、膝關節炎、肺結核等，天天與藥相伴，每天冬季更是難熬，感冒一次接一次，鼻子、嘴總是出泡出血，膝關節炎伴隨我二十五年，一吃藥，膝蓋就腫起來，疼痛難忍、到處求醫，用盡偏方，無濟於事，體重只有八十多斤，每天強打精神上班。一九九六年四月，我學習了法輪大法，隨著我學法煉功，按真、善、忍的標準做好人，不到兩個月，全身疾病不翼而飛，體重增加到一百二十多斤，第一次品嘗到「無病一身輕」的滋味。」

楊寶英的老伴，楊東閣先生，在煉功前有十二指腸胃潰瘍、枕大神經痛，曾到瀋陽鐵路總院看病，多方醫治無效，天天躺在床上，並嗜煙如命，嚴重咳嗽吐痰，瘦得皮包骨，一九九六年，楊東閣修煉了法輪功，煙癮沒了，身體好了，人也精神了，十九年了一個藥片都沒吃。

十六年來，楊寶英家曾被非法抄家四次，楊寶英被非法行政拘留四次，被非法勞教一次（在馬三家勞教關押兩年又加期兩個月），流離失所七、八個月。丈夫楊東閣被非法行政拘留一次。女兒楊明喆被非法拘留二次，被非法勞教一年（後又加期半年），進洗腦班一次，進京回來後，被單位看管，不讓回家。

在十六年的迫害中，楊寶英親身遭到多種酷刑：蹲小號、吊銬、瘋狂電擊、坐小塑料凳、罰站、面壁、野蠻灌食、灌濃鹽水、不讓大小便、強制看病、抽血、連續多日不讓睡覺、加期、超負荷勞動、兩手半殘、誹謗挖苦、毆打謾罵等。

下面是楊寶英在《刑事控告書》中講述的她及家人被迫害的部份事實。

依法上訪 多次被關押、勒索 兒女受傷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澤民開始了對法輪功的迫害，我毫不遲疑，於七月二十一日和女兒（楊明喆）立即進京上訪，想說一句真話：「法輪功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可沒到信訪局就被巡警抓到北京豐台體育場，受到打罵、暴曬、乾渴、飢餓的折磨，夜晚硬把我們拖上火車，押回本地西鐵派出所。我和女兒一連四夜沒睡覺，三天沒吃飯，在派出所的水泥地上坐著，上邊熱、下邊涼、蚊子咬、臭氣熏，從那以後，我們家就成了公安部門的「黑戶」，電話監控、專人監視、特務跟蹤、單位通告、上門騷擾、公安抓捕，親朋好友受到株連，寢食難安。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和女兒第四次進京上訪，十二月十九日被抓（我已和女兒分開），次日被送回本地，關押在阜新新地看守所，在這期間我家災難重重。九十多歲的婆母癱在床上，大小便失禁，離不開人，她想念我，天天喊著我的名字，使人聽了很傷心，現已去世。

片警經常半夜三更到我家騷擾。我的兒子精神受到刺激，達到崩潰的地步，多次用拳頭砸碎玻璃，手上的鮮血也多次流淌不止，送進了精神病院，每月費用二千五百元。現在兒子已經四十歲，還用藥陪伴，沒有工作，還幹不了甚麼，社區也不給辦低保。

我老伴楊東閣渴望我回家照顧老人和兒子，因為我堅持信仰不寫「不煉法輪功」的保證書，海州公安分局副局長（李儉）和政保科的人硬是不放。這時，又傳來不幸的消息，我女兒在北京因給其他法輪功學員送信，被警察堵在樓房裏，萬般無奈從四樓跳下，不知怎樣我老伴簡直受不了這麼大的打擊。這時正值皇曆新年，他吃不下飯，經常望著家中空蕩蕩的屋子發呆，痛不欲生，這好端端的家剎那間變得如此破碎。我又被關押了四個月，二零零零年三月中旬保釋。

