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永旺控告說：「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我與妻子被送到保定勞教所，我被非法關押到一大隊。在那裏，在大隊長李大勇、教導員劉越勝、副大隊長劉慶勇、小隊長張謙、劉亮等及獄醫杜寶川的授意及親自參與下，我被迫害得險些喪命，經歷了正常人難以想像的酷刑折磨：摧殘性野蠻灌食、皮帶抽臉、竹板打嘴、打掉門牙、全身遭電棍電擊、休克、迫害致大量吐血、染上肺結核、殺繩、綁‘死人床’等酷刑。」

酷刑演示：電棍電擊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七日下午-十一月十四日，所謂的‘專案組’不顧我帶著勞教所留給的傷痛，不顧我的左腿和脊椎的病變仍然沒有痊癒，對我施加酷刑：保定公安在保定看守所內圖書室對我進行了七天七夜的刑訊逼供。當時我已經絕食二個多月，他們把我固定在提審椅子上，採用電棍電、強光手電照眼睛、用木棍捅、熬夜不讓睡覺等手段刑訊逼供。」

「我於二零零六年六月被關押到冀東監獄一支隊開始，在長達八個月的時間內，為我設置‘獄中之獄’，獄警鄭亞軍縱容和指使監護（專門監視我的刑事犯）劉建立等人對我採取一系列慘無人道的體罰、虐待、毆打行為，他們以毆打、折磨我為樂趣，蒙上我的眼睛對我群毆，致使造成我休克達三次。」

下面是劉永旺陳述的控告事實：

一、我為甚麼修煉法輪功及修煉受益情況

我叫劉永旺，出生於河北省曲陽縣一個貧困農村家庭，由於上學時刻苦好學，成績一直優秀，一九九零年從我們教育落後的貧困縣考上天津大學。一九九四年從天津大學畢業後順俐落戶北京，在首鋼上班。可以說我的求學歷程及落戶北京是比較順利的。我從小就愛思考，有一股打破沙鍋問到底的勁，親眼目睹許多稀奇古怪的、超常的事情，一顆探索事物真相的心使我不斷前進。在我成長過程中，有兩個志向一直伴隨著我。

第一個志向：我立志尋找一個只會給人們帶來好處，卻無法被人利用來幹壞事的真正的科學。

從小我就發現現在的科學其實還不夠科學，因為它有兩面性，會帶來副作用，並且可以被利用來幹壞事。就以科學界最高獎創始人諾貝爾為例。諾貝爾研製了硝酸甘油炸藥 ，炸藥既可以被用來開山修路改善人類生活條件，也可以被用來製造武器殺人。那麼，有沒有只能給人們帶來好處，卻無法被人利用來幹壞事的科學呢？我一直在找尋答案。

上大學期間，為了找尋答案，解開一些我親見的人體之謎，我接觸並實際體驗了某氣功。這是比較新奇的一個領域，這個氣功中是鼓勵習練者給別人用氣功治病的，並且說給別人治病對自己有好處。一九九四年我大學畢業從天津來到北京，更努力的去實踐了那個氣功，卻發現自己每次給人「治病」後身體都會難受，甚至骨頭裏都疼，而且，我發現這個氣功裏的人越往後越是為了錢。我覺得這不是我要的，我要去尋找真正我想要的。

我修煉的最初原因是我發現法輪大法很科學。在離我單位較近的公園裏，每天早上都有人煉法輪功，這樣我很容易就得到一本法輪功的書籍《中國法輪功》，我開始認真的看起來，當時發現法輪功與其它氣功相比，除了教功不收費之外，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不承諾煉功就好病。那麼怎麼才能好病呢？答案是去做一個好人，提高自己的心性才能好病。如果只練動作不提高心性，不提高道德水平，那還不如做體操呢。我悄悄調查了幾個煉法輪功的學員，從他們親身實踐中知道，法輪功有很好的祛病健身效果。我開始思考：①法輪功祛病健身效果好，說明其有科學性；②不提高道德水平不會從中受益，說明對壞人沒好處；③從中得到好處的人（身體健康了），因為你的道德水平提高上來了，你肯定不會再去做壞事了。哦，真是！這不就是我尋找的「只會給人們帶來好處，卻無法被人利用來幹壞事」的真正的科學嗎？我抱著極大的興趣開始修煉法輪大法。

