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年五十一歲的江小萍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七日向最高檢察院控告元凶江澤民發動迫害法輪功，導致她及家人遭受嚴重迫害，並要求最高檢察院追究江澤民的刑事罪責。 以下是江小萍在《刑事控告書》中敘述的事實：

修大法身心健康快樂

在我得法之前，曾經是一個身心俱疲的人。由於工作繁忙壓力大身體透支厲害，導致身體狀況很不好，年紀輕輕就患有高血壓、偏頭痛、腰酸背疼，肺結核、支氣管炎以及痔瘡等多種疾病，活得身心疲憊百無聊賴。

就在我覺得人生的路走到盡頭時，我有幸得到了法輪大法。我永遠都記得在我第一天煉第二套功法的時候，師父就幫我淨化身體，讓我出了大大的一身汗，此後我身上所有的毛病都沒了。從此我是無病一身輕，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做好人，處處為別人著想，活得身心健康快樂並幸福著。修煉十七年來，我沒有進過一次醫院，吃過一片藥，為國家不知節約了多少醫藥費。

我在湖北省廣播電視學會做秘書時，工作兢兢業業，埋頭苦幹，不求回報，多少錢從我手上過，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貪不佔，不行賄、不受賄，這一切都是有目共睹的。記得有一年電視節目評獎，有些縣市電視台單位的人來送評節目，想使節目獲得好評就給我們送紅包，我堅決不收，我說：「我不能收你的紅包，我是煉法輪功的，我們師父教導我們要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所以，我不能貪佔公家的錢財，也不能吃拿卡要找我辦事人的東西，為你服務，是我該做的，你放心，我會為你們好好服務的。評獎就是講究公平，有個公平的環境對大家都好是不是？」他們明白了也都很高興，都誇我為人很正直，中國人要都煉法輪功就好了，對我非常信任。

武漢電視台在公開迫害前就開始製作誣蔑片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澤民公開迫害法輪功。其實早在一九九九年六月中旬，恐怖氣氛就開始籠罩著我。事情是這樣的：我在辦公室裏聽到有位武漢市總編室的領導給省總編室管節目宣傳的領導打電話說：「我們那個（誣蔑）法輪功的片子可不可以播？」對方回答：「上面已經批了，可以播了。」很顯然，武漢電視台是受了上級指使搞了一個為誣蔑法輪功的謊言片，手段卑鄙而拙劣。我當時聽到就問她：「你們又在搞法輪功甚麼材料？法輪功怎麼啦？」後來武漢電視台門口有很多大法弟子找領導講明情況，他們就懷疑是我泄漏的消息，武漢市公安局一行四人通過單位領導，把我從三樓辦公室叫到地下室談話，對我進行恐嚇，有做筆錄的、有暗中錄像的，氣氛非常緊張恐怖，我平生第一次感到恐怖對我生命的威脅。那部片子就是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三點由中央電視台主持人羅京向全國乃至全世界放毒、播放的誹謗污衊法輪功的片子，欺騙了所有不明真相的世人。後來「天安門自焚」也是如法炮製的，目的是挑起仇恨為迫害開路。這種造謠誹謗式的宣傳把整個人類社會的正統普世的價值觀全部毀掉了，白與黑、正與邪、善與惡、真與假全都顛倒了。

由於我不放棄修煉，面對這種突如其來的造謠中傷，我覺得應該站出來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二零零零年七月的一天，我到北京天安門講真相，被警察連拖帶拉的把我們推到了警車上，抓著我的頭髮往地上撞，隨後，把我和其他的大法弟子綁架到廣場派出所。從早上九點多鐘一直關到下午四、五點鐘，沒吃沒喝，不讓上廁所，之後又把我綁架到海澱區看守所和賣淫、吸毒、詐騙等犯人關押了整整五天。一到監獄，就拍囚照、摁手印，脫光衣服全身搜查，警察拿著警棍提審，故意製造恐怖氣氛，吃的是連豬狗都不吃的食物，空氣中瀰漫著酸臭的味道，牢房面積十四平米左右的地方，擠滿三十多個人，晚上只能側著身子朝著一個方向人貼人的睡，白天屈膝坐板，一動不能動。

後來由武漢市公安局把我從北京劫回武漢，一路上就像對待犯人一樣的戴著手銬，交給勞動街派出所的女警察小李看管，在家監視居住一年，當地社區工作人員經常上門騷擾。

惡徒的恐嚇：身體這麼好，是不是煉法輪功的？

他們不僅監視我還迫害我的家人，二零零零年八月，勞動街、球場街派出所及社區人員共二十幾個人，突然闖入我婆婆家，說是有人舉報我婆婆粘貼法輪功標語，翻箱倒櫃查找所謂的法輪功證據，把家裏搞得亂七八糟，惡狠狠的問我婆婆：「看你身體蠻好的，你是不是煉法輪功呀？」把我七十歲的婆婆嚇得一下癱在地上，哭得稀里嘩啦說：「我一個擘子老太婆（右手截肢），我怎麼樣煉哪？你們這樣欺負我？」我七十七歲的公公也是被嚇得吃不下飯，睡不著覺，悶悶不樂，沒半年就得癌症去世了。公公去世前一天晚上拉著我的手說：「李平（丈夫）下崗沒有工作，一家三口全靠你，你要是被共產黨整倒了，你這個家就完了。」公公就是這樣在擔心受怕中遺憾地走了。

二零零四年五月八日早上，我在漢口蘭陵路吃早餐與人講真相，被上海街派出所的兩名警察綁架、非法拘留十五天。他們抄我家時，還威脅恐嚇我丈夫：「我看你氣色蠻好嘞，你是不是也煉法輪功啊？要不一起帶走。」

