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年五十九歲的蔣神貴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四日向最高檢察院控告元凶江澤民。 以下是蔣神貴在《刑事控告書》中敘述遭迫害事實：

我於一九九六年十一月開始修煉大法。此前一直在祛病健身的氣功中徘徊。自從得到寶書《轉法輪》，我明白了健康就必須做好人的道理。

多次遭綁架、拘留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下午，黃許小學校長尹安幫按上級指令來我家逼著看中央電視台誹謗大法及師父的電視節目。尹走後，教導主任陳太生又接替尹來逼我看視頻。第二天我就成了「另類」，被尹、陳送往黃許鎮政府，接受當時的鎮長和書記謾罵。這種情況不知多少次。其他同事也開始對我避而遠之。尹在那個暑假期間組織過三、四次全體教師及其黨員幹部對法輪功揭批，安插了人對我進行監視，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他們還脅迫我寫「體會」與大法決裂，並強令我到黃許鎮政府在電視上表態。

二零零一年臘月三十，尹派學校會計劉君(黨員)來通知我去其辦公室然後說上面通知說：法輪功可能在過年時要到天安門鬧事，所以通知你及其他人都到鎮政府辦學習班，過年後再回家，當時被我擋了回去。自從「七二零」開始，我第一次硬了起來，沒有去那裏。最後才知道北京發生了「自焚」偽案。我們上了黑名單的大法弟子都在鎮政府被關了一個多月。原來他們是為導演「自焚」偽案而「清道」。

「自焚」偽案使迫害升級，同時也喚醒了很多真修弟子。從此，我不再龜縮，敢於走出來講真相。迫害前，我們本地有三百多個大法弟子，迫害開始，大家都銷聲匿跡。「自焚」一出台，立即就有一百多人站出來，因為大家看出了破綻後，正義就歸於各自心中。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我地有一百多名大法弟子聚於聖山村一農戶大法弟子家，談論助師正法之心得體會。被旌陽區「六一零」頭目洪琦領著黃許鎮政府、黃許鎮派出所一幫人包圍。他們撬開捲簾門，把大法弟子一個一個架上車，我不配合他們，被四個人撲倒，然後抬上車。中午在拘留所，下午又拉回黃許派出所。 他們對我們非法搜身，然後又分別做筆錄。有很多大法弟子被打被銬。鄧明亮被吊銬在鐵門上，醫生米文菊被抱銬在直徑半米粗的水泥柱上，楊洪麗也被抱銬在那裏。夜裏八、九點鐘，中學女教師羅英被打的直叫喚。我大聲阻止他們，斥責他們執法犯法，被黃許鎮婦女主任代瑞林（男）在背後猛蹬一腳（後來才知道臀部留下一個拇指頭大的血痂），然後被一些人拖去，用警繩反綁在大柱子上一天一夜，雙手腕處留下了指頭深的血印。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六點，我們被黃許派出所所長袁學東帶人綁架入德陽市拘留所。一進鐵門，裏面靜得嚇人，只有一個酗酒打架的在裏面。其餘人都被叫走開會去了。夜裏，「老大」及其一幹人進來了，一進來就對我吼道：剛才他們都說了，今天不打你，明天我們就走不了。於是就對我一陣拳腳，然後又對其他人說：你們也一樣，今晚不痛打這個法輪功，明天也不好過，大家的表現，上面都看著的。於是第二個、第三個……輪番對我拳腳相加。有個姓金的就是最早那個酗酒的，他給「老大」跪下說：看樣子他不像壞人，請求不要打他了，我求求你了，你看他渾身上下都是血。老大說：「如果聽不見號子裏打人的動靜，明天我沒法交差，你願意同情他，那你就替他挨吧！」金說：「我願意。」我聽見他被打的慘叫，這樣大約一個多小時，由於上面沒有發聲，我又被推上了挨打的位置。

夜深了，他們個個都精疲力竭了，老大說：「最後問你一句，還煉不煉？」我平靜地說：「煉！打死我也得煉。」老大好像散了架子，一屁股坐在水泥床上說：「你真行，你把老子都打趴了。」這時上面的說：「幹甚麼呀？還不睡覺！」才停下來。

第二天，也就是八月二十五日早晨，號子的鐵門響了，進來了幾個警察，但穿的都是便衣，與「老大」嘀咕之後，將我拖進放風室，他們二話沒說，就對我實施了很「專業」的拳腳，這個一腳將我踹上那邊牆，那個一拳將我打向這面牆，四面圍堵，越來越猛。有一個警察，我至今還記住他的樣子，對我特別狠，跳起來一腳蹬在我胸口上。我感到嘴裏有一股腥味，然後吐了血，整個牆壁、天窗好像旋轉起來。然後意識不太清，好像被拖上汽車，拖到醫院，又被載回拘留所，不知在哪裏躺著沒吃、沒喝，當尹安幫一行人將我弄回學校時，已經過了七天。