第二個志向：我立志尋找一個衡量好壞人的永恆不變的標準。我想做好人，可現在社會上的是非觀念讓我難以把握，比如：你做領導不收禮別人可能會說你「裝」；你求人辦事不送禮別人可能會說你「不懂事」等等。我不得不思考如何做個好人。這些都是不同人站在自己的角度定義的、人為的、帶有私念的、並且常常在不斷變化的標準。那麼有沒有超越人類私念、適合全人類的標準呢？我去問我們大學裏的博士生導師，去問社會上的乞丐，問廟裏的和尚……他們給出的答案我都不滿意。我一直在找尋答案……

法輪功的書中有句話：「真、善、忍是衡量好壞人的唯一標準」。 當我第一次看到這句話時心頭一震：「這個答案真大氣!」於是我告訴自己一定要深入去實踐。我越修煉我越覺得法輪大法是超常科學。我學法後，努力按照「真、善、忍」去做，在工作與生活中逐漸看淡名與利，做事儘量為別人著想。我在北京某外企和私企擔任技術部經理、總工程師等職時，經常無償把自己翻譯的資料拿給同事看、把自己工作中的經驗無私地分享給手下的工程師、利用業餘時間教同事學習使用繪圖軟件，出差報銷從不多報，等等，我的付出及表現贏得老闆的信任，我的待人真誠、樂於助人，深受周圍人喜歡和尊敬。

二、迫害發生後，八年冤獄，三年勞教，幾經生死，失去人身自由共三千九百六十三天

（一）第一次被綁架：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八日，電視媒體每天播放污衊大法的內容，我覺得作為法輪功的實踐者，我有責任向政府澄清事實，於是我和家人一起到中辦、國務院人民接訪室（北京市永定門西街甲一號）上訪，按程序填了表，要求停止對法輪功迫害，然而卻被非法關押在北京豐台看守所八天後才放出。

（二）第二次被綁架：

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五日，我去天安門廣場打橫幅，以此告訴世人法輪大法好，被非法關押在天安門派出所一天。

（三）第三次被綁架，遭中共脅迫，公司被迫解除了我的勞動合同

二零零零年七月一日，當時我供職北京某外資企業任技術部經理，正在上海某工廠負責安裝調試。被北京國家安全局從上海綁架，先後關押在上海徐匯區看守所、北京七處看守所，非法關押二十三天後放出。在我被非法關押期間，中共強令公司將我開除。我從看守所出來後，公司直接通知我辦理了離職手續。

（四）第四次綁架並勞教三年，期間曾絕食一百零八天抗議迫害

我為了謀生輾轉到了上海，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三日，被上海松江公安分局非法抄家並綁架我全家，抄走我五千元現金及大法書籍等物品。在松江看守所關押一個月之後，被轉移至保定看守所非法關押。在此期間，因抵制非法關押一直絕食，體重由一百五十斤降至八十多斤，全身皮包骨，說話已經變聲，幾乎發不出聲音來，即使這樣還被保定市公安被非法勞教三年。一進勞教所檢查身體，勞教所不要，公安局拿錢送收買勞教所，勞教所才收人。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我與妻子被送到保定勞教所，我被非法關押到一大隊。在那裏，在大隊長李大勇、教導員劉越勝、副大隊長劉慶勇、小隊長張謙、劉亮及獄醫杜寶川的授意及親自參與下，我被迫害得險些喪命，經歷了普通人難以想像的酷刑折磨：摧殘性野蠻灌食、皮帶抽臉、竹板打嘴、打掉門牙、全身遭電棍電擊、休克、迫害致大量吐血、染上肺結核、殺繩、綁「死人床」等酷刑。

