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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太划得來了」
文/大陸大法弟子
【明慧網二零一六年四月十日】五十年代初,我出生在一個小煤礦,兩邊是青山綠水的峽谷,中間一條小河。我家的右邊,過了小河,有一條長長的青石板路。

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第一次母親帶我爬過這長長的青石板路,到山那一邊的農田去採野菜,做成食品給自己與家人充飢。緊接著父親帶我在這山上開荒種紅薯,而且滿山都是開荒的人。第一年的紅薯大豐收,有的紅薯幾十斤,我一個人背不動。以後這條路就我一個人走,採野菜、打豬草,砍「板皮」(礦井採煤用的木棍),砍竹子。經常餓的是抓上甚麼都吃,口乾的是甚麼水都喝。

每天放學,我就挑一擔幾乎與我同樣高的尿桶,從山下挑水,上山澆菜。一個人上上下下,天黑了,才回家。山風吹的樹木搖動,還有那不知名動物的叫聲,陰森恐怖,對我來說,每天都是煎熬。

有一次,母親到山上來,採了一些蘑菇,說先回家煮飯,讓我把菜地澆完回家。我心裏樂滋滋的,今天有菜吃了。我一個人幹到天黑透了,才回家。不用說菜,連飯都沒了,鍋底剩下一層鍋巴,當時,我只是含著眼淚,還被母親數落了幾句,沒辦法,吃了幾口鍋巴,去睡覺。苦難的童年在心裏留下了深深的創傷。

六十年代,我離家讀書,夢想著將來大學畢業有一份工作,不會像童年一樣。

可是現實是如此的殘酷,「文化大革命」將那一代人的夢想擊碎,十六歲,還沒有成年的我,沒有文化的我,被當成「知識青年」到農村接受「再教育」。

起三更,睡五更,所有成年男子的活都幹,送公糧,我挑一百五十多斤,十里地要過橋、涉水。從山上往下抬方木,是所有的「知識青年」都不幹的。我是甚麼都幹。

四年後,我當了工人,也是幹體力活,背鋼材是以噸計。不久,身體各種病就開始出來了。首先是腎絞痛,尿血四個加。檢查尿道結石、腎結石,要動手術。看著那些動手術在痛苦中的人,我沒敢動手術。緊接著心臟病住院。腸胃炎一年四季都拉那種象鼻涕一樣的東西,大把大把的吃藥,當時好一點,一停藥,依然如故。從頭至腳全是病。

一場小小的闌尾手術,在手術台上就八個多小時,住院四十多天,還把縫合的刀口打開,讓膿流出來,沒好,就讓我出院,後痛了幾個月,才能行動自如,但是還經常有痛和不舒服的感覺。

我女兒滿週歲的前一個月,因為岳母把時間記錯了,來給女兒過週歲,我因為血管瘤手術,情緒低落,不知這路怎樣走下去。我給自己定的目標是為了孩子,我要把她養大,能夠自立了,我就出家,到深山老林裏去,當然誰也不告訴,至今這秘密也一直沒人知道。

一九九四年,我的鼻炎,已經是一點也不通了,只能張嘴呼吸,流膿、流血。有人叫我去學氣功,當時只知道氣功是祛病健身的,在小孩成年自立前,要保證能夠正常工作就行。以後出家了,誰也不知道我在哪,那就隨便了。

就這樣,我去學氣功,也不知是甚麼功。到學習班一看,師父這麼年輕,還是創始人。師父說這裏不治病。心裏當時真不是滋味,當時就想走人,又一想,出了三十元學費,不就是為了鍛煉身體嗎?就學幾個動作回去自己煉。

後來,聽師父說是修煉,還不用出家,心裏想自己不就是想修煉嗎?到處找佛法嗎?心想真善忍好,修煉當然修了。一年多後,看了《轉法輪》的《論語》,發現這是我夢寐以求的佛法呀,聽師父講法時,心裏想的就是治病,一年多時間就這麼虛度了。

當然,從師父的學習班回家時間不長,就感覺無病一身輕,騎自行車帶人上坡,像被人推上來的。一天晚上上班,要把六噸溴化鋰溶液給灌到機器裏去。一般是要幾個小伙子忙乎半天的,我到那,還沒人來上班,科長來了做準備工作,我就三下五除二,把溴化鋰溶液全給灌到機器裏去了。科長呆呆的看了我半天,才說:「這是你灌進去的?」他好像不相信,這就我們倆人,說:「你今晚休息。」

在工作中,師父給的智慧,很多疑難問題都能解決。比如,湖南岳陽一家台灣人開的公司,機器安裝後,一直不能使用,當時工程師、湖南大學的教授(單位聘請在我科室的負責人),無法解決問題。對方準備向法院起訴,眼看直接經濟損失就是幾十萬,其它損失不可估量。

這樣,單位把我派到岳陽,到那兒,沈教授給我大概講一下,就走了。其他人對我沒有一個好臉,你能解決問題?我說,四個小時後,給你們答覆。四個小時後,他們全來了,我說:「你們開機。」他們沒有一個相信的,說:「不可能,我們要做三十六小時全套測量。我們做好了全部準備,把你們告上法庭。」三天後,他們把我請去吃飯說:「你這樣的人怎麼能給他們幹活?在岳陽你就是名人了,我們可以給你高工資。」

在那幾年裏,很多單位用高工資請我去工作。在被迫害中,在勞教所、在洗腦班,都有人問過我,你怎麼有那麼高的悟性,你太划不來了,你要是不煉法輪功,你可以賺多少錢。我說:「我太划得來了,因為法輪功,我才有健康的身體,因為法輪功,我才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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