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結果促使我們深深的反思，都為曾認為他已經不可救藥、誰都不願再與他講真相而感到遺憾和惋惜。一個生命只要有一線希望，大法弟子都能努力的去救他，那才是大法弟子應有的慈悲和胸懷呀！所以不厭棄的接近原來的參與迫害者，抓緊時間解救他們，就成了我們講真相的一個新起點。

我與妻子在單位是出了名的老實厚道人，我在幹部崗位兩袖清風，她在生產一線勤勤懇懇，純樸善良，遠近稱道。可一九九九年邪惡的迫害猶如黑雲壓城，我們也被直接捲入其中，一下子由被人稱道的好人，變成了眾人仇視的「眼中釘」，出門就被跟蹤監控，上班就面臨著逼迫打壓。二零零零年四月，單位參與迫害要強行讓我妻子去洗腦班，我聽說後找到單位六一零頭目（此人曾是多年的老鄰居），說明我在瀋陽的老母親身患結腸癌，正面臨大手術，我已準備好與妻子前去照料一下老人，所以與他商量能否以照顧病人為重不去洗腦班。誰知六一零頭目無情拒絕，第二天硬是在工作崗位上像對待罪犯一樣拖拽走了我的妻子，那種心痛，那種眾目睽睽之下的人格侮辱，曾使我多年不再與其交往。

在受迫害的相當一段時間裏，自己一見到迫害者就有一種抵觸和厭惡的感覺，從心裏不願和他們交往和溝通，甚至還時常閃現希望他們快點遭報的不好念頭。通過不斷學法提高，自己終於發現怨恨的根是情，來源於為私為我，只有捨棄自我，胸懷救度眾生，才能走出迫害造成的陰影，真正化解仇恨的冰山。於是就有了我的一次次突破和昇華。

師父說：「我們看到那些個對大法態度不好的，對大法弟子很兇惡的，那這樣的人其實他也很可憐，他其實也是被中共造謠的謊言給毒害了，所以他才那麼幹的。」[1]表面上朋友參與了迫害而實質上他是更可憐的受害者，我們大法弟子都不能原諒他，那誰去救他，他還能有未來嗎？自己受到迫害就忘記了修煉者的慈悲，那還是大法弟子了嗎？經過反覆思考，自己終於從法中昇華上來，向朋友伸出了回應之手。

師父說：「大法弟子的責任是救度眾生。」[2]「不管怎麼樣吧，反正是我們能救的，就包括這些，我們都要去救。」[1]從師父的法中我領悟到大法弟子不光是要完全化解迫害中形成的怨恨，更要通過講真相把被謊言毒害的人解救出來，使他們能有彌補過去、走向未來的機會，那才是大法弟子更高的昇華。

單位六一零女頭目曾是對我們迫害最賣力的一個，曾站在我的家門口指揮綁架我妻子去洗腦班，還積極策劃迫害了更多的同修。對這個與我同部門共事多年的領導，迫害後我就一直把她當成助紂為虐的幫兇，不與她有任何往來。後來通過不斷學習師父的講法，自己固守的舊的觀念發生了根本改變，覺得自己的慈悲太不夠了。除江澤民等迫害元凶外，能救的我們都應該去救，不記仇恨，不落下一個可救度的世人，我從改變自己做起，仍像老朋友、老同事那樣去接近她，把真相講給她。在五年前的大年假期，我主動登門拜年，她與丈夫開門後驚訝不已，萬萬沒想到我這個「稀客」能來到訪，匆忙中她滿含愧疚的盛情款待，從此以後就同迫害前一樣見面就打招呼、笑談，我與同修趁熱打鐵，深入的向她講真相，勸三退，使她不僅退出了中共邪黨，而且對錯誤參與迫害也有了認識。

原來在單位的一個部下，迫害前和自己關係很溶洽。可迫害開始後，自己陷於被迫害之中，他認為有機可乘，公開表示要接替我尚未解職的領導崗位，而且還積極參與迫害表現自己，在報刊上寫誣陷大法的文章，當我被免職後，他終於如願以償，可他年輕的妻子卻遭報離開了人世，他後來也由北方去了南方。對於這個落井下石、難中取利的同事，我沒有絲毫的耿耿於懷，而是牽掛他的未來，關心他是否已經做了三退。幾年前他偶然一次機會從南方來北方原單位探望女兒，我得知後抓住這個機會，自己掏腰包宴請他，還特意給他買了一瓶白酒。餐桌上我與他推心置腹的講真相，勸他三退，使他很受感動，離開時依依惜別。

我和同修們就這樣慈悲的對待參與迫害者，使他們從內心感受到大法弟子的真誠和溫暖，許多以前的迫害骨幹都明白了真相，做出了三退，不再參與迫害。在大法弟子訴江大潮中，我和家人都投入了訴江，在控告書中我對除江澤民首惡外，其他的參與迫害者沒有起訴，因為他們是真正的受害者，真誠的想給他們彌補挽救的機會，也期望他們能有新的未來。

註﹕
[1] 李洪志師父經文：《二零一五年紐約法會講法》
[2] 李洪志師父著作：《各地講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須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