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劉蘋女士二零一五年六月控告江澤民，申請最高檢察院對犯罪嫌疑人江澤民提起公訴，根據中國刑法規定，依法追究被控告人江澤民犯下的非法剝奪公民信仰罪；非法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罪、非法剝奪公民財產罪、綁架罪、侮辱罪、虐待罪、非法拘禁罪、故意傷害罪。

法輪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煉大法，自一九九二年公開傳出後就受到了廣大群眾的喜愛，並在國內外廣受褒獎和讚譽。迄今李洪志師父和法輪大法獲得各國政府各類褒獎、支持決議案和信函超過三千項。「真善忍」的信仰得到了各族裔民眾的愛戴和尊敬。

但是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被控告人江澤民把個人意志凌駕於法律之上，瘋狂發動了對法輪功群體的迫害，在其「名譽上搞臭、肉體上消滅、經濟上截斷」、「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殺」的指令下，眾多法輪功學員廣泛遭受酷刑折磨、被活摘器官、及被其它方式迫害致死等。

下面是劉蘋女士在控告狀中陳述的部份事實：

我是控告人劉蘋，於一九九四年九月開始修煉法輪大法，身心受益無窮。

（一）遭強輻射五官變形、暈倒

一九九六年，我在衡水市二院神經內科工作。自《光明日報》事件（污衊法輪功）之後，科主任袁偉強開始處處刁難我，歪曲事實和編造不實材料到當時的院長徐文華處誣告我，那時我經常被安排值班或替班，袁偉強卻製造輿論說我值不了班，最後跟徐文華說我「每天坐在辦公桌上念阿彌陀佛」。我們修煉法輪大法的人是不念阿彌陀佛的，袁偉強的這一說法純屬編造。當時他是科主任，我是普通職員，徐文華經不起他的糾纏，在一九九七年四月把我調到放療科（又稱鈷六零，是放射治療腫瘤的科室）。

那時我年輕、尚未結婚，按照相關規定不能安排在此類強輻射科室工作。大約一個多月以後，我出現全身不適、乏力，浮腫、心悸、心慌氣短，皮膚菲薄變黑發癢、稍微一碰就出血，頭髮乾枯、月經稀少，面部浮腫到五官都變了形。到檢驗科查白細胞數目已遠不足4.0（每毫升四千個），因當時的檢驗醫生張鳳傑不敢得罪院長，跟我說明情況後在檢驗報告單上寫成4.0。

後來我在工作中暈倒，由醫院的救護車送回家，是神經內科的護士長田秀滿和宋秀雲送我回去的。衡水市二院沒給予任何治療和補償措施，為了推卸責任有關領導聲稱「這些醫療設備沒有輻射」，「輻射量很小，對人體沒有傷害」，並從那時起取消了衡水市二院CT室和放療科的放射假，二零零四年之前未恢復，現在是否恢復不清楚。

在我休息期間，袁偉強扣發了我百分之四十的工資，給了他自己招去的一個臨時工醫生孫雲飛。我通過修煉性命雙修的法輪大法，又一次恢復了健康。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澤民濫用職權在全國範圍內發起了對法輪大法修煉者的殘酷迫害，一時間電視、報紙及各大新聞媒體到處充斥著江澤民犯罪集團對法輪功創始人的誣陷和誹謗，對法輪功修煉者的種種歪曲報導，謠言滿天飛。種種精心炮製的謊言和誣陷，毒害了中國人的心靈，強權和暴政扭曲了國人的人性，加速了中國社會道德的敗壞。

那天我是下班後才得知江澤民開始全面迫害法輪功的事，當天晚上搭乘從河南到北京的過路客車至北京，想要向政府說明法輪大法的真相，告訴國家領導人我們是一群修煉真善忍的好人，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可是沒能進到信訪局，只好乘坐晚上的火車回家。到家後即被非法監控，所謂「二十四小時不離開視野」，書記許同禮逼迫我交出大法書，並威脅說不交就抄家，我跟他們說了一句「除非我死了」，他們就沒再提抄家的事。

在被非法監控一個星期之後，當時的院長張勇、書記許同禮請出退休院長徐文華，逼我寫下「不習練、不參與、不集會」的保證，並軟硬兼施讓我按下手印，還逼迫我交出了兩本正規印刷的大法書和幾本手抄本。他們的行為侵犯了我的人身自由和信仰自由。當時我在檢驗科工作，由於檢驗科主任王躍海不想參與迫害，時任院長的張勇於一九九九年九月十八日把我調到設備落後、缺少基本防護的輻射量巨大的理療科。