1.摧殘性的野蠻灌食

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我被兩個人架到位於樓道中間正對大門的隊長辦公室，到了裏邊，發現有好幾個人，有衛生院的莊院長及惡醫杜寶川、大隊長李大勇、值班犯人：陳文廣、王順偉、趙立新、冉肖。房子中間放一把椅子，在惡醫杜寶川的指揮下，我被按在椅子上，有人按頭，有人按住雙臂，惡警杜寶川一邊指揮一邊不停的罵「××，讓你絕食給我找麻煩，我讓你×××絕食。」這樣罵聲不絕於耳，固定後有人用一個類似鋼勺的東西把我的牙撬開（出了血），用開口鉗將我的嘴支的大到極限（上顎出血）後將舌頭用甚麼東西固定住，沒有任何活動餘地。惡醫命王順偉灌食，王說「沒灌過」，就被惡醫罵道：「××，一勺勺往裏灌也不會。」此時杜寶川下令抱頭的人捏住我的鼻子，我只能用嘴出氣，我正喘氣，一勺東西直灌進嗓子眼裏，只顧喘氣的我沒有反應就嗆了進去，那種感覺如同被按在水裏嗆了一口水，一種莫名的恐懼籠罩著我，我下意識的屏住了呼吸。我屏住呼吸不大一會兒，又灌進去了一口，我拼命掙扎，卻被他們按在椅子上動也不能動，我有一種被宰殺的恐懼。之後知道灌的是奶粉加鹽，事實上，這些牛奶鹽水有相當一部份灌進了肺裏。灌食之後，我全身疼痛，尤其胸部。

2.休克、大小便失禁、迫害致吐血、高燒四十三度

我被架回到禁閉室，胸部異常疼痛，並且喘氣不止，呼吸急促、渾身發燒、心跳加速到一百二十次/分，只能躺在床板上，一旦頭抬起來，呼吸幾乎喘不過氣來，同時胸部疼痛。晚上五、六點鐘，一陣痛一陣冷，想大便，我靠著床邊下去，剛一下去，胸部一陣難忍疼痛，眼前一黑就昏死了過去，也不知過了多長時間，等醒過來，我躺在床上，屋裏有不少人，沒有人告訴我昏死過去多長時間，只告訴我說，大小便失禁，還指給我被子上已經擦過的大便痕跡，這時呼吸急促、心跳疼痛一直在延續。

到一月二日晚上，天剛黑我躺著躺著吐出來一口鮮血，鼻子裏也開始流血，一口一口的吐了一地，用電話叫來了衛生院的醫生，檢查了地上的血，說這不是胃血，叫人用拖布擦了，未做任何處理，值班陳文廣發現我的兩眼通紅，叫衛生院的醫生來測體溫，不久送到保定二五二醫院急救室，輸了五瓶液。第二天早上，帶回勞教所。

從此我躺在床上只能平躺，頭部稍抬高或側過身即急喘不止，胸部劇痛並吐血，一直到一個月後才好轉。從一月三日晚在禁閉室開始輸液，體溫一直持續四十二度、四十三度，幾天後體溫降到四十一度以下時，看管我的人都說「可降下來了」。這一段時間裏，我一直迷迷糊糊經常似睡非睡。

3.染上肺結核仍不被釋放，左腿致殘照樣不放

在我吐血前後一段時間裏，禁閉室外間隔離著一個肺結核晚期的東北人叫張萬新，不久前剛從保定勞教所放出。而我關在禁閉室裏間，中間沒有隔離措施，不久勞教所帶我去南市區醫院檢查拍×片子，回來後第二天，衛生院莊院長告訴我換藥，其中有「異咽胼」（這種藥是專治肺結核的），並親口告訴我以前的藥停了，現在的藥是專治你的病的。大年三十晚上叫我到值班室看電視，有個隊長不讓我靠沙發，怕傳染上他，特意叫值班人員給我搬了一個椅子。但他們沒有一個人告訴我得了肺結核，也沒有給我的家屬說過。而勞教條例中明確寫著「傳染病患者不收容」。可他們視國家法律如糞土。