在此期間，我與妻子的拘留通知單上是十五天，所以他們就扣了我們十五天的生活費共三百元。當時所長姓邵，副所長姓倪，人稱倪鬼子。這裏發生的一切都與這二人及黃許派出所所長袁學東有關。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午我回到家，門沒法開，妻子還在拘留所關著，兒子當時才15歲，嚇得不知躲哪兒去了。他們就通知我姨妹來接，從此姨妹家就再沒安寧過，每天都有警察來，還有政府人員和學校領導找上門來，嚇得一家人膽戰心驚。三天之後妻子因我而被放出。為了減輕姨妹家的壓力，我們回到自己家中。我在家學法煉功，身體很快恢復了健康。

再遭綁架　　被非法判刑四年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早晨，黃許派出所曾飛龍伙同協警將我從家中綁架到黃許派出所，然後由曾飛龍、協警劉超、伙同政府代瑞林把我送進看守所。一推進門，他們就溜了，看守所的警察石劍就把我當成犯人，推光了我的頭髮，然後鎖進了17號鐵門。

為了抵制迫害，我選擇了絕食。七天七夜後，石劍將我拉出號子，由退休回聘警察廖洪金組織一批伙食團的犯人，將我壓到長椅上進行野蠻灌食。我的手、腳、頭都被牢牢壓著，不能動彈，然後廖強迫一個犯人用一雙竹筷，橫壓在我的門牙上，通過一陣暴力與掙扎，筷子壓成了三截，我的上下門牙全部從牙床斷裂，一股液體衝入喉管，嗆入氣管，從鼻孔、嘴中噴出來，血水向他們衝去，他們嚇的鬆了手，我也本能的從椅子上彈起來。當我從家中被綁架時，穿的是一套潔白的煉功服。七天之後家人根本不知我在何處，所以我也只有這一身衣褲，血不斷流出，我的衣褲全被染紅。所有門牙全不著力，只是被肉絲懸著，最後他們以允許煉功為條件讓我吃飯。

吃的菜無油無鹽，大多都是黑心蘿蔔，有時可以吃上土豆，吃後碗底剩下一層沙子。有一次我居然從碗底夾出一條老母蟲。每週也可見一點油份，但最多也就是五、六個水煮肥肉丁。

二零零三年五月，我被旌陽區法院以「破壞法律實施罪」判刑四年。當時的公訴人是旌陽區檢察院的何剛，審判長是旌陽區法院周廣元，審判員是龍萍、李元俊，書記員是蘇全華。同年六月二十三日被送進德陽監獄。

在德陽監獄遭迫害事實

一、歷時八個月的入監洗腦迫害：在這期間，我被強迫長時間站軍姿、遭烈日暴曬；被強迫看央視新聞以及「自焚」偽案和其它謊言洗腦內容。被警察崔唯剛安排犯人莫小華組織灌輸末法佛教邪論；被警察曾貴福指使犯人趙作強用竹棍抽打雙腳；被犯人彭濤踢過膝蓋；被強制搬廢磚；被強迫清臭水溝；在寒冬強制面壁十二小時，手腳都被凍腫；被強制加班折書頁《思想品德》到深夜兩點過，每張書頁都留下了我的血跡，因為我的手又腫又皸裂，不斷向外滲血。

二、二零零四年三月，見我還不「轉化」，就將我和幾個類似的大法弟子送入德陽監獄五監區。警察陳洪把我們領進了這個最邪惡的地方。五監區當時迫害過我的警察有鄧德林、陳洪、吳艇海、李潮勇、田勇、趙勇。他們對本監區的每個大法弟子都用了一套最邪的監督程序。給每個大法弟子用兩個犯人來夾帶，每個包夾背後還有暗線盯梢，後面還有一個最邪惡陰險的殺人犯曾剛，每天都在向這些人收集情報，然後向鄧德林、陳洪彙報，不准我們相互說話，不准我們在一起吃飯，甚至上廁所也要跟上，一個眼神都得向他們級級彙報，他們還有權強加罪名，只要包夾動筆一寫，大法弟子都會受到意想不到的迫害。 西昌米易高中辦公室主任陳京西曾被這伙人拖進廁所打得遍體鱗傷。那次我因為站出來為陳京西鳴不平，又被包夾魯興凱、李天晴按指令栽贓有殺人動機。然後由鄧德林、陳洪以我不戴罪犯標牌為名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九日關進德陽監獄的小間。

這裏是個與外界隔絕的地方，總面積不到三平米，牆高卻有七、八米。鐵門上有個碗大的通口，只有送飯才打開。一個水泥平台那就是床，在鐵門的角處， 有個塑料「馬桶」，沒有蓋。吃、喝、拉、撒、睡都得在這窄小的地方，只有見了房頂的燈光，才知道是夜晚，只有聽見隔壁操場的訓練，才明白這是白天。隨著燈光而墜下的是各種蚊蟲，房中的臭味一天勝過一天，我在這裏關了十五天。