後得知，女兒坐骨神經受損，腳嚴重摔傷已骨折。生活不能自理，每翻一次身，都要昏過去，走路一瘸一拐的。剛好一點，在北京又被抓捕，二零零零年二月被送回阜新市新地看守所，五月三十日，被海州公安分局非法勞教一年，在阜新勞教所後又加期半年，受盡折磨，接著又送到撫順洗腦班，用歪理邪說給她強制洗腦，使她至今仍不太清醒。

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二日下午四點左右，阜新公安局政保科趙某、馮國平等十幾個人闖入我家。（四點前已到我所在單位海州鐵路小學，校長宋春豔配合公安，事先打電話試探我是否在家）以欺騙手段，說我女兒（楊明喆）在勞教所出事了，叫我們去解決，我們看出是圈套，推托家裏沒人照顧，可公安局叫我老伴去了，我剛走，警察就進屋了，逼問我兒子：我到哪裏去了？就這樣我又被抓，硬把我抬到警車上。我和老伴都被押送到新地看守所。我家又一次遭難。家裏只剩下九十多歲癱在床上的老人，和剛出院不久沒痊癒的兒子。

親人們到處托人，說我們家特殊，公安局政保科勒索四千元，把我老伴放回。在看守所，老伴楊東閣被關押八天，犯人輪流打罵他，整天叫擦地，不讓喝水，不讓大小便，每頓只吃上幾口生麵團，其餘的都叫犯人要去了，人瘦得皮包骨。老伴回家，他姐姐一看就流下了心酸的淚水。我被關押一個月，家裏又花了五千元（其中二千元被警察揮霍）。我回來後，聽說勒索這麼多錢，我和老伴去公安局要收據，一共去了五、六次，警察才勉強的用作廢的收據改一下日期，敷衍了事。

二零零二年四月直到十六大前後，以有人舉報和到派出所簽字為名，公安局、派出所、社區多次到我家騷擾企圖探聽消息抓捕，我只得在外流離失所七、八個月。

新地看守所：電擊、野蠻灌食折磨

二零零四年二月十日上午九點四十分左右，西鐵派出所五、六個警察在沒有任何證據情況下，去我家抓人，砸門撬鎖，外面警車等候，並說：「再不開門，把你家門砸開。」大約撬了兩個多小時，沒有撬開，卻把門鎖撬壞了，過幾天又來撬門。對於公安警察沒完沒了的騷擾，我想你們公安人員不能這樣欺負老百姓，執法犯法，不能不顧證據胡來。於是我就在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去派出所跟他們講真相。我這一去所長、指導員「如獲至寶」，以為「立功」的機會來了，給市局、分局打電話。市局政保科（馮國平）、海州公安分局（周曉敏）來了，把我軟禁在派出所。到了晚上，一屋子警察虎視眈眈面對一個手無寸鐵的老太太，一個彪形警察邊罵邊把我的雙臂緊緊扭在後面，薅住頭髮，向前用力一推，把我的頭髮薅下一把，又上來幾個警察連推帶拽把我推進警車，扔在座位上，押往新地看守所。

看守所的警察和犯人圍上來，大聲訓斥想給我戴腳鐐，我硬是不肯，在這裏絕食抗議公安部門對我的迫害，看守所警察野蠻給我灌食。把我按在凳子上，我大聲喊：「法輪大法千古奇冤！」副所長王忠宏聽到了，匆匆從屋裏拿來電棍，惡狠狠地說：「我叫你冤，我叫你喊！」邊說邊往我臉上、手上電起來，電棍不停地發出「啪、啪」響聲，所過之處，像滾動的鐵針在往肉裏邊猛紮。我當時心都懸了起來，四肢顫抖，牙咬得緊緊的，感覺臉和手都被電破了、電焦了、電熟了。