從一月三日起，我一直平躺在床板上，等高燒稍退時，我發現左腿知覺異常，雖然摸上去知道有感覺，但卻不知道疼，並且不受大腦支配了，而右腿跟高燒前沒甚麼差異並很快恢復。到九月份去南市區醫院檢查，醫生只告訴「神經損傷」。

4.強制轉化：酷刑殺繩殺進肉裏，落下永久性傷疤

二零零二年十月十三日早上，惡警命令四個入所班的新學員把我架到東邊一間刑室之後，劉越勝（指導員）與李大勇拿來警繩，拎著我的前胸問：「你說你轉化不轉化。」我說：「你們要打人是犯法。」他們便動手給我上繩，給我上繩的還有惡警劉慶勇。他們先給我脫的只剩一件秋衣，然後把警繩掛在脖子上，從腋下往後去，繞胳膊幾圈到手腕繫死，之後把左右胳膊在背後相交，兩個手腕綁在一起，使勁從背後往上提繩，也就是把兩個手腕往上提。

第一次殺繩，惡警劉越勝按住我的頭，另兩人在背後綁，因殺繩時間過長，雙臂會致殘，故過一段時間還要鬆開活動，疏通雙臂，第一天共殺繩三次。第二天，殺繩時，他們用酒瓶往腋下塞，為了使繩子勒的更緊，他們還用木棍絞繩子，這樣連秋衣一塊殺進肉裏，兩肩處分別留下了幾釐米長的疤痕（至今還有）。

5.皮帶抽臉、竹板打嘴、電棍電至全身

殺繩一切就緒後，開始拷打行兇，手段極其凶殘，惡警李大勇掄圓了皮帶抽打我的臉，抽打身上、背部，然後就用警繩摺疊到一尺來長掄圓了抽打我的臉，我的嘴裏馬上充滿被牙齒硌出的血，致我的一顆門牙鬆動,後來變黑脫落。我開始喊「打人犯法」、「法輪大法好」、「修煉無罪」，這時小隊長劉亮也上來助打，用竹板打臉、打嘴、打鼻子，打得鼻子出血。打了一陣後停下，鬆開綁繩，又把我雙手反綁在椅子上，李大勇拿起電棍電我全身，並電那只被他下令迫害最終致殘的左腿、心臟、頭頂及嘴，把我的嘴電得腫得老高，嘴角流血，直到電棍沒電。

6.綁在死人床上二十一天，背部硌出血

酷刑演示：死人床（呈「大」字型綁在抻床上）

從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四日起，他們對我連續拷打了兩天，殺了五次繩之後，將我綁在床上二十一天，手腳成「大」字形，把兩手兩腳緊緊綁在床的四角，絲毫不能動，身下只鋪一層褥子，我的背部、臀部被硌成紫黑色，後來成瘡、皮破，手摸上去全是血，鮮血淋漓。這種酷刑由於血液循環不流通，會導致人肌肉萎縮，而我現在的雙腳依然與正常人不一樣，一直疼痛麻木。

