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二零一六年六月十四日】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我第一次去煉功點,出門時靠人背、扶,回家時偏癱近五年的我行走自如。 我是一名鎮政府的退休幹部,今年六十三歲。十五歲當上了鄉村小學的民辦老師,任教八年;二十三歲就讀西南農學院。大學畢業後回鄉工作,先後擔任過公社辦公室主任(秘書),鄉政府公安員;鎮政府辦公室主任;綜合統計站站長;鎮政府片區行政主任等多種職務。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的一天,我人生中發生了不幸。我騎摩托與妻子外出,一輛大貨車轉彎時行錯了道,向我們衝撞過來。我和妻子急忙跳車,翻滾到公路邊。命保住了,但我神經受損,從此偏癱。住院醫治了半年,沒有治癒的希望,主治醫生要我回家療養。 醫療費花了二萬多元,鎮長不給報銷,說不是工傷,還要我到離家十五公里遠的地方繼續做片區行政主任的工作。經我請求,才調到附近當駐街村幹部。我是一個殘廢人了,每天去上班都要拄拐棍,還要兒子護送,攙扶。 從醫院回家後,最重要、最急迫的事就是求醫問藥,到處打聽名醫、藥方,誰知越醫越糟糕。血壓飆升高達一百八十至二百三十,腦血管出問題,引起頭部劇痛,疼痛發作時,像要爆炸一樣;大小便失禁,小便刺痛,燒襠,痛苦萬分。我倒在床上了,左側肢體麻木,一點知覺都沒有了,起、臥、行全靠妻兒攙扶,吃飯靠餵。我在床上躺著工作,接待上門來的村幹部,給他們布置工作、指導工作。 我心情糟透了,易急易怒,整天賴在床上動都不想動。正當我痛不欲生的時候,有人來向我洪法。我認為自己是國家幹部,對於那些東西不能輕信輕聽。來人說:我也有病,是煉法輪功煉好了的。我也是退休幹部,還是黨員呢,我都不怕,你怕甚麼? 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三日,有外地同修來切磋交流,當地輔導員勸我去聽一聽,說學不學你再作選擇。於是當日下午兒子扶我去了煉功點。一看,我鎮修煉法輪功的人還真不少,有退休幹部,有在職機關人員、公安警察等等,有的退休幹部還帶來家屬參加,七、八十人個個紅光滿面,精神抖擻。而我呆立一旁,站都站不穩,感到好自卑,好羞愧。 法輪功學員煉完功,開始讀書。兒子就扶我坐在別人身旁,湊著一塊兒看書,然後聽他們交流切磋。在這個祥和的場裏,我感覺人一陣輕鬆,好舒服。輔導員問我要不要大法書,我一口回答,要!我決定修煉法輪大法,訂購了全部書籍和煉功帶、講法錄音帶。 起身回家,走出煉功點僅一百米,我癱瘓的左手突然從褲兜裏伸縮自如;癱軟的、知覺麻木的左腿也來勁了。我一陣驚喜,便試著自己走。一走,還行,不要兒子攙扶了,我自己走回了家。 回到家,我試試我的左手是否有力,於是一掌拍下去,把那條有些破損、坐下去發出聲響的破凳子拍散了架;我再試試看手腕、手臂是否有力,就將一籮筐約一百斤重的大米從門口的攤位提進了屋。從此,我自己端碗吃飯,生活、工作一切正常。 真象神話故事一樣,一個滿腹惆悵、前途無望的偏癱患者,出門時還靠兒子背、扶,僅發出要煉法輪功這神聖的一念,回家的路上就能獨自行走,從此成為一個健康、幸福的人了。第二天我就獨自走去煉功點煉功了,並每天如飢似渴的讀著大法書。 我的妻子,家人們見證了法輪大法展現在我身上的神跡,個個百感交集,連聲謝謝師父,謝謝大法。 師父還給我開天目,讓我看到許多另外空間的美妙景象。我精進實修,甚麼高血壓、腦血管痛、小便疼,全都消失的無蹤無影。原來我是公斤級的酒量,我戒了酒、戒了煙、戒了賭(打牌賭),妻子打趣說,要當和尚了。 我家祖輩信佛信教,文革歷劫後仍有些收藏,想到「不二法門」的要求,我把那些東西全部處理了。 我與現在的妻子是組合的家庭,雙方共有大大小小五個孩子,三代人一大家子湊在一起過日子,各執所見,難以融洽。修煉了,我哪有不對,妻子就提醒我:每天抱著大法書看,修的是啥喲?我們都是修煉人,遇事用法來對照,我們的家庭從重重矛盾中解脫出來,越來越和諧、溫馨。鄰居及親朋好友們說,你是怎麼管理的?你們這個半路組成的家庭怎麼比結髮到老的家庭還和睦? 我年逾古稀的母親,三十歲時就患頭痛病,無藥可治;中風後留下後遺症,右腿行走不便,靠拐杖。我妻子有額竇炎,腰椎盤突出,肩周炎等等許多的病,我帶著她們一起煉功,一起學法,我母親煉功的第二天頭就不痛了,還丟掉了拄了兩、三年的拐杖。很快,我妻子的甚麼病都沒有了。 特別是我的母親,她性情古怪,吸煙好酒,性情剛烈,有時蠻不講理,「名聲」遠近皆知。她修大法後不僅病好了,而且不再喝酒吸煙,待人溫和,像換了個人似的,所有見過我母親的人無不稱奇。一輩子生成的秉性,若不是大法的威力,誰能改變得了她呀? 我們家的傳奇傳遍了鄉村,很多人因此得法,走進了大法修煉。 