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凱傑在控告狀中說：「二零零四年上半年，試訓中心新政委蘇保成上任不久，找我談話說：‘不管心裏怎麼想，要想到自己身上穿的皮，如果出事影響到我，我會往死裏整。我上任前喬（清晨）司令跟我講試訓中心有九大事項，其中之一就是你這事，所以我才找你談話。’由此也反映出迫害的嚴重，被盯的這麼死，沒有半點自由。其實在江澤民的‘經濟上截斷，名譽上搞臭，肉體上消滅’， ‘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殺’的邪惡瘋狂政策下，全國到處都是紅色恐怖，哪有不受迫害的地方。」

自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二零一五年， 江澤民個人或伙同已知與未知的共同犯罪參與者，發動、設計、謀劃、命令、主導、落實、管理、參與或煽動了對中國法輪功修煉者的酷刑折磨以及殘酷、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與懲罰，這些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下簡稱「中國憲法」或「憲法」）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中國刑法」或「刑法」）第二百四十七、 二百三十二、二百四十八、 二百五十四、二百三十四、二百三十六、二百三十七、二百三十八、二百九十七、三百九十九、二百六十三、二百六十七、二百七十、二百七十五、二百四十五、二百四十四、二百五十一以及第二百四十六條。

以下是張凱傑在控告狀中陳述的部份事實：

我於一九八三年九月至二零零六年十月在空軍部隊服役，一九九八年年初回老家過年時，聽說左鄰右舍很多人煉法輪功，並且反應健身效果奇佳，隨後找來法輪功的書籍一看，感到內容非常好，認定做人就是要按真、善、忍的標準做一個好人，修煉返本歸真才是做人的唯一目的，有相見恨晚的感覺。

修煉法輪功使我變的心胸開闊，做事替別人著想。比如：很好的處理了贍養老人的問題；當年主動把多發的工資還給部隊；買東西時多次把多找的錢退還給人；妥善處理在北京的一次撞車事故後，對方幾次感動的說遇到好人了，來北京一定請你吃飯。修煉法輪功使我認識到做人就是要做一個好人，處事把真誠、善良、寬容留給對方，哪怕當時自己吃點虧、受點委屈。

作為法輪功修煉者，我身心都獲得了很大的受益。煉功前我有頭疼、消化不好、腿關節炎等病，煉功時間不長這些疾病很快消失，身體感到很輕鬆健康。煉功前面對部隊請客送禮、爭功爭獎、跑官要官的現象感到很累心，煉功後明白了不失不得的做人道理，心裏平和輕鬆了，感到做人就是要吃苦、付出在前，把本職工作做好，其他一切隨緣，有了良好的心態。

在迫害前，法輪功在我所在的部隊得到廣泛傳播，深受歡迎，有職工、家屬、幹部、戰士等幾十人修煉法輪功，在外訓樓的一個大房間裏，早上煉功、晚上學法常去的就有十幾人。有時兄弟部隊來我單位改裝培訓時，也有煉法輪功的軍人臨時加入我們的煉功隊伍。

一、列入黑名單

一九九九年法輪功遭迫害時，我在空軍試訓中心試飛站結果評定室任副主任，技術十級、少校、工程師。從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法輪功遭迫害，至二零零六年十月我被覆員回原籍，直至現在我所遭受的迫害如下。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八日，北京直屬部隊煉法輪功人員登記，填表上報後，我遭試訓中心常委會討論如何處理，當時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從此入黑名單。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江澤民團伙在全國公開迫害法輪功時，我被迫交書、寫不煉功保證，被試飛站協理員盧萬照、保衛科副科長黃文普等，直至試訓中心李鎖林司令員談話才過關。當時老家的老母親、哥哥姐姐等五人，心急火燎地被召集到部隊對我施加壓力。

一九九九年九月初，因寫一份真實反映法輪功的材料給本單位的盧萬照協理員，而遭受查抄宿舍二本法輪功書籍和一個銅的香爐，並限制在部隊一個半月（四十五天）失去自由，不准回駐地滄州家中的迫害。

二、兩次長時間被非法限制自由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因到北京為法輪功上訪，在天安門廣場被警察劫持到廣場派出所，又被空政保衛部刑偵處劉處長挾持到空軍監獄，又被我單位保衛科副科長黃文普和政治部副主任趙建國接回，被連夜非法受審、在犯罪嫌疑人的筆錄上按手印，遭受半個月行政看管，並被迫寫對法輪功虛假認識的材料。妻子、妻子的哥哥、老家的哥哥姐姐被召集到部隊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脅和恐嚇。接著我又受到近三個月限制在部隊，時刻被人監視的迫害，後被列入復轉人員行列。