不知電了多久，接著繼續灌食，男犯人用皮管硬往我鼻子裏插，沒插進去。警察王大夫狠踢我兩腳，奪過管子繼續插。我拒絕灌食，掙扎抵制，副所長王忠宏又拿起電棍瘋狂的在我受傷的臉上電起來。

灌食後，我扶著牆踉踉蹌蹌走進牢房，這時灌進去的東西不斷往外返，猛的不停的嘔吐，好像五臟六腑都傾吐出來，吐出的不是奶粉，而是濃濃的鹽水。鼻子流著血，嗓子咯著血，折騰好幾個小時，到了晚上，被電的臉腫得更厲害了。锃亮的大泡像扣在臉上一樣，使人見了不寒而慄。

馬三家勞教所：奴工摧殘、蹲小號、坐小塑料凳、野蠻灌食

在看守所非法關押了三十五天，二零零四年三月末，海州公安分局政保科周曉敏和西鐵派出所兩名片警，以我給校長、書記寫的兩封勸善信為依據非法勞教兩年，押送瀋陽馬三家勞教所。這封信是我給當時校長宋春豔和書記寫的。是針對她們親自把在校職工送撫順洗腦班的事，可是校長又把這兩封信交給了公安局。成了迫害我的理由，兩封信判兩年。

在馬三家勞教所，我受到了非人待遇，諷刺挖苦，強制洗腦，天天放著誹謗大法的錄音、錄像，不「轉化」不叫睡覺，一連二十多天，每天只讓休息三、四個小時，強迫超負荷勞動。二零零四年秋，勞教所開始了使年輕人都望而生畏的扒玉米勞動，強度很大，三大隊五分隊隊長關麗英看我「轉化」沒希望，在她知道我在扒蒜時手就疼（骨鞘炎），有時昏迷，多日不讓休息，身心受到嚴重傷害的情況下，故意想用勞動拖垮我、削弱我的意志，從而順從她，並跟大家說：「只要需要一個人去勞動，也得叫你去。」我每天拖著沉重的身體、甩著難忍的胳膊，忍受著手的疼痛，拽著一棵又一棵玉米秸、扒著一穗又一穗玉米棒。到了夜晚，躺在床上輾轉反側、夜不能寐。雙臂酸痛、不能高舉；手指發直發硬，五指難以合攏；腰腿風濕酸軟、早上起來不時發出「呻吟」的叫聲，到最後幾天，我提出幹不了，關麗英就是不理睬，造成了我雙手半殘。

由於沒達到五分隊關麗英的要求，又給我調到三分隊。這個隊長姓董，也是百般刁難，叫我去撮雪、抬雪，幹不了，就大聲訓斥，叫我去花錢看病，加期等，一不隨意就叫去蹲小號，那裏又冷又潮、飢寒交迫，我被隊長推進小號蹲了十天。又加期十天。

二零零五年四月，我被分到嚴管一大隊，這裏的法輪功學員不穿勞教服，不幹活、不掛牌，當時獄警是張壘，都管她叫惡警，她一會兒踢這個人兩腳，一會兒又踢那個兩腳，最苦的是坐小塑料凳。這種小凳面積小，面質堅硬，坐時間長了，骨頭尖都疼，肉皮發黑發紫，肉皮咯破出血。我就是這種情況，一坐上就鬧心，坐小凳也是一種迫害，於是我拿個小布墊就坐在地上，張獄警看見了，不允許，就多次踢小布墊，推我、拽我，把我弄到辦公室把我的雙手銬在暖氣管上，並說：「出頭的椽子先爛，誰叫你帶頭來的？」有一次，把我拽到庫房去，逼我寫「轉化書」，我不肯，就用力把我推倒，在寒冷的冬天，叫我坐在水泥地上冰著，我起來，就推倒，足足冰了半天，冰得我腰疼、肚子疼、雙腿更疼。

