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王彥紅在《刑事控告書》中敘述遭迫害事實：

我因身體不好，長期醫治無效，經人介紹走入修煉法輪功的。修煉法輪功後，我身心都受益很大。身體明顯變化，過去的病痛或者消失、或者減輕，經常感冒的毛病也沒有了，使我有個健康的身體能勝任工作和家務。我在單位與同事和睦相處，工作認真負責；在家裏和家人關係融洽。

遭非法判刑

二零零五年九月十日，我與另外兩名朋友去喀什地區岳普湖縣達瓦昆景區遊玩，順路在該縣發放法輪功的真相資料，被警察綁架。該縣公安局警察將我們劫持到喀什國保大隊，而後非法抄了我的家，晚上把我們拉到喀什地區公安處連夜審訊。第二天將我們三人非法關押到岳普湖縣看守所。此後是岳普湖縣公安局與喀什國保大隊輪番換人對我們審訊。十月十四日，岳普湖縣檢察院下發逮捕令，同月單位停發了我的工資。十二月二十三日岳普湖縣法院對我與另一名法輪功修煉者非法庭審。二零零六年四月四日我被冤判五年徒刑。

二零零六年五月八日，我被劫持到新疆女子監獄迫害。初到安排在十分監區，每天被強迫所謂「轉化」，逼迫看誹謗、誣蔑大法的光碟，並遭受獄警和其他犯人的圍攻。二零零七年一月，我被轉到一分監區強迫做奴工，這個監區是監獄的生產主力區，長期創收為監獄之首，被犯人戲稱「毛驢子中隊」。監獄明文規定勞動時間為早晨九點到晚上十點，實際上經常要加班到晚上十二點或凌晨兩點。過度的勞累，嚴重的體力透支，使四十多歲的我滿頭白髮。監獄每年對法輪功學員還要進行為期半月至一個月的所謂「法制教育學習」，再次集中強迫洗腦。

活摘器官疑雲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通常犯人一入監，首先去獄中醫院檢查身體，一般是簡單的抽血、量血壓，問是否對某些藥物過敏，曾患過何種病，以後就再不做檢查了。可是二零零七年四月份一天，我被通知第二天去檢查身體，早晨要空腹。我對犯人衛生員說：我去年來才檢查過，身體良好，給獄警說讓其他人去吧。一會兒她回來說，獄警說是上面點名讓我去。當時我還奇怪，一百八十人的大監區怎麼只讓我一個人享有特殊待遇呢？那時這個監區只有我一個法輪功學員。

第二天到醫院才知道，是給獄中所有的法輪功學員檢查身體。這次檢查可是非常仔細，量血壓、空腹抽血、對腹部內臟器官做詳細的B超檢查，胸部還拍了X光片，邊檢查還邊詢問曾患過何種病，是否有家族遺傳病等。

後來我才知道有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一事，這才恍然大悟，那些檢查都是和器官移植所需的資料相符。通過幾年的獄中生活，我清楚的知道其他犯人要想做上述檢查是絕對不可能的，監獄也絕不會主動給她們檢查身體的。

迫害使我家人遭受巨大精神傷害

二零一零年九月我出獄回家。之後五年裏，當地片區派出所、社區、國保大隊、政法委人員經常到我家裏騷擾過。近兩年主要是派出所和國保大隊人員，每月都要找我詢問。

我從小至今一直和父母生活在一個大院裏。我被非法關押判刑迫害後，院子裏的人見到我父母的表情和態度都和過去不一樣，有些人還躲著，不敢說話，更沒有人來家裏了，唯恐遭受連累。還經常有人在我父母背後指指點點，甚至當著我父母的面冷言冷語。

那時我兒子才十二歲，剛上小學六年級，有的小孩就當面說你媽怎麼怎麼了。那段時間兒子很少出門。上中學後，仍有同學議論他。我丈夫從事商業工作，晚上很晚才回家，且沒有休息日。在兒子上初三時，丈夫因工作原因去了外地，孩子上完初中後不願再繼續上學了，出來社會打工，那年他才十六歲。在城市正常生活的居民，孩子至少是應該讀完高中的。迫害對我兒子造成極大的傷害。

而丈夫因我被迫害一事與我產生了很大的隔閡，至今夫妻關係僵化。

每當有人在我母親面前提起我，她總會落淚，年邁的母親怎麼也想不通，她那溫順善良的女兒怎麼會被關進監牢了呢？母親古稀之年不能安享晚年，卻因女兒被迫害受人冷言冷語，整天提心吊膽的。二零零八年八月母親帶著遺憾去世了，而我卻還被關在監獄，不能盡女兒的孝道。自從我身陷囹圄，再也沒有見過母親。

母親去世後，老父親獨自一人承受著失去老伴的哀傷與牽掛女兒的憂傷。沉默的父親越來越寡言少語，身心健康嚴重失衡。二零一零年九月中旬，父親好不容易盼到我出獄回家，十月初，他卻患腦出血住院，出院半年多生活才逐漸能自理，至今仍留有後遺症。我留在家裏照料老父親，以盡孝道，靠父親的退休工資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