二零零零年六月四日，因被懷疑在家煉功或對社會上法輪功有聯繫，我被站長王振東、協理員覃哲平等人從家中帶回部隊，再次被非法限制自由，長達八個半月直至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日被非法勞教。這期間，協理員覃哲平派戰士王慶濤、胡召華等人寸步不離、二十四小時不離視野的監視，不時派人談話威脅、開批鬥會，走形式開邪黨小組、支部會勸退黨等。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某日空軍魏隊長找我談對法輪功認識，談話前被告知這是最後一次機會了，他們把我支派到一個座位上，對面坐、站十幾號人氣氛緊張的問我問題，記得魏隊長最後問：你還煉不煉法輪功時，我說現在不能煉，以後肯定煉，並說等這事（指迫害法輪功）過後，以後允許煉功時，你也要記著煉這功，健身效果太好了，當時引來一陣唏噓。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某日保衛科幹事駱國增等二人找我談對法輪功的認識，最後還問我對組織有甚麼要求，並特意問是不是要求給法輪功平反，我回答說：是，要求給法輪功平反，讓正法流傳，百姓受益。當時做筆錄按手印等，為進一步迫害準備材料。

這期間由於受到長時間非法軟禁、和外界斷絕聯繫、失去人身自由、有家不能回，被人嘲弄等迫害，導致我身體健康下降、面部浮腫，心裏脆弱、有時產生尋死的念頭，被逼的產生對抗心理、感覺走投無路、慢慢長夜無盡頭，心理傷害很大。

三、遭非法勞教一年半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嫁禍法輪功的天安門偽自焚案發生後，江氏集團加緊迫害法輪功。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上午八點，剛到上班時間，站長王振東跟我說，給你找了一個「學習」的地方，隨後保衛科羅科長帶兩個戰士將我挾持到階梯教室，由中心副政委尹東升、政治部主任馮玉華、副主任趙建國三人，隨意的安了幾個名目：現在不轉變對法輪功的認識，以前曾給過多人《轉法輪》等，宣布對我非法勞教一年半。

酷刑演示： 電棍電擊

隨後我被協理員覃哲平、保衛科幹事駱國增劫持到空軍監獄，剛一進監獄，監區長楊保華帶五、六個戰士帶警棍、電棍，將我團團圍住拳打、腳踢、棍棒齊下，將我打翻在地，當時門牙一顆被打斷，滿嘴流血。被脫光衣服「安檢」後，戴上手銬關入禁閉室面牆罰站。中午過後，刑偵處一軍官飯後來到三樓勞教區，透過禁閉室門的小口，對我說「這裏只有黑、白兩種顏色，沒有灰色！」。

在禁閉室裏每天早起五點五十起面牆而站背監規到晚十二點，被提審、被打耳光、被踹翻在地、被膠棒打，七天禁閉室出來，前胸後背、胳膊、大腿全被打成黑紫色，手腳、前臂、小腿全都浮腫。以後又是長時間罰站，曾三天三夜由二個勞教人員王洪波、塗海波包夾看著不讓合一下眼。練軍姿、長時間下蹲，長時間跑步，內衣出汗濕透了自己暖乾。被逼看胡編抹黑法輪功的電視，後又被空軍轉化組魏書章、石稼祥以及總政宣傳部張姓處長帶隊的四人「全軍轉化組」強制轉化。一天，空政副主任房建國帶二十來人，在我被非法勞教的空軍監獄的會議室找談話，造成很大的思想壓力。後又被逼寫悔過書和揭批書，尤其被魏書章帶監獄人員逼迫我回我單位（試訓中心）在幾百人的階梯教室做所謂揭批法輪功的假報告，這個做人的恥辱和污點，在我的內心留下了深痛一直延續至今。

「全軍轉化組」由總政宣傳部的張姓處長帶隊，國防大學（黃姓教授）、西安政治學院、石家莊機械學院的三個教授組成，張處長說：「江（澤民）主席親自主持會（鎮壓法輪功），特批我們幾個看《轉法輪》。」我被非法勞教時，空軍監獄的獄長是史資本、政委是張方紅、監區長是楊保華，當時被非法勞教的有空軍指揮學院的教授張健（ 二年）、一基地剛大學畢業一年的郭長永（3年），被非法判刑的有空六所的一位高工（2年）、空軍指揮學院的教授於長新（18年）。

被非法勞教時，一天我單位保衛幹事駱國增拿一張紙叫我簽字，說是在我家搜到一本《轉法輪》，方知又對我家進行非法搜查，不知我的妻子和兒子當時又受到怎樣騷擾和害怕。

四、持續迫害、反覆強制洗腦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日解除勞教後繼續迫害，直至二零零三年一月又遭一次洗腦迫害。這期間一直把我限制在軍營，不准回駐地滄州的家中。剛解教回部隊時，安排我妻子、孩子隨時來部隊看我，可妻子工作忙、孩子又上學，所以只能週末全家人能一起吃吃飯。站長張繼紅、協理員覃哲平要求定期寫思想彙報，平時安排幹部、戰士明裏暗裏監視、跟蹤，藉口是上級領導有要求、不放心，大會小會提「重點人」、保證了安全等等。對此我的抵觸心理逐漸增強，思想彙報也搪塞不寫了。

