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秋蘭女士，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出生，建成機械廠財務處退休會計。以下是考秋蘭老人自述她的個人經歷。

以前，我身患肺氣腫、心臟病、風濕，胃潰瘍等多種疾病，經常住院打針和自費買藥。老伴有腦萎縮，胃潰瘍，還整天喝大酒，不順心就罵人。因為他喝酒，我一說他，就跟我吵架，罵我，氣得我還得了心肌缺血的病。家無寧日，孩子也跟著受氣，造成家庭經濟和精神壓力都很大。

一九九六年下半年，老伴拿回來一本《轉法輪》，說挺好的，鄰居也說好，我一直忙也沒開始學，直到一九九七年三月七日，別人推薦我去看師父的九天講法錄像，我才開始學法修煉。修煉之後，自己心靈被淨化了，覺得很敞亮，所有的疾病也不翼而飛了，家庭也和睦了，再也聽不到吵鬧了。當時的我別提多高興了，整日都是美滋滋的。

然而江澤民無端的發動對法輪功的迫害，謊言毒害世人。為了澄清真相，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上午，我到省政府上訪，被劫持到省體育館，直到晚上六點多才放回家。

二零零零年二月，第一次進京上訪，在廣場正走著被武警綁架了，在駐京辦事處關押一宿，第二天被哈爾濱香坊區新城派出所接回來，來回路費都是勒索我家人的。我拒絕寫保證，在鴨子圈第二看守所被非法關押了四十五天。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我第二次進京上訪，在天安門旁邊打橫幅，被綁架送朝陽看守所，體檢不合格，放了，我就回來了。但是派出所找我，沒找到，就勒索家屬二千元錢做抵押。因為錢是借的鄰居的，我回來後去要錢，派出所逼著我寫不煉功的保證，我不寫，警察說寫不進京也行，為了把錢要回來，我就寫了。後來悟到是不應該寫的。

二零零二年夏天，中共邪黨在我市舉辦「反邪教」展覽，污衊誹謗大法和師父。我們法輪功學員都去講真相，又被綁架，我被帶回香坊公安分局，單位公安處不來接我，我被非法關押一天，分局一個科長說，你們隨便寫個保證甚麼的，就回家吧，不然就拘留了。我就寫了個不給領導添麻煩了，就回家了，過後再次悟到這也是向邪惡妥協了，是錯了，不該寫的。

二零零二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在居民樓發材料，被人惡意誣告，被新城派出所綁架、抄家，搶走好多東西，把我送看守所，因檢查身體不合格，取保回家了。

因邪黨開兩會，警察無理綁架法輪功學員，同修被綁架抄家，電話本上有我的號，二零零三年三月六日晚我也被綁架，送到鴨子圈第二看守所。我拒絕寫「四書」，對他們的審問一概不承認不簽字，六月二十五日我被批捕轉第一看守所，十月與同修一同被非法庭審，法院沒有通知家人，只有街道辦事處的人和法警等幾個人參加的所謂庭審。對於法官的問話，我說我沒有犯罪，我拒絕回答，我要求無罪釋放，對於判決我拒絕接受，不承認不簽字。

我被非法判刑三年，二零零三年十一月被投入黑龍江女子監獄。剛進監獄，關押在集訓隊，我被叫到辦公室談話，我沒有喊「報告」，推門就進去了，副大隊長王曉莉問為甚麼不報告，我說我不是犯人，她說是邪教，我就問她，哪裏邪了，是拿石頭、磚頭了，還是拿槍、拿炮了，她們不吱聲了。

我的兩個女兒來監獄看我，獄警藉機讓我喊「報告」，否則就不讓我見。我不喊，就沒有見到女兒，她們哭著回家了。晚上獄警陶丹丹和孫某把我叫到辦公室，問我：你女兒是不是你生的？她們叫著師父的名字問：是不是你爹？你說是不是？我說可以說是。她們說：比你歲數都小，怎麼可能是你爹呢。我說：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她們就讓我回去了。

後來她們又派包夾、刑事犯、邪悟者做我的轉化，我不聽她們的胡言亂語，我給她們講真相，我看著她們不停的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她們就不再轉化我了。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份，監獄成立一個老年隊，歸病號監區管理，五十五歲以上的都分過去了，都是些老弱病殘、重病號、精神病的人，監獄還叫這些人做奴工，縫紗巾上的珠子。法輪功學員不做奴工，開始刑事犯對我們很冷，他們是有任務量的，不做完了，不讓睡覺的，所以每天都很忙。法輪功學員就幫她們打飯、打水，自己拿錢幫她們買洗衣粉，搞好室內衛生，我還幫她們紉針等等，她們很感動。

在監獄裏，我的血壓高達二百二十，心臟早搏，我還被安排在二層鋪上睡覺，沒有梯子，可是我上下自如。有的刑事犯說：我血壓一百七十就受不了啦，她卻沒事，看她們修煉的人多好，啥事都沒有。後來這些刑事犯有甚麼話都願意跟法輪功學員說，我們就給她們講真相，她們很願意背師父的《洪吟》，有的刑事犯還說，回家找法輪功學員，也煉法輪功。

二零零五年監獄搞了兩次活動，一次是從外地找來一個邪悟者，講他的歪理邪說，污衊師父和大法，上午其它監區強迫法輪功學員去聽，就聽到「法輪大法好」的呼聲，全監區都能聽到；下午病號監區讓法輪功學員去聽，她講完，讓聽的人提問題，一個獄警寫條子問：你對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怎樣理解？我也提了問題，他沒回答；我要說幾句，他不聽，我就喊「法輪大法好」，我被監區長和刑事犯按下去捂住了嘴。第二次，是檢察院搞的一次所謂現場法律諮詢，有冤假錯案可以上訴，刑事犯提問題他們都給解答了，我也站起來講真相，講法輪功學員沒有犯罪，那個檢察官一句話也不說了。

我在監獄一直關押到二零零六年三月七日，才放我回家。

因為我被迫害，我的老伴和兩個女兒經常受到派出所、街道辦事處和社區的人上門騷擾勒索，他們整日在擔驚受怕中度過，在不明真相的親屬和鄰居的冷眼中生活，經濟上和精神上都承受了極大的壓力。老伴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在痛苦中離世。二女兒在我入獄不久離了婚，因為沒有經濟來源，只能出去打工，沒有人照看只有六歲的孩子，孩子只能跟他爸爸去了北京，女兒想孩子想得厲害，又見不到孩子，經濟又拮据，所以日子過得很苦澀。直到我回來，二女兒才復了婚，把孩子接回來，她才見到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