那時候每天下班後，我的身體都是浮腫的，全身乏力到飯都不想吃。我不敢輕易躺在床上，因為躺下之後也是昏昏沉沉的，再想起來就更困難；我只能回到家趕緊煉功，這樣煉完前四套功法後體能基本恢復正常，然後才能正常的吃晚飯，學法。日積月累的輻射，我的牙齦開始腫脹出血，月經量逐年減少，後來出現牙齦萎縮，身體極度虛弱。如果不是我偶有喘息的機會抓緊學法煉功，我想我的生命恐怕早已終結。

（二）被綁架到洗腦班折磨、三次遭藥物迫害

二零零一年十月九日，張勇指令王新婷安排我下午一個人值班，在接近下班時間將我綁架到洗腦班。當時的衛生局長王建軍一臉淫笑的對我說：「劉蘋，你還年輕，你別練了，我保證你大有前途。」我說，「你看起來像個流氓，你不配跟我說話。」他坐了一會兒覺得沒意思就走了。

當天晚上我出現心悸氣短、呼吸困難，衡水市哈勵遜醫院急診科醫生做心電圖顯示「室性心動過速，心律超過二百次/分鐘」，出診人員主張接我到哈勵遜醫院急診科觀察，遭到醫院派去的陪同人員苗文明的拒絕，開始她說我是裝的，出診的醫生就問她：「症狀能裝出來，心電圖也能裝出來嗎？」苗文明又說：「要接也得是二院接回去」，「她們煉法輪功的輕易死不了」。出診的醫生只好無奈的離去。我被留在洗腦班繼續遭受折磨。

在洗腦班裏，我的一切行動自由幾乎都被限制。白天被關在房間裏，一群「幫教」和猶大輪番灌輸著他們的歪理邪說。上廁所有人跟著，吃飯、喝水由醫院跟去的人給拿到房間裏。晚上房間從外面上鎖，還不讓關燈，外面的人可以隨時看到房間裏的一切，包括我和另外兩個醫院派去的未婚女孩子上廁所。

在洗腦班被非法關押的兩個月期間，他們對我實施過三次藥物迫害。

第一次是一個猶大端來一碗水，勸我趁熱喝下。一群猶大看著我喝完水後全部離開了，留下一個叫趙勛的黨校男老師看著我。幾分鐘後我感到頭部發脹，頭上的血管一跳一跳的，心臟也跳得怦怦的，全身憋脹出不來汗，皮膚變成紫紅色，照鏡子發現臉腫了。趙勛害怕了，一直重複著一句話「劉蘋你可千萬要活下來啊！等你的病好了我也煉法輪功。」

我就問他「水裏下的甚麼藥？」趙勛問我：「你感覺都有哪些藥？」我說：「應該有腎上腺素類的，還有阿托品類的，還有其它的，我暫時辨別不出來」，趙勛說具體甚麼藥他也不知道，然後就重複著一句話：「劉蘋你這麼聰明，你可一定要活下來啊！這件事（指這場迫害）早晚會過去的，你可一定要活下來啊！」

接下來的三天，我感到下腹不適，總想小便但是沒有一滴尿。血壓持續降到六十/40mmHg以下。六一零把情況通知衡水市二院，衡水市二院派急診科一個叫韓麗的醫生去給我量血壓（韓麗目前在衡水市二院神經內科工作）。苗文明跟韓麗商量之後，韓麗趁我腳高頭低位側臥在床上的時候，很隨意的量了一下我心臟下方的左臂，說是（收縮壓）接近70mmHg.我跟韓麗說想要小便，請她稍等看是否有尿，然後在正確體位下測量一下血壓的真實數值。韓麗和苗文明就出去了。那一次仍無小便，我趕緊回到床上躺好請韓麗量血壓，苗文明說韓麗已經回醫院了。那天晚上六一零值班的人跟陪同我的小同事說：「你們醫院不負責任，沒有劉蘋的名字，非得送進來，血壓這麼低，也不把她接回去。」