7.從他們的表露中可看出他們是明知故犯

「你有種你別吃飯，你絕食呀。」在易縣法輪功修煉者馮國光（生前為易縣一個鎮的副鎮長）被灌死之後，李大勇曾兩次這樣對我講，那意思是不服我把你也灌死。

「你告我呀，沒用，你沒證據。」在拷打行兇後，我質問他們這種行為犯法時，李大勇這樣對我說。他們不讓人看見，擦乾血跡，掩蓋證據。

在我被綁在床上，指問李大勇這一切行為都犯法，他居然厚顏無恥的這樣給我講：「進入我這一畝三分地就得我說了算！」

從我的經歷可以揭示了保定勞教所對大法弟子所謂「春風化雨般關懷」的實質，當時保定勞教所轉化率很高，大部份是採用酷刑致使人被迫放棄修煉。

二零零二年的十一月七日，他們一看能用的惡招都用完了，仍沒使我放棄對大法的信仰，這樣就將我與唐山的一名法輪功學員一對一的互換，我被換到了唐山勞教所非法關押。二零零四年六月，由於我左腿神經壞死，脊椎部位也出現病變，後去唐山工人醫院做檢查，醫生說這是罕見疾病，即使治療也沒甚麼好辦法，唐山勞教所怕承擔責任，給我做了保外就醫。（附保外就醫釋放證明書）

（五）第五次被綁架，判八年重刑

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我在北京工作單位被北京國安局綁架，藉口是我利用電視插播講述法輪功真相，被非法關押北京市安全局看守所，後被劫持到河北安全廳看守所（石家莊）和保定市看守所，二零零六年的五月十一日中共保定新市區法院拋開法律，枉法對我作出有期徒刑八年的非法判決。二零零六年六月十六日把我劫持到唐山的冀東監獄關押迫害至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期間曾絕食六百五十二天抗議迫害。

在保定看守所，對我刑訊逼供，熬夜不讓睡覺達七天七夜。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七日下午-十一月十四日，所謂的「專案組」不顧我帶著勞教所留給的傷痛，不顧我的左腿和脊椎的病變仍然沒有痊癒，對我施加酷刑：保定公安在保定看守所內圖書室對我進行了七天七夜的刑訊逼供。當時我已經絕食二個多月，他們把我固定在提審椅子上，採用電棍電、強光手電照眼睛、用木棍捅、熬夜不讓睡覺等手段刑訊逼供。參與的人員有：當時任保定國保支隊長的吳憲，保定國保隊長馮勇，國保警察范勇、孫力，侯瑞偉、劉金灘、解清水、李俊嶺、劉海兵、謝國斌。

在冀東監獄：

1、專門為我設置「獄中之獄」打我、侮辱我，使我休克過去三次

我於二零零六年六月被關押到冀東監獄一支隊開始，在長達八個月的時間內，為我設置「獄中之獄」，獄警鄭亞軍縱容和指使監護（專門監視我的刑事犯）劉建立等人對我採取一系列慘無人道的體罰、虐待、毆打行為，他們以毆打、折磨我為樂趣，蒙上我的眼睛對我群毆，致使我休克達三次。

第一次是在二零零七年一月，我抗議他們虐待，他們對我野蠻灌食時導致休克。第二次是二零零七年五月在監舍裏，監護劉建立和李金成一人拽著我一隻胳膊，強行拖著、吊著我往前走，導致我休克。第三次在二零零七年六月在基木中隊大廳，我坐在椅子上，監護犯人姜鴻彬和李金成兩個人掄起拳頭沒頭沒腦的打我，生生的把我打得休克過去。後來有個監護犯人告訴我，當時我被打得休克了不到十分鐘。另一個監護犯人高建民說：「他們看你翻白眼了，也就不敢死乞白賴打了。」

他們打我時，為了不讓我喊就用臭襪子、髒內褲塞住我的嘴。我在呼救沒人理睬的情況下，被一次又一次毆打折磨，毆打休克後，每次醒來，毆打與侮辱都不會停止，甚至變本加厲……

2.犯人強制我小便尿在褲子裏、床上、椅子上，八個月時間不讓我洗漱，一個月不讓用衛生紙

監護公開表示就得像牲口一樣的虐待我，罵我「讓你走人道你不走，那我們就牲口一樣對待你……」有時甚至說我連牲口都不如，說「牲口可以隨時拉尿，你不行，說讓你尿褲子裏就得尿褲子裏，讓你尿椅子上就得尿椅子上。」高建民和姜鴻彬曾兩次強行按著我，逼我尿在床上。有上百次我被他們強制著尿在褲子裏、椅子上。

