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志蘭與表妹熊紅衛（熊紅偉）二零一四年六月被武隆縣國保大隊綁架，在看守所非法關押一個月。因為馮志蘭血壓高達二百，血糖指數升至三十以上，看守所不敢繼續關押，取保候審回家。二零一五年六月，武隆縣法院在明知馮志蘭身體各方面都處於病危狀態（多次大小便失禁）的情況下冤判她有期徒刑三年，拒絕了她再次檢查身體的正當要求，將馮志蘭送入重慶市女子監獄迫害。

二零一五年七月六日，馮志蘭和熊紅衛被綁架到重慶市女子監獄，監獄違反規定不檢查身體就將二人收下。當時馮志蘭血糖指數三十，血壓高達二百；熊紅衛血壓高達二百二十。馮志蘭遭種種折磨，二零一五年底，身體消瘦，吃不下飯，多次要求檢查身體，監獄方面一直拒絕她的正當要求，導致馮志蘭於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五日含冤離世。

以下是馮志蘭生前自述被迫害經過：

我是一名醫務人員，治了很多病人，可是對自己的身體卻無能為力。長期的神經衰弱，偏頭痛折磨著我；工作生活中的種種矛盾和不如意真的無法承受，我的人生走到了瓶頸階段，覺得找不到人生的意義。一九九八年五月的一天，我在三王廟廣場看到有一群人在煉一種功法，動作優美，音樂也很動聽，我就跟著他們比劃起來，有人主動幫我糾正不正確的動作，告訴我是免費教功。我請了一本《轉法輪》回家。當天晚上，我就睡了一個好覺，從此偏頭痛和神經衰弱遠離了我，走路一身輕，皮膚越來越好。以前那些讓我耿耿於懷的家庭矛盾也看淡了，家庭和睦，全家沐浴在法光中。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迫害發生之後，我們失去了學法煉功的環境。但是我沒有放棄，承受著來自單位和家庭的壓力，自己在家中堅持學法煉功。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有人從外地帶回了幾張資料，上面寫著江澤民把一百一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出賣給了俄羅斯，原來他是一個漢奸賣國賊。我和幾個同修把這幾張資料貼了出去。第二天，我就被國保大隊的代元理、鄭小兵、江流綁架到武隆縣看守所，還把我五花大綁，押在汽車上遊街侮辱。非法關押半年後才放我回家。

二零零九年七月，國保大隊的易三、鄭小兵又非法抄了我家，以「利用邪教破壞法律實施」的罪名冤判我二年有期徒刑緩刑二年。

二零一四年，我和表妹熊紅衛再次被武隆縣國保大隊綁架，又非法關押了我一個月，因為我身體出現病危狀態（血糖三十，血壓二百），看守所不敢繼續關押，讓我取保候審。二零一五年多次開庭，最後冤判我三年有期徒刑。期間多次拒絕我檢查身體的要求，堅持把我送入重慶市女子監獄迫害。

在一監區新犯組，有一個互監組是專門強制轉化法輪功學員的。因為獄警有任務，轉化多少個法輪功學員可以得到獎金，獄警又把這個任務交給包夾的毒犯（一般都是沒人性的），承諾她們轉化一個得多少分，或者是記一個功。毒犯為了記功減刑，又有獄警撐腰，拼命折磨法輪功學員。

法輪功學員不可以和互監組以外的人說話，如果有人看到這種情況，整個互監組的人全都要被扣分，停止購物，停止買加菜（就是你自己的錢都不讓你用），這還是共產黨的連坐制。法輪功學員永遠是被嚴管（不可以每月打電話，寄信，只能在每年的幾個節日給家人通話，不可以和互監組以外的人說話）但是有一點讓其他刑事犯人非常羨慕，就是法輪功學員三個月可以在監獄醫院檢查一次身體：心電圖，X光，抽兩管血（我想現在大家明白了，就是為了活摘器官配型）。我親眼看見一個法輪功學員拒絕檢查身體，被包夾的毒犯當著獄警的面毆打。

在互監組，我遭到了殘酷的迫害，包夾犯田某等人為了轉化我，辱罵我，拉著我的頭髮往牆上撞，直至出血，用腳隨意踹我的肚子。不許我上廁所，有一次我拉肚子，她們不讓我上廁所，我實在忍不住就拉到了褲子裏。田某等人又強迫我在走廊裏跑步，伴隨著跑步的腳印糞水也流在了地上，她們又強迫我跪在地上一個腳印一個腳印地清理。這時，她們就像打了雞血一樣在旁邊哈哈大笑。這種毫無人性的事情幾乎天天都在發生，而且都是在獄警的授意下進行的。這種利用監獄中的人渣敗類來迫害大法弟子的慣例就是重慶市女子監獄的所謂先進經驗。在日復一日的折磨下，我說了對不起師父，對不起大法的話，寫了「五書」，這些都不是真心的，都是在人間地獄的高壓下說的假話。

從二零一五年十二月開始，我就開始吃不下飯。我向警官要求檢查身體，申訴我身體情況，她們說我矯情、裝的。到了二零一六年元月，我完全無法進食，在和家屬接見的時候，家人提出檢查身體的要求，監獄也多次推諉。最後在我處於病危狀態下才給我辦理了保外就醫。這就是重慶市女子監獄這個人間地獄對我的迫害。

另外，我的表妹熊紅衛被武隆縣法院重判七年，也在重慶市女子監獄四監區被殘酷迫害，警察和包夾強迫她罵師父，罵大法，她們毆打她，用膠帶纏住她的嘴巴。她血壓二百二十，身體不合格，監獄卻違反規定接受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