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光榮女士在《刑事控告書》講述了自己在大法修煉中身心受益的事實，她說：

「一九九五年十月，經朋友介紹開始修煉法輪功。此前有心臟病、肝、肺、等十幾種慢性病，夏天常昏倒，二十幾歲，就成了單位的‘老病號’。最嚴重的是失眠症、常通宵不能睡，住過精神病院，無論白天晚上只要我休息，家裏人不敢說話，不敢走重路，怕我睡不著而罵人。我曾患頸椎骨質增生並發肩周炎，生活不能自理達一年，晚上痛得直哭，不能睡覺。一點六十五米高的人，瘦的只有八十多斤重。到處求醫無效花了不少醫藥費，給家裏人造成極大的精神痛苦和經濟負擔。

煉功三月後，身體開始轉變，不到一年完全健康。體重一百二十多斤，白裏透紅，年輕、精神。通過修煉法輪功，十幾種慢性病幾個月時間不藥而癒，從此，我一心遵循法輪功真善忍的教導做好人。」

然而，十五年來，因堅持信仰法輪功真、善、忍，韓光榮女士卻多次被南充市和順慶區兩級國安局、六一零、政法委、公安局及其勞教委和檢察院、法院，及西城區派出所、街道辦事處、紅花街社區、西門車站等單位殘酷迫害，其中非法拘留二次、非法勞教二年、非法判刑四年、三次被強制洗腦共十一個半月、兩次抄家、長期監視居住、跟蹤、監控等。

下面是韓光榮女士在《刑事控告書》中講述自己遭受迫害的部份事實。

一．四川省資中縣楠木寺女子勞教所遭受的酷刑迫害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八日至二零零一年十一月，我被非法關押在四川省資中縣楠木寺女子勞教所五、七、八、十中隊遭受酷刑迫害，簡述如下：

關禁閉罰站

我被鎖在樓上房間，由兩勞教人員監控，吃喝拉撒在一個屋，飯都由看守的人端上樓吃。從早上六點半起床，雙手高舉過頭頂貼牆站著，站到晚上十一點左右，一次站昏倒在地，一沈姓女警卻說：再裝死，就拖去院壩跑。不給水喝，我口渴難忍，喝雜案犯洗內褲擰下的一點水。

有一次，我被吸毒人員強迫做一千個上下蹲，邊做邊數數，雙手舉起站馬步，直至昏倒在地。每天寫「思想彙報」白天只能解兩次手。強迫去聽邪悟者洗腦，無論冬夏多人集體洗澡，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院壩裏，而且有監控。

不准洗漱

惡警為了逼迫我「轉化」，長期不准洗澡、洗頭、換洗衣服，甚至不准洗臉、洗腳、漱口，長達四十多天。還罵我渾身臭。不聽包夾念誹謗大法的邪說，就遭打，「轉化」一個法輪功學員，包夾可減少勞教期，女警股長周俊輝經常給包夾開會，說：把她們照顧「好點」，就是整兇點。因此包夾就說：沒辦法，我不整你，他們要整我。遭惡警和包夾辱罵成為「家常便飯」，還常常對我是見到一次罵一次，一罵兩三個小時。一次姓羅的女獄警將我全身剝光搜查。

曝曬

在八中隊時，我每天早上八點鐘到下午開晚飯，一直被強迫在院壩坐矮凳在太陽下曝曬。兩次遭李君和另一女警拿一鏡子輪流照我們每個人的臉，侮辱說：看你們這張「苦瓜臉」。

推、拖著跑

二零零一年七月某天下午三點多鐘，十中隊女警蘭某某逼我做體操，因不配合，就叫包夾李孝平強拉手做，我仍不做，就叫其他兩個包夾推著在院壩跑，包夾累了，又換兩個二十多歲吸毒的各拉一隻手繼續跑，直至累得摔倒在地。接著被蘭某某逼著站在太陽底下暴曬，長疥瘡，流黃水，不讓洗澡。八人共用一張洗臉巾，一個臉盆，只給四漱口杯水洗臉，十幾人共用一個口杯漱口。

