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臘月二十三，我去北京為大法和師父說句公道話。清晨在火車站下車後，到了天安門廣場。在靠近天安門的地方，有兩個人上來與我打招呼。我一開口，他們便知我是蒙陰人。我馬上意識到他倆是便衣，就說自己是蒙陰的，但在外地工作。他們是臨沂市專門來尋截法輪功學員的，對我說：老鄉注意點兒，這廣場上到處都是便衣警察。

我一邊走，後面就有幾個便衣跟著我，我就向南走，甩掉了那幾個便衣。在升旗處的南邊，我放聲高喊：「法輪大法好！還我師父清白！」幾個便衣警察衝過來，把我踹倒在地，然後把我綁架到依維柯警車上。車裏已滿是上訪的同修。車上一警察一腳把我踹倒在車座中間的走道上，我聽到有女同修在哭。然後，我們被拉到前門派出所。

鐵籠子示意圖

逐個登記後，我們就被關進鐵籠子裏。而後，就有山東省公安廳的人喊著我的名字把我叫出來，交給了泰安市公安局駐京辦的警察沈大勇。沈大勇和司機把我推搡進桑塔納警車，他倆左右一邊一個，照著我的腮幫子同時用重拳猛力擊打起來。我感到劇烈的疼痛，就喊師父。此時我已處於半昏迷狀態，覺不著疼了，只聽到嘭嘭的擊打聲。當時我就被打掉了一顆牙，落在口腔裏，同時我左右兩邊的牙齒都被打得向裏倒下去。口腔裏滿是血，沈大勇卻不讓我吐出來，逼著我咽到肚子裏。後來我兩邊上下兩排牙齒陸續都掉了，總共二十五顆，給我吃飯造成了極大的不便。

兩個惡警累得呼呼直喘氣，實在沒勁了，才停下來。他們把我帶到駐京辦，吊銬在衛生間的水管子上。晚上十點左右，我被放下來，那個與沈大勇一起打我的司機，又當著四個法輪功學員的面用力打我的後背、後腦勺。一邊打一邊說：我就是看著你不順眼，你是個老黨員，你還帶頭上這裏來鬧事。最後累得他坐在床上，才住了手。然後我又被吊銬在水管子上。

第二天，廠裏和保衛科的人去接我，乘火車回到泰安時，已近夜裏十二點。我被關進泰山區上高鄉派出所的廁所裏。天氣很冷，零下十幾度，廁所裏都結了冰，我就坐在一張連椅上挨凍。

臘月二十八，我被非法拘留十五天，關進泰山區拘留所。出來後又被關在廠裏，天天讓寫檢查，我不寫。廠黨委書記就說：你不寫檢查，不放棄煉法輪功就判刑，這對你的子女可沒好處。同時還拿來共產黨員不准煉法輪功的文件給我看。我說：那我退黨。書記說：行，你寫申請吧。我就書面退出了中共邪黨。

我原本是管道方面的技術人員，廠裏卻安排我去體力勞動最重的車間組裝三輪車配件。兩年多的時間裏，下午下了班不讓我回家，給兩個饅頭、一包榨菜吃了，叫我跟著第二班接著幹，直到夜裏十二點下班，才讓我回家。

市、區公安、上高鄉派出所、社區居委會騷擾不斷，廠裏還專門派了兩個人看著我幹活兒，晚上回家也有人看著，甚至我帶著老伴回蒙陰老家，也有公安人員跟過去，給我的生活造成極大不便，也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冷眼相看。

從北京回來，我被罰款五千元，家裏困難拿不出錢來，廠裏就從我工資裏扣，每月只發給我一百九十五元，直到二零零七年退休。我老伴常年有病，我和閨女、兒子的工資都給老伴治了病，還借了親友一萬多元。最困難的時候，我們一家人一月的生活費只有十七元錢，生活之艱辛難以訴說。

江澤民流氓集團的殘酷迫害，給我身心造成了極大的傷害，也給我們一家人帶來了深重的苦難，但卻始終不能動搖我對師對法的正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