第二次和第三次藥物迫害使用的是奶粉。一天非法拘禁我的房間裏去了一大群猶大，其中一個叫張俊哲的拿著一袋奶粉，說你吃不慣洗腦班的飯，喝點奶粉補補身體吧。還特意讓我看看奶粉是沒打開過的。我推辭說對很多蛋白質過敏，謝謝她們的好意，不用了。她們想盡辦法的勸著我喝，說甚麼「多喝幾次就脫敏了」一類的鬼話，不經我同意沖了一碗，連哄帶騙看著我喝下去，把奶粉留給我，告訴我經常衝一點喝，然後一起離開了。她們剛走我感到下腹疼痛，去廁所出現腹瀉。（註﹕我從小到大喝過很多品牌很多產地的奶粉，從未過敏過，所以我判斷那不是正常的奶粉。）過了一段時間她們又去了，問我喝沒喝奶粉，我說喝完拉肚子，所以沒喝；她們又以「脫敏治療」的理由拿出去沖了一碗要我喝。很快我就去廁所了，排出西瓜紅顏色的細細的大便，肚子很不舒服。這之前我從未有過這種現象。那一次她們拿走了奶粉，表面理由是「反正你也不喝」。我是學醫的，我明白她們是怕我把奶粉保留作為藥物迫害的證據。

洗腦班的人反覆詢問我有無精神症狀，有無睡眠不良，我猜他們是想把我轉到精神病院迫害，就回答睡眠很好，情緒良好，家族中無精神病史。他們又問我有無心臟病，我說修大法後所有器官都變得很健康，如果有一天你們說我「心臟病」死了，那一定是你們害的。他們見我不上當，就沒再提過類似話題。

最後洗腦班只剩下我和宋繼普未「轉化」，他們把我單獨關在一樓，宋繼普不知道在二樓還是三樓。每天派大量的猶大們用車輪戰術折磨我，白天黑夜都不讓我睡覺。猶大們不去的時候，衡水市二院跟去的一個名叫姜秋霞的胃鏡室女職工就把房間的電視開到最大聲，吵到別人都頭蒙眼花的躲到外面去，她自己受不了了也出去散散步，但是洗腦班不讓我離開那間屋子。一個多星期的強噪聲污染和睡眠缺乏，我再次出現了牙齦出血和皮膚腫脹。我想辦法把自己的情況告訴了王躍海，他立即去找了許同禮，許同禮也趕緊去洗腦班看了看我。我提出要張勇到洗腦班，問他不放棄信仰是否就該被迫害死？許同禮說張勇得了紅眼病正在住院。
洗腦班的總負責人袁金龍（當時從衡水市直工委抽調到洗腦班）見其它辦法轉化不了我，就帶著他雇去的幾個小痞子對我耍流氓。他們先把趙勛調回黨校，認為是趙勛「影響了劉蘋轉化。」事實上，趙勛也確實在利用自己的身份保護著我免遭凌辱。

當時我被折磨的很虛弱，也看不到大法書，還不讓離開房間。我感覺光陰虛度的很可惜！但平時也只能躺在床上，因為沒事可做。有一天晚上袁金龍帶著幾個小痞子去了，先摔了我養在一個輸液瓶子裏的菊花，又去掀我的被子，有個小流氓還往下拽我的上衣。後來陪同我的同事張萍對他們發了脾氣，警告他們如果胡鬧，她自己也不留在那裏看著我了。他們怕陷入僵局停止了耍流氓，但我們兩個女孩子也意識到了處境的險惡。

後來，我就想通過文字遊戲離開那個骯髒的地方，隨便寫了幾個字。六一零那些人想見好就收，趕緊結束洗腦班。可是兩個猶大，其中一個叫靳麗紅，說「不行，她這根本就沒轉化。」幾個猶大又逼著我從新寫。在結束洗腦班的大會上，袁金龍說我寫的不合格，我說「要不是因為你耍流氓，這些我都不會寫。」我想撕掉那兩張紙，被於娜一把按住。過後她解釋說：「別跟他們激化了，趕緊離開這裏吧。」

那段時間，我第一次懂得了甚麼叫做「逼良為娼」！我的師父把我從地獄裏撈出來，給我淨化了身體，使我變得道德高尚，我卻要違心的說自己不再修煉法輪大法。此後很長時間，我的精神壓力很大，可能還有他們對我實施藥物迫害的後遺效應，我幾乎每天都會出現低熱和乏力。當時主管院長金輝要帶我去查發熱因子。我說謝謝他的關心，但是不用，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師父管我。