罰坐小塑料凳兒

小凳約二十公分，強行被逼雙手放膝蓋上坐「軍姿」，不許動一下，不許說一句話，不許閉一下眼睛，強迫從早到晚連續十五六個小時，包夾輪流監控。惡警強迫唱邪黨歌，不唱不給飯吃。

強制洗腦

在七、八、十中隊期間，長期坐在小塑料凳上，逼迫聽每天播放誣蔑大法、誹謗大法的錄音，及邪悟者讀誹謗大法的書，不聽就會遭到打罵。炎熱的夏天，房間酷似蒸籠，揮汗如雨，十天才能洗一次澡，屁股長痤瘡，都不許動一下。

餵蚊蟲、老鼠

晚上鎖在樓上關上燈，不大的房間內放九張上下鋪鐵床，十幾名法輪功學員只准坐在兩床之間狹窄的通道，屋內無風扇，連小扇子都沒有一把，門窗緊閉，被蚊蟲叮咬爬滿全身，往眼睛鼻孔鑽。睡覺時近一尺長的老鼠在身上、臉上跑。

電警棍電嘴、電臉

一次，我和華鎣市法輪功學員彭仕瓊、成都學員朱均秀抵制讀污衊大法的報紙，警察張小芳大吼大叫，她和廖小林用電警棍電擊我們的嘴和臉，當時只見藍色的電弧光「啪啪」作響，當時臉就紅腫起來。張小芳還歇斯底里的恐嚇倒：「到了這個地方，就要給我閉嘴，哪個說話就弄出去打針，說她心肌缺血，大腦缺氧，打得她閉嘴。」

牢中牢

在楠木寺五中隊、八中隊、七中隊，十中隊我先後被「一級嚴管」關了一年，坐的是「牢中牢」。吃、喝、拉、撒、睡都在屋裏，不准煉功、不准說話、不准看窗外，目光不准看同屋的同修，不准會見親人、不准給家裏寫信、打電話等。被剝奪了一切人身基本權利，每天強制性地體罰站著。一站就是十六、七個小時。

二零零一年十月，在楠木寺女子勞教所，以洗澡為名，將十多名大法學員強迫脫光衣服集中在澡堂，然後警察堵在門口，在光化日下，將我們逐個一絲不掛地由兩人架起，拖去所謂的擦藥。

二．在成都川西女子監獄遭受的酷刑

室外挨凍

二零零三年一月，在監獄的入所監區，不聽包夾的洗腦邪說，她將我的衣物被子扔在地上叫人踩，我找值班警察反映，結果被叫去辦公室在外面罰站到深夜，寒風刺骨。

關「小間」

二零零六年，警察周桂芳指使犯人被拖出罰站六小時，不給飯吃，後被關小間七天。「小間」只有兩米長，兩層樓高，四週無窗，有一個「貓眼」監控，房屋潮濕、黑暗、陰森恐怖。沒有床，地上只有一塊不到一米寬的水泥板用於睡覺，被子是一床光棉絮。沒有水喝也沒有洗漱用水。只有一便池，用手接便池的水喝。

被強行抽血

二零零四年、二零零五年兩次對大法弟子強迫抽血，我不配合被犯人拖拽強背去，三人按著手抽，其它的是到監舍幾人按在地上抽。一次被四人抬去所謂體檢，一次被四人抬去所謂談話。

多種折磨：

我因堅持信仰被強行戴罪犯胸牌，穿囚服。經常被扒光衣褲搜身。獄警常用侮辱的語言謾罵，隨意指使犯人對我行惡、辱罵。安排兩個刑事犯貼身監控不准說話、不准動。長期被拒絕家人接見。監獄伙食極差，不讓吃飽，也不准購買食物和一切日用品，連鹹菜都不准買。是凡看到警察必須都要打監獄規定的所謂「報告詞」，如：某警官，某某罪犯向你報告，我需要上廁所或我要通過，請允許等否則不准上廁所。飯前不報告不准吃飯，否則牽連全監舍，用以挑起仇恨，打罵法輪功學員。二零零六年我不打所謂「報告詞」，女警分監區長廖瓊芳一直扣押家裏人郵寄來的衣物。因我不打報告經常挨罵，多次罰站幾小時，有時罰站在幾十人的前面。

