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一日，付令軍依法向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遞交《刑事控告狀》，起訴給他帶來這場災難的元凶江澤民。

在《刑事控告狀》中，付令軍寫道：「被告人江澤民在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期間，利用手中權力，因為一己妒嫉，一意孤行，枉肆其忿，無視‘法輪功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的調查結果和民心民情，發動了針對法輪功的‘文革式’迫害。

「我也是這千萬個被迫害的對像之一，我在仙桃八中擔任教師期間，兢兢業業執教，對學生關懷備至，教學成績顯著──二零零五年，曾帶出一個全市高考文科狀元。但是在江澤民發動的對法輪功的迫害下，我先後四次被綁架，平時被監視行蹤，經常被要求‘彙報思想’。在非法關押後，我的體重由原來的一百七十五斤銳減到一百三十五斤，門牙斷了半截；身體浮腫，血壓升高，多次暈倒，有時不省人事；同時我的工資被禁發，頭髮變白。」

以下是在江澤民的操控唆使及謊言欺騙下，付令軍老師遭受的迫害事實及經過。

一、第一次被綁架、送洗腦班

二零零二年九月的一天晚上十點左右，我和同事何青、武蓓在仙桃商城旁邊的攤點吃夜宵，仙桃八中政教主任李玉斌（現任仙桃市沔城高中校長）、國保大隊田華和另一名警察，突然衝過來，沒有出示任何證件，就將我從餐桌上強行帶走，非法關押在仙桃市刑警一中隊一樓的一個小鐵籠裏，吃喝拉撒都在一個不足十平米的範圍內，裏面又臭又熱。

國保大隊大隊長周國懷採取一天二十四小時不讓睡覺、語言侮辱攻擊、抓頭髮和衣領、以送到監獄相威脅等方式，從肉體與精神上不斷施壓。

被非法關押的當晚，我全身抽搐，無法動彈，不省人事，警察們慌了，進進出出忙個不停。凌晨時，把我送到仙桃市第一人民醫院，醫生說可能是癲癇。折騰到天亮後，警察們把我帶回一中隊繼續非法關押。

一個星期後，把我強行送到設在仙桃市麻港鄉的洗腦班，洗腦班的負責人有仙桃市「六一零」的胡美生、徐霄、武永祥等人，仙桃八中教師胡鋼作陪護員。警察不准我出門，每餐由陪護員打好後端來，還敲詐逼迫單位交幾千元生活費。期間逼迫我看污衊大法的錄像，不看就羞辱、責罵、威脅。

一直到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左右「十六大」結束後，我才被學校接回。而且之前警察沒有出示任何證件，查抄了我的寢室，搶走了我的書籍、電腦、電腦耗材、手機、三千元左右的現金，還強迫學校交幾千元生活費等。

二、第二次被綁架，中途跳車後流離失所

二零零三年九月，在市「六一零」的指使下，仙桃市教育局保衛科姓鄭的保衛科科長，和學校管政教的副校長李玉斌一起欺騙我，說要我到教育局開會，我問要開多久，他們說一個下午的時間。

中午，他們一起在糧貿大酒店吃飯，同桌的有仙桃八中保衛科的劉剛、政教處的胡波和彭紹兵、仙桃市教育局保衛科的鄭科長、仙桃八中教師何青等人。吃完飯，鄭科長、劉剛、彭紹兵將我帶上一輛出租車。

中途，我看路線不對，就問了他們兩次：「你們帶我去哪裏？」鄭姓科長很不耐煩的說：「你別管！」這是明目張膽的欺騙和綁架！如此侵犯公民權利的行為，卻叫人別管，這是甚麼邏輯？！作為一個公民，我必須捍衛自己應有的權利，我就把手伸到窗戶外，從外面把車門打開跳了下去。

站穩後，轉身往旁邊的小路上跑，幾個轉彎後，我就趴在棉花地裏，劉剛和彭少兵等人下車後，找了一段時間，沒有找到我，一邊罵我，一邊揚言要報告公安局抓我。後來，我四處輾轉了幾個月：曾經在不足十平米的小屋裏一個人呆了一個月，每餐一碗米飯，一點白菜蘿蔔；曾經在風雪中行走在偏僻的鄉村裏，有家不能回；白天呆在山上看書，晚上在最便宜的旅館裏住一晚；餓了，就吃點方便麵，冷了，就跺跺腳，運動一下，直到臘月二十七，我才回到家。

三、第三次被綁架到洗腦班

二零零四年五月下旬，仙桃市「六一零」的人把車停在仙桃八中校門口，叫學校領導把我送出去，否則就衝進來用手銬把我強行帶走。當時大概是上午九點，正在上課的我被從課堂上叫出來，學校校長邵愛華無奈的對我說：「我們實在沒有辦法了。」之後，我被「六一零」的人帶上車，到了沙嘴派出所，和另一個法輪功學員胡又發一起被送到了「湖北省法制教育中心」（武漢市湯遜湖旁的洗腦班，今湖北省司法警察學校內），而且還勒索學校交幾千元伙食費。