惡徒強迫八旬老父目睹女兒遭受折磨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上海街派出所及市「六一零」人員直接把我綁架到江岸區諶家磯洗腦班，進行殘酷的精神摧殘。我被兩個人包夾，二十四小時形影不離的跟著，監視著你的一舉一動，完全與外界隔絕。罰站、不許睡覺，只准做他們規定的動作，沒有任何的人身自由，不僅如此，還要逼迫我做衛生，掃廁所、掃院子，最後逼迫違心說假話寫決裂書，達到轉化的目的。市「六一零」辦公室主任羅處長、鄧斌（處長）、區「六一零」辦公室主任李英傑都是迫害我的主要元凶。這次洗腦迫害歷時三十天。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上班途中，我又一次被勞動街派出所及江岸區「六一零」暴力強塞進路邊的麵包車裏，綁架到諶家磯洗腦班，這一次洗腦迫害歷時四十天。我絕食抵制迫害，他們幾條大漢把我像五馬分屍式的按倒在木椅上，進行野蠻灌食，龔良漢這個猶大用一根長木頭筷子插進我的喉嚨，鼻子被他們捏住，疼痛、窒息一動都不能動，那是一種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無法名狀的悲痛。

他們還毫無人性的把我八十歲的老父親叫來，目睹我在洗腦班受折磨的慘狀。我父親心如刀絞，老淚縱橫，說：「姑娘啊，你是五個伢中最善良、最孝順的，你不要讓我難受了啊，你這麼尊貴的一個人被他們整成甚麼樣子了啊，你就不要犟了啊，不要讓我擔驚受怕了……」我可憐的父親臨死之前都在為我擔心，他曾被打成右派，平反後很多問題沒得到解決，一輩子的冤情無處申，就怕我將來也重蹈他的覆轍。2012年11月1日，他帶著我與他在這一生中雙重的深深遺憾離開了人世

李英傑還經常帶著「六一零」人員突然出現在我工作的單位騷擾我，有兩次都是我正在電腦前工作，一回頭，他們就站在我身後。我要說的是：他們的行為不是人的行為，是鬼的行為，人沒有這樣做事的。我慶幸自己煉了法輪功，要不是當場就會被他們嚇死。中共對民眾生命的鉗制與扼殺，是古今中外不曾有過的。

被迫出走

二零零六年底，正是湖北省廣播電視局、台分家的時候，也是廣播電視學會領導曾仲明胃癌住院的時候。市「六一零」人員李英傑又打電話給曾仲明說要送我到洗腦班，曾仲明說自己在醫院住院，單位的事情都壓在我一個人身上，哪有時間去呀。就把他回絕了。李英傑覺得迫害沒有得逞，就把我的情況交到省「六一零」處，於是省「六一零」與新成立的湖北廣播電視總台領導合謀，計劃著對我實施新一輪的迫害。不幸的是曾仲明在二零零七年大年初一去世了。局、台領導花了半年的時間，硬要叫我放下手中的工作，把我從漢口調到武昌去上班，目的是放在他們的眼皮底下監管，直到現在仍然如此。

我到新聞研究所後，立即就被派往全省各地去組稿。在外期間，和我同行的工作人員不斷地在和台裏某些領導有聯繫，所到之處也有眼睛在盯著我，我覺得背後「六一零」又要有動作了，危險已經逼近，於是我在九月二十三日晚上出差回來，馬上就離家出走了。

事後得知，星期一早上，單位會議室裏就坐滿了「六一零」、公安局、社區派出所、戶籍所在地派出所、單位保衛處等人員，等著我送肉上砧板。由於我的失聯，他們很是惱火，並立即分頭找我，有的到我家、到我爸家、有的到北京，有的甚至到我女兒學校去找。因為我女兒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學讀書，那年是她本科畢業升讀研究生的關鍵一年，這件事給我女兒在學校學習環境造成了很壞的影響，給她的心理壓力和傷害是巨大的。

我丈夫在這期間也是不斷的受到騷擾，被跟蹤、被監視、被莫名其妙的拍照，精神刺激太大幾近崩潰，我在外面有家不能歸，他在家裏飢一餐、飽一餐生活沒有著落，導致身體健康狀況急劇下降，胃潰瘍、高血壓、神經衰弱等疾病都是那時得的。

這次流離失所歷時兩個半月，直到單位領導承諾不把我送入洗腦班了，我才回來上班。

第三次被綁架到洗腦班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七日上午，新聞研究所副所長張忠迪騙我說台領導找我談話，結果在樓下等著我的是穿便衣的警察、麵包車、「六一零」和總台綜合治理辦公室主任鄢小初等，把我綁架到臭名昭著的所謂湖北省法制教育中心──湯遜湖洗腦班迫害。這次封閉洗腦四十五天。

與前兩次相比，這次迫害手段更恐怖、陰毒。車子開進大院一擁而上的是身穿迷彩服的武警，一大群穿制服的警察拿著照相機對著臉拍照，在心理上給人造成一種恐怖的肅殺之勢。針對我，他們配了兩個包夾，三個猶大，旁邊還站著兩個警察，我坐著他們就叫站著，我站著他們就把我推的東倒西歪，早、中、晚車輪式灌輸歪理邪說，逼迫在棄絕良知的決裂書上簽字，我內心還在流著殷殷的血，他那邊馬上逼唱紅歌，跳魔鬼舞，殘酷地折磨我的精神，使我痛不欲生，活摘我的靈魂，讓我生不如死。

以上的迫害使我身心受到極大傷害。江澤民必須承擔一切罪責。為此，申請最高檢察院對犯罪嫌疑人江澤民向最高法院提起公訴，依法追究其罪責（包括刑事責任、經濟賠償責任和其它相關責任），並依法給予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