做好幹部卻遭迫害 我修煉還不到半年,就遭遇江澤民發動的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我與每個新老學員一樣,都得面對這場生死的考驗。那時,鎮上對我們管的很嚴,派出所每天派人上門騷擾,還送來洗腦的資料要我們看,我嚴詞拒絕了他們。 我在政府部門工作,反迫害中與該鎮最高領導直接交鋒,他們是當地實施迫害的主要責任人之一。該鎮邪黨黨委、紀委,以「上級領導」、「組織原則」的強勢命我寫「三書」,強令我放棄修煉,背叛信仰。我拒絕服從這所謂的「上級」命令,並一再向他們重申,我是修大法癱瘓的身體才得以康復的,修大法使我家庭和睦。修大法,嚴要求,做好人,我的工作盡職盡責,這些你們都是知道的。法輪大法我不可能丟,罵大法、誹謗師父的事,我也絕不會去做。 邪黨書記說,你的情況呢,事實如此。但「上級」的命令我們不好交差,你還是不能學。邪黨書記見法輪功學員不像歷次運動的人那麼好對付,就使出「重用」的手段來迫害我,讓我身兼數職,幾個部門的活逼迫我一個人幹,還聲稱,除了我,沒有第二個人能行,企圖拖垮我的身體和意志。我當礦山交通安全辦公室主任;當窮困村聯繫人(這個村遠離鎮政府二十公里以外);在一些單位我既當單位的領導又當具體的辦事員,如:政府綜合統計站主任,統計員;鄉鎮企業辦公室主任,企業統計員等等。 我想,大法弟子在哪裏都要按照大法「真善忍」原則去做一個好人,面對千頭萬緒的、超負荷的工作我沒有退縮,並且把各項工作都完成的很好,連年被上級主管部門如市礦管局、縣鄉鎮企業局,縣經貿局、統計局及安監局評定為先進單位、先進個人。 有時政府某部門有難解的矛盾和棘手難辦的事都推給我,讓我去辦,去解決。本著修煉人為社會負責,處處為他人著想的心態,許多難解的問題我都能迎刃而解,管轄區內沒有出現百姓上訪的情況。鎮領導及縣級單位對我的工作十分讚賞和敬佩。 江澤民見迫害好人難以為繼,就偽造了「天安門自焚」的特大謊言,煽動迫害升溫。二零零二年鎮政府邪黨黨委、紀委掀起了又一輪逼迫法輪功學員寫「三書」的迫害。於是我就向他們寫出了我在大法修煉中身心受益的親身經歷,與證實「法輪大法好」的諸多事實真相,證實法輪大法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鎮邪黨書記和紀委書記都說,你所寫的情況屬實,我們黨委都是親眼看見的。只是你寫的材料我們交不上去,那是從中央到地方的統一要求。根據你的情況,我們按上級的要求給你寫好了「三書」,你簽個字交上去,就可敷衍了事了。你不要出去公開宣傳,自己在家裏悄悄學就行了;否則弄你去學習班,直到轉變為止。我說,任何誹謗大法的字我都不簽。就在此時,本鎮發生了煤礦安全事故,來電話要我趕赴現場處理,寫「三書」的事才就此罷休。 從我身體康復後,工作一直出色,獲得了很多獎項,但鎮紀委書記卻說,你學法輪功,能力多大,成績多優,都是一票否決。我得到的先進單位獎的獎牌掛在鎮政府辦公室裏,我應得到的個人獎金卻被他們剋扣。如,礦管資源局發給我個人先進獎獎金一千二百元,被他們全部侵吞;給我貧困村烤煙發展獎個人獎金二千元,他們只給我五百元;二零零三年年終目標獎從八千元到二千元分四個檔次,我得到的獎金五百元,連最低檔次都不是。因我掌握著縣、鎮政府官員貪腐的違法事實與證據,他們懼怕我的正氣,二零零四年後任的鎮邪黨書記兼組織部部長逼迫我提前退休,還以「否則調到偏遠山區」要挾。 當時我只有五十歲,按法定退休年齡還差十年。依照當時提前退休工資要連加幾級的政策,我提前退休後每月工資收入應增加八百元。可他們對法輪功學員一律不按政策行事。 這些被江澤民操控、利用的邪黨官員們,明知我是一個修煉法輪功、有口皆碑的好人;在大法修煉中身心受益的事實真實可見,人人皆知,卻對我進行高強度勞動的迫害、改變信仰的精神迫害與經濟的迫害。他們的人性被扭曲,不在乎人的善良,不在乎真理與事實,只在乎「上面」的意志,哪怕是違法犯罪也賣力去執行。二零零三年,參與迫害法輪功的時任鎮長、書記遭惡報,因貪腐被「雙規」,被撤職;前任書記指使後任書記兼組織部長對我強退(逼迫提前退休),我要求恢復工作他不簽字。這位參與迫害法輪功的後任書記因貪腐遭到判刑五年的惡報。這些所謂體制內人,被江澤民脅迫充當了迫害的工具,他們才是真正被江澤民迫害的人。 作為大法弟子來講,我們遵照師尊的教導,在哪裏都要做一個好人。我們在各行各業中修煉,在各行各業中證實法。得法修煉後在崗的短短幾年中,我在政府機關,在所在的部門、行業,留下了修煉人證實法的足跡。感謝師尊的慈悲苦度。 個人所悟,如有不對的地方,請同修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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