在那裏，警察為我使用兩個陪護員：一個陪護員是仙桃市教育局請的一個付姓男子，五十多歲；另一個是襄樊市監獄系統的一個二十歲出頭的獄警。他們一個負責上半夜，一個負責下半夜，對我進行二十四小時監視，包括上廁所都跟著，沒有任何隱私可言。

洗腦班裏每天都有幾個幫教輪番灌輸他們的那一套歪理，從早上七點到晚上十一、二點，通過肉體上的疲勞、精神上的重壓、偽善的關心和隨時流露出的不「轉化」就判刑的威脅等方式，強迫我放棄修煉，逼我寫「不煉功的保證書」，強迫我從早到晚看污衊法輪功的錄像、記筆記、寫心得體會。

那時，被非法拘禁的我們一天天消瘦，有的甚至被折磨的精神出現了問題。三十八天後，我被學校接回。

四、第四次被綁架，送洗腦班，非法判刑三年半。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凌晨0：30左右，仙桃市幹河派出所的近十名警察，騙開了我的家門，在沒有出示任何證件和搜查令（後來是在仙桃市第一看守所裏補辦的搜查令，而且時間也造假寫成了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的情況下強行搜查，把我家裏的兩台台式電腦、一台筆記本電腦、兩台打印機、一台複印機搶走，被搶走的還有光盤、書籍、U盤、移動硬盤、紙張等。當時我的愛人正懷有八個月的身孕，警察的暴行使她受到很大驚嚇，後來早產。孩子因為早產和在懷孕時受了驚嚇，現在膽子很小，內向，怕見陌生人。

警察把我帶到仙桃市幹河派出所，被非法關押到二十五日晚上七點左右，一起被關的還有沈還姣、王賀海等，從早上到晚上，我們粒米未進，滴水未沾，臨走時，才給了點飯菜我們吃。我被送往武漢的「湖北省法制教育中心」，我這次的一陪是仙桃八中的職工高明軍。這次被非法關押在「湖北省法制教育中心」的法輪功學員約有二十多人。在這裏，我每天被強制做操、看污衊錄像、寫心得、抄筆記……十月下旬，仙桃市國保大隊的李培亮到「洗腦班」裏騙我說問點情況後就讓我回去，騙我做所謂的「筆錄」。

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上午，我被仙桃市國保大隊的田華等人接回，隨後他們將我送到仙桃市第一看守所，當天下午曾敬文到看守所詢問我，準備誣告的材料。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曾敬文到看守所對我下發非法逮捕書；二零零八年一月四日，仙桃市檢察院發「委託辯護人告知書」；二零零八年三月十四日，仙桃市檢察院起訴科的張治明和另外一名檢察員非法提審；五月八日仙桃市法院送來起訴書，期間曾因證據不足，多次退回公安局重新調查。

在此期間，「六一零」人員不斷的用重刑威脅我們，騙家人說我們如果在法庭上不反對就當庭釋放，利用家人來逼迫我們。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日，兩名律師（姚習洪、陳雪峰）自稱受仙桃市法院委託為我辯護，但他們根本不清楚整個事情的具體情況，只問了一些大致情況，後來了解到這只是為了應付司法程序而被安排的走過場的形式而已，根本沒有發揮一個辯護律師應盡的責任和義務。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在仙桃市法院刑一庭非法開庭，審判長周國華、鄒容，公訴人是仙桃檢察院的張治明，之後我被非法判決三年六個月。

在看守所被非法關押期間，我的衣物被刑事人員任意搶走；飯菜被剋扣，每餐只有一小塊飯團和一瓢沒有油的水煮青菜湯；冬天零下十多度的天氣，用冷水洗澡；我的體重由原來的一百七十五斤銳減到一百三十五斤，門牙斷了半截；身體浮腫，血壓升高，多次暈倒，有時不省人事；同時我的工資被禁發，頭髮變白。

五、被單位開除工作

被冤獄期滿後，我回仙桃八中要求上班，仙桃八中校長葉道龍一再推諉，說這事要聽仙桃市「六一零」的。過了將近兩個月，仙桃八中叫我去學校，當時，仙桃市教育局的兩個工作人員（其中一個姓付）和仙桃八中副校長邱先榮、付姓工作人員宣讀了一份仙桃市教育局的「關於開除付令軍公職的決定」，他們要我簽字，我拒不配合，並指出他們的決定是違法的，是對我的迫害。後來付姓工作人員自己簽上了我的名字。

六、家人承受的巨大壓力

我被綁架時，我的父親幾次昏厥，母親整日以淚洗面，頭髮大半都白了；二零零三年，我流離失所的時候，家裏失去了我的消息，父親一個人關在房裏上吊，幸虧發現的早，才倖免於難；有時單位的人去老家查找我的消息時，父親膽戰心驚，度日如年，母親只能無助地大哭：「我的兒子是一個好人！」親戚們也是一直在擔心，每次見到我，都叮囑我一定要小心……江澤民發動的這場迫害，給我、我的家庭、我的親友都帶來了不可磨滅的精神壓力和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