在黑窩裏，我的身體受到極大傷害。曾三次出現生命危險：一次去洗漱，剛走幾步沒出屋，腿就軟下來，摔倒甚麼也不知道了；第二次去洗手間，我扶著同修的胳膊，就慢慢的往下墜，昏過去了，幾個同修把我抬到床上。另一次，張壘準備給我灌食。當時有幾個獄警一擁而上，死死的抱住我的身體，牢牢地抓住我的雙臂，掐脖子的，捏嘴的，沒有一點活動餘地，憋得我喘不過氣來。心想：不好，這不是要我的命嗎？於是我用全身力氣，使勁掙扎擺脫，她們把手鬆開了。我深深的喘了一口氣，大聲說：「你們幹甚麼？想把我憋死呀！」

在二零零五年七月末，我連續絕食六十一天。在這期間，我又感受到另一種灌食的痛苦。灌食時，隊長帶著幾個穿白大褂的警察，從監室把我拖到灌食室，按倒在地，四肢壓住，醫生拿著長長的皮管，通過鼻孔插到胃裏，我不知道皮管觸動了身體哪個部位，心裏猛一震，疼痛難忍。皮管插到哪裏，疼痛就來到哪。灌食後，全身不停的顫抖。有時竟大哭起來。他們灌的東西，甚麼顏色的都有，不知是甚麼。獄警看到我這種狀態，就強迫我去醫院檢查，抽血化驗，每次去醫院，灌食都叫我花錢，大約用去一千五百元。現在我明白了，強迫我看病，抽血化驗，就是不懷好意，就是為了尋找「供體活摘」。

二零零六年二月，我本應勞教期滿，但又加期兩個月。這時「馬三家」又調來一批更邪惡的警察，馬吉山、劉勇等。他們不管你身體狀況，老的、少的，挨個收拾。不穿勞教服、不幹活，就拳打腳踢、面壁蹲小號、吊銬、反銬、腳鐐等。當時我全身浮腫厲害，右腳腫得锃亮、不敢碰，每當夜深人靜時腳更痛，心難受、睡不了覺，我坐起想緩解一下，坐起來就被訓斥。早上起來就開始罰站，剛動一點，馬吉山就大喊起來，隨著喊聲他的大手就從我的頭頂「拍」一聲鑿下來，我險些昏倒，扶住了床欄。

家人承受巨大壓力和痛苦

在我勞教期間，我老伴承受著巨大精神壓力，操盡了心。家裏兩個病人靠他照顧；為我的非法勞教，多次去公安局講真相，找律師寫訴狀，向有關部門投訴；為我的退休金被扣發而奔波，每月老伴只有六百元，養活一家人，還得給被關押的我送錢財；我不穿勞教服，不叫家人看望，害得老伴多次白來，傷心而去。有一次，老伴與裴隊長聯繫，說叫見，可一去，隊長說我正蹲小號，不讓見。勞教兩年期滿，我老伴與朋友去接我。大隊長李明玉說我被加期兩個月，她不穿勞教服也不能見。我老伴與大隊長喊起來，叫她們拿出文件，並說：「今天我一定要見，抬也得給我抬出來。」大隊長只得叫我們通了電話，總算沒白來。

這些年來，我們不但肉體上受到迫害，精神上受到摧殘，而且在經濟上也遭到了很大勒索。一九九九年十月，我女兒楊明喆，單位軍政招待所王大江等人向我家勒索二千元，又給她下崗。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零零零年三月，我在阜新看守所關押，退休金停發，至今沒給。二零零一年六月，在看守所關押一個月，只給半個月退休金。二零零一年六、七月份，我和老伴先後被阜新市公安局政保科勒索七千元。二零零五年在瀋陽馬三家勞教所強迫看病和灌食，勒索大約一千五百多元。二零零四年二月～二零零六年四月，在馬三家勞教所兩年多（二十六個月），退休金和後來補發的退休金全部停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