一次協理員覃哲平說（邪）黨組織還考慮你讓你重新入黨，被我苦笑著稱之為「瞎胡鬧」，堅決地拒絕了。二零零二年年底，又把我的思想情況上報試訓中心、以至空軍，又招來空軍六一零人員、教員石稼祥和臭名昭著的王志剛，在二零零三年初對我又安排一次洗腦迫害。空政保衛部楊副部長說，也不是針對你一個人，各單位對反彈人員統一舉辦（洗腦迫害）。洗腦班迫害前，站長張繼紅逼迫我打掃單位的樓道、廁所衛生；讓我單獨穿迷彩服在全試訓中心出早操時出操，而全大單位的人都穿制服出操，以此方法羞辱我。聽到要遭受洗腦迫害，我曾三天絕食絕水抵制。洗腦班迫害時，每天派戰士給打飯、定量，每天下午定時派一幹部監視跑步，胡說是為了關心我的身體健康。這次的迫害對我的傷害非常大，每天被監視失去自由、有家不能回、被當作異類當眾羞辱，被迫寫侮辱大法侮辱師父的文字。

部隊對我最後一次的迫害：二零零六年十月我被覆員回原籍，弄得從此全家戶口分為兩地。

二零零三年年底快到二零零四年過年時，在我的強烈要求下，允許我回駐地滄州家過年，以後兩個星期回家一次，後又改為一個星期，直到二零零六年十月被覆員回原籍，當時我要求按自主擇業回地方，被搪塞要向空軍請示，後被拒絕。

從一九九九年五月十八日被列入部隊黑名單開始，到二零零六年十月徹底離開部隊，長達七年多的時間，我在部隊只因修煉法輪功受到了各種各樣的迫害，期間遭受三任協理員盧萬照、覃哲平、鄭中允，三任政委柳學順、胡玉堂、蘇保成的特殊「關照」。 經歷行政看管一次（半個月），經歷一次一年半勞教，經歷一次洗腦，經歷無數次長期限制人身自由的迫害，經歷全單位批鬥會，長期大小會點名、被冠以「重點人」的精神迫害。迫害結果導致我的技術十級、軍銜少校，從一九九六年直到二零零六年十月十年不動。

勞教期間，我對空政的魏書章說，我說我的問題都解決了，都準備按轉業處理了，為甚麼勞教我。魏書章回答說：你單位上報說跟你談話三百多次，你都沒改所以才勞教你，我說哪有那麼多次談話？那非法限制我自由八個半月，人都快得抑鬱症了，能不能算在一年半勞教期中去掉，魏書章說限制點自由那不能算在這裏面。

二零零三年初的洗腦班迫害時，空軍指揮學院的教授石稼祥透露，說我有「四罪」，他說：「你癡迷程度最深、癡迷時間最長、領導批示最多、反覆次數最多。」我一聽是這「四最」，我立刻感到無顏面對師父，無顏面對大法，同時感到被隨意多次、長時間迫害，人都被迫害傻了，被這些懷有不同目的人像烙餅似的反覆折騰來折騰去。

五、對家人的迫害

從一九九九年迫害法輪功，到二零零六年十月我被覆員回原籍，七年半的時間，離老家只有二百公里，一天就能去能回，可是我卻六年沒能回家過年。哥哥、姐姐兩次為我的事驚恐萬狀的被召到部隊，老家裏的人傳說，因煉法輪功我被逮起來坐牢了，讓他們遭受別人的非議、白眼，抬不起頭來。

高齡的岳父母因為我不時地暗自流淚，常常因我憂慮、嘆氣。妻子的哥哥為了我的事也跟著操心、著急。

受迫害最嚴重的是我的妻子，一次次因我擔驚、受怕，一次次被部隊招呼、談話，每次像犯罪似的被問話。妻子說那時的天是昏暗的，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出門不敢見人，不敢和同學同事聚會、怕提起丈夫，要不是上有老、下有小早就不想活了，多少次都到精神崩潰邊緣。在這種壓力下還要工作、撫養孩子，其中的艱難可想而知？

到現在一到所謂的「敏感日」就接到來自街道、居委會的騷擾電話，或者是從哪裏傳來迫害法輪功的消息，就又勾起痛苦的回憶和對未來的憂慮。由於看不到迫害法輪功的結束，妻子近來多次提出離婚：說你沒社保、我對你負不了責，你的事我也擔當不了，弄不好再把我連累了，老人孩子誰管？

迫害十六年來，多少人被勞教、判刑、被關進洗腦班黑監獄，多少人被酷刑折磨、被活摘器官，多少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多少悲劇在神州大地上演。這場對中華民族的浩劫，已經遠遠地超過「十年文革」，如今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的馬前卒周永康、徐才厚、薄熙來、李東生，因作惡都已經得到了報應，死的死、坐牢的坐牢，更大的報應正逼近迫害的元凶江澤民。法辦江澤民上承天意、下順民心，還公正於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