二零零二年十月二日，我哥哥去世一百天，當時我正常休班在家看護著年邁的父母，怕他們承受不了失子的巨痛。張勇派醫院工作人員催我去醫院報到，我說家中有事，去不了。十月三日，張勇和王新婷要停我的工作，我當場揭露他們的迫害，副院長金輝送我去科室上班時發現王新婷已準備好替我上班，金輝問王新婷「你為甚麼會在這裏」，王新婷支支吾吾答不上來。

在身體上每日承受巨大傷害之時，理療科主任王新婷還隨意侮辱我的人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四日，王新婷以她自己「更年期」為由，將我的臉抓傷，抓痕之深令皮膚科大夫也不敢斷言「留不下疤痕」。幾天後張勇的弟弟張猛到理療科要求我給他按摩，我說「我不會按摩」，然後走到外屋。王新婷聽見了，趕緊湊過去說她會按，以後的幾天王新婷一直幫張猛按摩。之後院長張勇不許主管院長金輝處分王新婷。理療科屬功能科室，金輝當時是主管功能科室的副院長。我的叔叔找到張勇為我討公道，張勇說「劉蘋是煉法輪功的，這事兒沒法處理。」

（三）在衡水市看守所遭迫害、非法勞教

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上午上班時間，我被綁架到衡水市看守所。具體情況如下：那天上午理療科同事張雪蓮的丈夫劉增泉（在衡水市監獄做飯）去了理療科，纏著我一直說一些無關緊要的話題耗時間，大約十點以後他不停的看手機，十一點左右他收到一條短信就下樓了。他走後不到十分鐘有人打電話要我去保衛科，說是核實一點事。我說工作忙，他們說很快就問完，並威脅說不要逼他們上樓造成惡劣影響。結果我剛走到門診樓門口，就被幾個人強行塞進一輛沒有牌照的警車裏面。車裏幾個人連推帶罵，我看到一個人的警員證上寫的名字大概是「劉明禮」或「劉明勵」，至今已記不清楚了。回想二十三日下午本來應該正常休班，但王新婷非要換成我上班，我沒同意。後來聽同事說，二十三日下午，公安局的車在門診樓下轉了一下午。

六月二十四號中午被關在公安局的一個房間裏，他們沒收了我的電話。下午綁架我到衡水市看守所的路上他們打電話通知了我丈夫，在警車裏還詢問我丈夫的收入。我丈夫聞訊騎自行車追趕綁架我的車輛，到了看守所跟他們論理，問他們憑甚麼隨便抓人。衡水市國保大隊的左鐵漢打了我丈夫一巴掌，打壞了我丈夫的眼鏡。當時我的兒子讀小學一年級，那天是他的七週歲生日。我丈夫被打的時間正是孩子的放學時間。我忍痛囑咐丈夫：趕緊去接孩子。

在衡水市看守所，我們被迫剝蠶豆。同修王芳的手指因每天剝蠶豆而變形。我們和家人的來往信件被強拆檢查。有個猶大聽說我可能懷孕了，就裝作無意狠命踢我的肚子。在月經過期一個多月後，一天晚上我突然出現了大出血，那些刑事犯還以為我是正常來月經，就對我進行人格和人身侮辱。我當時緊鄰廁所休息，她們故意在洗澡時把涼水撒到我身上。之後的時間，我的身體極度虛弱，每天中午太陽最烈的時候我會裹著同修王芳的毛巾被去曬太陽，全身出汗但是仍然感覺冷。

據說我站著的時候雙下肢是青黑色的，有的刑事犯就告訴監室裏負責分活兒的趙敏，說「讓那個劉蘋多幹點活吧，反正她也幹不了幾天了。」「她活不了幾天了，你還護著她幹甚麼？」氣得趙敏大罵她們沒人性。有個叫溫成久的獄卒還扣下我家人給我送到看守所的錢（大概是二百元，記不太清楚了），回家後我看到了他寫的收據，上面有日期，回想起來那天我只收到了衣服。我問家人為甚麼不給我送被子去，家人說一開始看守所就收了被子錢（忘了是一百元還是二百元了），哄騙家人說會給我們被子。但是我被非法關押兩個多月，看守所從未給過我任何被子蓋。

