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趙曉平女士在控告狀中陳述的部份事實與理由：

一九九八年，一位法輪功學員送給我《轉法輪》一書。書中博大精深的法理深深打動了我，我感到「真善忍」的普世價值，是送給人類社會的偉大禮物，是教人道德回升的無價之寶。祥和的功法帶給人健康的身心，使我的人生觀和態度都變得很豁達。同時，過去嚴重的風濕病、胃痛、頸椎病不知不覺就完全好了。我媽曾問：「你很嚴重的風濕怎麼好的？」我說：「煉法輪功就好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澤民對法輪功發起了瘋狂的迫害，在其「名譽上搞臭、肉體上消滅、經濟上截斷」「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殺」的指令下，所有法輪功學員都遭受了迫害。

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法輪功學員李新平結婚後，另一位法輪功學員張永旗建議找同修在我家聚一下，以示祝賀，同時交流學法體會。兩小時後，有人陸續離開。突然自稱北京房山區國保和竇店派出所的警察破門而入，當時張永旗問，你們有搜查證嗎？國保人員不容人說話，立刻用膠條手銬將張永旗銬住。然後問：誰是房主？我說：我是。他們立刻又將我銬住。然後非法抄家，抄走法輪功書籍、法輪功真相資料、電腦、打印機、錄音機等和同修的包，內有很多現金。

當天綁架十五人，其中有杜巧梅、李新平、郎天詠、呂靜、潘登、孫廷富、孟憲蘭、常普鄂、劉懷茹、劉景蘭、王世惠、劉曉峰等。我們被綁架到派出所，又被押到北京房山區看守所，我與張永旗被非法拘禁在房山看守所一年零兩個月，期間又被轉押到北京第一看守所（七處）兩個多月所謂「立案」。

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有個姓竇的預審說：「我審法輪功六年了，見你們多了，天安門自焚裏的劉葆榮就是我審的，滿屋汽油味。」我說：「那些自焚的不是修煉法輪功的，聽說劉葆榮是公安內線，你不要在幹這個了，對你不好。」他說：「我就是混碗飯吃，你做個假轉化吧，你那幾本書不算啥，我們抓的法輪功成卡車拉資料，你判不了幾年。」我說：「你憑甚麼判我？我往哪兒轉？」他拿不出依據，沒話說了。

房山區國保科人員姓李的（是個頭），姓尤的等人，我跟他們講：「法輪功講真相是合法的，公民有言論自由，我們違反了哪一條？」他說：「刑法第三百條。」我不簽字，他說：「我把你手指剁下來兩根看你簽不簽。」姓尤的還說：「你知道法輪功某某某被打死了，就在這打死的。」「你知道王志文吧？就是我們抄的。」我告訴他們：「不要參與迫害法輪功，對你們不好，你們抓好人拿獎金，那錢好花嗎？我就只寫法輪大法好。」他們無言以對。

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一日非法對我和張永旗開庭，北京房山區檢察院指派檢察員隗永貴出庭。沒有一個人旁聽，當我們質問怎麼沒人旁聽？公訴人員說：「這不有個人民陪審員高潤田嗎？」其實是由他們指派的。法庭上，審判長蒲延紅對張永旗說：「你文筆不錯，」張永旗說：「那還沒喚起你的良知？」蒲延紅說：「法律就是法律。」

我在庭上講真相，在場警察面面相覷，蒲延紅讓警察把我帶出法庭，休庭。再沒開庭，判決書通過看守所警察送到我們手裏。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張永旗和我都被非法判刑八年（2005刑房初字第619號），審判長蒲延紅、審判員李建雲、陪審員高潤田、書記員陳悅。

我和張永旗提起上訴到北京人民法院，北京法院維持原判。我被轉到北京天堂河監獄，每天被監管，睡地板，不准說話，有個女警察對我說：到這裏來的法輪功都沒有好下場。我給她背《洪吟》，她說：「我知道了。」

二零零六年三月，我被轉送到黑龍江女子監獄，強迫轉化，坐小凳。每天強迫我們看污衊大法的錄像。好多法輪功學員被罰站到後半夜，幾個月，腳都腫得穿不上鞋。強迫在所謂悔過書上簽字，我說：「罵我師父，罵大法不行！」在非法關押期間，監獄逼迫法輪功學員寫所謂「揭批」，寫「思想彙報」，這種鬥爭式的喪失人性的做法，逼人說謊話、說假話，不可理喻至極！

長年被強迫做役工，每天從早六點到夜裏十一～十二點，用有害膠做月餅盒，縫帽子、挑冰勺、棉籤、牙籤，車間膠味令人窒息，包裝上居然還寫高級消毒棉籤。我的身心被迫害到無法承受，穿紙袋繩、挑冰勺不知不覺就睡著了。法輪功學員張雅琴被迫害得心臟病復發，腿腫得穿不上褲子，保外回家就去世了。另一位法輪功學員高秀榮在天堂河監獄被惡人同時用幾個電棍電嘴，被迫害得奄奄一息，送到黑龍江女子監獄繼續迫害，累得休克過去，沒休幾天又被逼迫幹活。此同修二零一四年六月四日又被綁架，至今仍被非法關押在北京昌平看守所。

在我被非法判刑期間，我與我的家人遭到身心與精神的摧殘，都無法償還，我母親急火中風癱瘓在床（現已去世），父親做了腦淤血手術都無人照看，房子有貸款，無力償還，賣掉房子還貸款（當時四十萬賣的，現在價值二百多萬），我不能正常辦退休金。父親聽信了江澤民流氓集團對法輪功誣陷謊言，至今理智不清，害怕，不准我在家修煉，兩次找大興派出所抓我，至今我無家可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