鄭亞軍還指使他們，在連續八個月的時間裏不讓我洗漱。由於數月不能洗漱，手上一層皴。夏天只能借出汗幹搓，冬天不出汗只能在馬桶裏面洗。他們還不讓我用衛生紙，逼得我沒辦法，只好脫下自己的襪子，擦完之後洗一下裝起來下次再用。這種情況持續一個多月……

3、對我進行恐怖的侮辱戲弄：強制運動、強制「按摩」，活生生把我的肉皮搓下去二塊

我在裏面身體被殘害的極度虛弱，在獄警鄭亞軍授意下，監護們還強制我「運動」。監護王建國一邊用腳踹我一邊說：「牲口不走就得用鞭子抽」。二零零七年五月上旬一次在監舍裏，我走不動了劉建立和李金成強行把我架起來拖著走，虛弱得我實在承受不住又一次休克過去了，出了一身虛汗。

長時間的絕食，我的雙腿已肌肉萎縮，他們以給我「按摩」為幌子來增加我的痛苦，強行用力捻搓我的身體，並趁機對我的身體惡意推拿玩弄，就這樣，他們用拳頭把我的雙腳內外踝骨都砸成了青紫色，有一次他們硬是從我小腿前側和鼻樑上，分別搓下來一塊十公分和一塊五公分左右的皮。我找獄警反映時，獄警推脫不管。

4、對我群毆、虐待和令人髮指的侮辱，竟然是他們的娛樂活動

因為做監護可以不去車間幹活，在監獄裏壓抑的暴力犯，難得發洩的機會，在對我的摧殘上，他們把心中隱藏的壓抑很久的醜陋、惡毒與下流都表現出來。姜鴻彬就曾經對我說過：「你就是我們的開心果……」有一次，鄭亞軍看著監護們按著我，強行給我灌食，他在一旁對那些監護們說：「你們的生活還挺豐富的，上午可以灌食，下午可以‘開心一刻’」。他所說的「開心一刻」，就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在下午開飯時，這些監護們都會揪著我的頭髮叫著我的名字謾罵「×××，×你媽」。

後來他們這種「娛樂項目」發展成在我頭上罩上一個紙箱子，讓我甚麼也看不見，然後他們圍成一圈，就像集體打排球一樣，對我推來搡去、拳打腳踢，進行群毆。如此以禽獸不如的手段肆意折磨我，給我無邊的黑暗與苦難，竟然成了他們這些人枯燥的牢獄生活的一種樂趣。

5、致命歹毒的凍刑

北方的冬天異常寒冷，又加上監獄四面都是鹽灘，是濃縮了的海水，為了強制我轉化，大冬天他們把監舍窗戶打開、讓寒冷刺骨的穿堂風直接吹進來，把馬桶放到門縫穿堂風的風口上。夜裏，監護穿著棉衣棉褲躲在門後，逼我只穿秋衣秋褲站到風口裏，小便還必須拿出來露著，一凍就是半個小時。那種被凍的刺痛滋味難以形容，完後鑽到被窩裏哆嗦半天都緩不過來，麻木疼痛的身體剛要緩過來還沒有睡著，他們又開始叫你，又一次的冰凍接著開始了……這種酷刑一直持續了整個冬天。他們是六個人監護，三班倒，一班兩個人，輪番折磨我。

三、十六年來江澤民的迫害給我及我的家人身心造成的傷害

1、迫害給我帶來的損失是多方面的。僅舉兩例：

①經濟上的損失有幾百萬之多。迫害前我在北京工作，任某外企技術部經理，記得我那時的工資，相當於一個普通職工的四倍。我們在北京工作的同學或當時和我同一個級別的同事，現在他們的工資大都達到了年薪幾十萬。我在被迫害十六年來，被關押就達十一年之久，單單工資損失算起來就是幾百萬。