那一次被非法勞教一年，因為身體太弱被高陽勞教所拒收。大約九月六日（具體時間記不清了）上午被綁架到高陽，下午回到衡水，第二天又被關進洗腦班。猶大張俊哲、許玉慧、徐傑給我和溫書巧、朱心款洗腦，逼我們寫所謂「四書」，還勒索我們每人四千元錢。

（四）被剝奪工作、扣發工資、跟蹤監控

回家之後，我去醫院找張勇要求上班。張勇多次避而不見，且絕口不提他對我家人許下的將我調回臨床的諾言。當我提出先回內科門診跟徐文華院長學習一段時間時，張勇說：「剛從監獄出來就跟著院長（學習），影響不好。」並說其他內科無崗位。

我是衡水市二院的正式職工，由於江澤民的迫害政策，張勇就敢濫用職權不讓我上班，不讓我晉職稱，在我正常上班時隨意綁架我，默許對我的種種故意的人身傷害和名譽損害，並從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起扣發了我全部的工資。

張勇作為院長，為所欲為的剝奪了我在衡水市二院工作養家的權利，但是每到四月二十五日、五月一日和十三日、六月十日、七月一日和二十日、八月一日、中秋節、十月一日放假期間、元旦、正月初一、二月到三月好像是開兩會的半個月，以及平時任何江澤民犯罪集團認為「有事兒」的時候，張勇都會派上一支「隊伍」監視我的居住和出行。 二零零八年奧運前，張勇居然派了一夥人租房子，居住在我租住的房子對面，從窗戶裏監視我的一舉一動，有時會跟蹤我接孩子。奧運將至時，竟然找了一夥人擺了一張桌子在我居住的胡同門口，說是出入人員都得登記。

因為張勇曾多次配合六一零和派出所迫害我，年邁的父母日日擔心我的安危，最後不顧自身的病痛和孤苦，勸我遠走他鄉。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我帶著年幼的兒子含淚辭別了白髮蒼蒼的父母親，坐火車到了廣州。

過了幾天，張勇派衡水市二院的孫文豹、張健追到廣州，自稱是衡水市公安局的人，謊稱我的丈夫在老家犯罪了，從我們所住轄區的派出所騙取了我們當時租住房屋的地址，剛好那兩天我搬家，他們在那裏沒找到我，又從那個房東處打聽我搬到了甚麼地方。我丈夫知道後找到他們，要拉他們一起去派出所澄清事實、恢復名譽。他們答應第二天上午去。第二天我丈夫去找他們，旅館的人說那兩個人早上不到四點就走了。過了幾天，張勇又派衡水市二院辦公室的彭春聯和柴建鵬到廣州監視我。

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我在辦理出國護照時，發現早在一九九九年自己就被限制出境至二零一九年，共二十年。我找到衡水市二院相關人員進行了交涉，並給張勇寫信希望他能撤回他當年對我限製出境的申請。張勇裝聾作啞，回到衡水後我又多次打電話給他他不接。二零一三年七月十八日和七月二十日兩個晚上，我母親打電話給我，發現電話被監聽。

我回憶起一九九九年八、九月份，我記得是衡水市河東派出所，但前衡水市二院辦公室主任劉新寧說是東門口派出所，曾向我索要照片，說是發到網上，當時迫於各方面的壓力曾給過他們一張照片。至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才明白，這些惡人們在十四年前就害怕迫害正信的罪惡曝光，從迫害一開始就在限制部份法輪功學員出境。

（五） 父親含冤離世

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我被非法關押在衡水市看守所時，我年近七旬的老父親摔傷了髖關節。當時全家人包括我父親都在想辦法營救我，誰也顧不上我父親的病。兩個多月後，我回到家中，發現我父親的右腿已經股骨頭壞死。我是學醫的，我父親的腿如果能得到及時治療是能夠恢復的。

二零零八年我無奈離家時我的父親仍然有病，我卻不能守在身邊。二零一二年五月，我父親因行動不便不慎從椅子上摔到地上，感覺腿很痛，但怕我擔心，總是在電話中告訴我他和媽媽都很好。二零一二年五月下旬的一天，我父親突然離世，哈裏遜醫院急診科的醫生考慮「動脈栓塞」，分析原因可能是摔傷後自己癒合，形成的血栓脫落堵塞了肺動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