三、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我從小間出來，又被劫持到嚴管隊。在德陽監獄很多老犯都知道：小間是牢中牢，嚴管隊是獄中獄。這裏迫害過我的警察有曾貴福、崔唯剛、張俊、邱慎、陳平等。張俊是與上面「六一零」直接相連，表現得很偽善。他平時很難對大法弟子發高腔，但這裏一切嚴酷的行為都是從他那裏來的。曾貴福也沒對大法弟子出手過，但是我在這裏所經歷的酷刑卻是他安排指使的。留在這裏被他們左右的犯人必須兩個條件：一是有錢，二是心狠。直接負責嚴管的犯人是蘭偉，打手是楊雙全、楊陽等。一到那裏，蘭偉就罰我面壁兩天，每天十六個小時，直到我嘔吐出膽汁，才讓我睡覺。

在這裏，我見到了兩個大法弟子。一個是廣漢的楊友潤，那是我剛入獄時，他是個三十來歲的小伙子，很有精神。這次見面，他居然變成個「老頭」，頭髮白了，雙眼深陷，面色烏黑，像個骷髏。他已經不能站立，但每天還是被拖出暴曬。另一個是上月從五監區拖走的王化章老人，七十來歲，曾是駐藏幹部。因為拒絕抽血被送到這裏來的。我們那時還不知道有活摘器官這種罪惡，任憑他們抽血化驗，而王化章老人在西藏知道的事情多，就拒絕抽血。此刻老人已經沒有甚麼力氣，但還能站立。

在這裏，我們每天的飯、菜、水加在一起只有八兩三錢。每天的十三點至十五點，必須在酷日下站軍姿，從早到晚在院子裏跑圈、軍訓。不到十天，我的身體就接近楊友潤了。頭上、臉上、手腳的皮脫了一層又一層。

有一天，警察曾貴福突然來巡察，叫我們唱犯人歌。我不唱，我說自己沒犯罪。他氣得沖走了，臨走時丟下一句話：我會找人教你唱。第二天下午三點半，殺人犯楊雙全、楊陽把我拖上樓，二話不說，楊雙全用右手卡住我的嘴，不讓我說話，使勁把我頂在牆上，不讓我動彈。然後楊陽從台階上飛起一腳，正好踢在我的左肋上。當時我上不來氣，眼前一片黑。等我的意識比較清楚的時候，才知道自己在那間黑屋裏已經躺了好幾天了。九月二十四日我出嚴管時，已經連拿衣物的力氣都沒有了。我跌跌撞撞走入五監區，同監舍的人居然不認識我，有的說你老了十歲，有的說你稱不夠八十斤。從那以後，我滿口的牙無法嚼飯菜，吃東西只能整吞。

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我終於期滿回家，黃許鎮政府「六一零」頭目唐克兵、方軍還多次伙同黃許派出所、黃許小學一些人來我家騷擾、監視。他們安排學校黨員輪番對我進行監控跟蹤，聘用社會閒雜人員跟蹤我，在大小會議上要求學校老師都得避開我。

從九九年開始迫害法輪功，我們夫婦都受到相應的迫害。我兒子正在讀初中，在班上是學習委員。因為迫害，旌陽區電視台將我惡意亮相，學校老師敵視法輪功學員，歧視孩子，給兒子帶來精神壓力極大，從此一蹶不振，成績驟然下降，染上抽煙、飲酒、打群架。讀職中時，副校長劉某專門找兒子談話施壓，使他又一次逃課，後來在校園參與打群架，副校長劉某將另一學生的責任轉嫁於他，致使兒子被開除學校。我被判刑後，家中斷了生活來源，他才十六歲就遠走浙江、廣東、河北打工。在學廚初期，因無力氣無經驗，左大拇指關節處筋被砍傷。十多年來沒掙多少錢，還染上了打牌的壞習慣。女朋友也因不堪我家的經濟壓力和政治壓力而分手。如今已三十一歲還是單身。

我哥蔣神富在我冤獄期間來看我，政府逼他到派出所開證明沒煉法輪功，否則不准來。他只好承認沒煉，嚇得他從此一提法輪功就渾身膽寒。他給我送被子來，監獄因我拒絕轉化，逼他將被子背回去，回家後他痛苦不堪，因為心理因素轉化為功能性疾病，才五十六歲就離開了人世。

我的哥、姐、妹、姨妹、弟等親人都因為我入獄擔驚受怕，從物質到精神都受到不同的傷害。

這一切的苦難都因江澤民發動的這場慘絕人寰的迫害而起。十幾年來，不止我一人、一個家庭承受著非人的痛苦，中華大地上上億的好人、他們的家庭都承受著非人的折磨；對真善忍的殘酷迫害直接導致中國社會假惡暴的泛濫，社會問題層出不窮，自然環境破壞殆盡，江澤民對中國的危害深遠而廣泛，其罪惡罄竹難書，每一個中國人都是被害者。認清它、起訴它、審判它，終結它，是每一位中華兒女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