「押一字」站

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二左右晚上八點多鐘，我坐在床上，女警毛曉利（音）說我煉功，叫來女警李某將我兩手呈一字形拉抻站立銬在床上。

監視監控

全方位、無處不在、無遺漏的二十四小時被兩人、及監控器監控，連洗澡上廁所都在監控中。

揪大腿、乳頭：

惡徒們經常的用手惡狠狠的揪我的大腿、乳頭手臂等處，傷痕六個月都未消失。

卡喉嚨、堵嘴

天天被辱罵經常挨耳光，三女一男分別卡喉嚨、用毛巾堵嘴、強按住手握筆在寫好的放棄修煉、與誹謗大法師父的紙上簽名，不配合就反起扳大拇指疼痛難忍。

侵隱私遭羞辱

採用極其卑鄙下流的方式侮辱大法和大法師父，先後四人輪流行惡，捉住手對黑板上師父的名字打叉叉。把用白紙印有師父像片的背面寫上放棄修煉的話，由幾人強按住手按手印，不從就將印泥按在我臉上，往臉上吐痰，用拳打胸部、打臉。我抵制將紙撕碎，她們就將其碎紙塞入胸部及隱私處。惡徒大楊還十分囂張的說：「這裏我說了算，把你打死了沒有誰曉得，打死算自殺」！

踩像睡像

惡徒們在四壁貼滿栽贓、誣蔑大法的邪惡圖畫，然後抓住我的頭髮，逼其仰望頭，扒開眼強迫她看。我揭露謊言，被逼罰站在師父像上。洗腦班印製了很多大法師父法像，偷偷放到我及其他法輪功學員床的棉絮下，折磨學員、侮辱大法師父。

飯菜投毒

飯菜投毒後導致全身無力精神恐慌、恐懼、神智恍惚、頭重腳輕，走路不穩，頭要裂開似的，睡覺時靠頭頂牆，或用枕頭雙手用力壓住頭才能勉強入睡等明顯不正常狀態。還強迫威逼我寫飯裏沒有下毒的偽證。不寫就挨打罵、扣飯；

「看電視」挨罵

強迫近距離看電視，只准臉貼電視機不足二十公分距離看、不准動，不能改變姿勢，還突如其來被挨耳光，還常罵下流話，將電視音量開到最大，一直從早上六點看到晚上十二點，吃飯都不允許離開。有時凌晨兩、三點鐘，突然一下從床上抓起強迫看電視，不准睡覺；不准家人接見：丈夫和女兒來看望被轟出去，帶的衣服也不給我，導致無法換洗。

三．我的家人也受牽連迫害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晚上，綁架我的同時，綁架了女兒、丈夫到國安非法詢問到凌晨兩點多鐘。長期監視居住、多次上門騷擾、非法抄家二次、跟蹤老伴、及子女。

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下午五點左右，紅花街社區主任敬建明、韓大鑫等三人，闖入家中欲綁架我。主任敬建明就嚷著「我是執行公務的」，強行推開七十多歲的我丈夫，到屋內各個房間找，見人不在家才離開。後順慶區六一零、紅花街社區為找到我想繼續迫害，又在住地蹲坑監視跟蹤我丈夫，國安大隊杜偉嘉等兩輛轎車跟蹤子女（車牌號：川R××24222，川R××13868），一段時間，到女兒住地及工作單位騷擾。嚇得女兒不敢回家，心理壓力很大。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上午九點多鐘，在市場買菜，突然一輛黑色小車停到身邊下來兩人將我綁架到市國安，隨後關押到當地看守所。當天分別抄了兒子及我住地，搶走了師父法像、大法書等私人物品。

長達七年的冤獄、所遭受的非人酷刑折磨，以上僅是冰山一角，身心遭受的巨大痛苦，不堪回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