②個人專業技能上，使我至少落後了十幾年。迫害前我在外企工作中使用的都是最先進的設備，掌握的是最新的技術。在被關押迫害這十多年後，二零一三年我從監獄回到家中，在身體沒有恢復的情況下，很快投入技術性工作，兩年過去了，我兩年中幾乎全身心的學習行業技術，但現在最多也就掌握到中等，要想達到比較先進，恐怕還得需要一段時間，這樣算來，迫害使我在專業技能上至少落後了十幾年。

2、妻子因為信仰法輪大法，也受到嚴重迫害

我妻子也信仰法輪大法。在二零零一年和二零一二年分別被非法勞教三年和一年，在「奧運」期間被非法關押在「轉化班」一個多月，多年來被多次抄家、綁架到派出所。妻子所在的學校以她煉功為藉口，多年來不給她評職稱並扣發工資。在我被非法關押期間，尤其是被非法判刑期間，妻子承受了常人難以承受的壓力，單單為了看望我，每一次都會被監獄百般刁難、有時在寒冬一等就是幾個小時、幾天，有時去幾次才讓接見。

3、迫害導致我的姥姥去世

我的姥姥生活在北京，媽媽生活在河北老家，媽媽很孝順，姥姥一直指望媽媽給她老人家養老送終，可是媽媽四十多歲就去世了。媽媽去世前把我們兄妹幾個叫到床前，叮囑我們替媽媽盡孝，給姥姥養老送終。姥姥一直對我們兄妹愛護有加。我一九九四年大學畢業來到北京，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份左右，姥姥走入大法修煉。自此，姥姥的身體比以前硬朗，脾氣也更加豁達，一直到二零零一年，姥姥沒有吃過一片藥，七十多歲時，還能幫我帶小孩。

隨著對法輪功迫害升級，在我們被迫回到河北後，姥姥跟我們一起回到河北帶孩子，一直堅持學法煉功，身體很好。但後來我們先後被騷擾，被迫流離失所，姥姥不得不回到北京的家，迫害使她失去了修煉的環境。再後來我們一家被綁架，她聽說後，精神受到更大打擊，恐怖的環境，給老人造成的壓力比年輕人更嚴重，姥姥漸漸變得麻木、痴呆。

姥姥對我的期望最高，希望晚年在我家度過，但江澤民發動的這場迫害卻不允許我提供一個安穩的家給她。二零零七年，我在冀東監獄被非法關押時，姥姥帶著遺憾離世。得到這個消息當著那麼多人的面，我控制不住自己淚如雨下。

姥姥去世前近二年時間一直是在石家莊我哥哥家住，同為法輪功信仰者的哥哥，一直在悉心照顧著姥姥，直到她去世。姥姥去世後埋在了河北老家，當時在四鄉五里引起不小轟動：「這就是學大法的，這麼孝順！」

4、迫害成為間接導致我的父親家庭離散的主要原因

我的父親一生勤勞、處事謹慎，是五六十年代的知識份子，我母親早逝，在父親管教有方的情況下，我們兄妹四人三個讀了重點大學，這在我們那個小地方說起來也是典範，後來我們兄妹在父親及親朋的幫助下，終於都順利畢業，先後成家。父親在母親死後三年又組建了自己的家，正當我們每個人事業正起步，正要盡自己一份力量回報於父親時，江澤民流氓集團對法輪功的迫害開始了。

十六年中，父親有十四年是在擔驚受怕中度過的。我的姐姐在二零零零年我們縣國保人員為了讓她放棄修煉，把她關在鐵籠子裏，二零零七年又非法勞教；我的哥哥為了躲避破門而入的警察綁架，被逼從樓上跳下小腿骨折，以致昏迷不醒，在他不清醒的情況下，依然被非法關押十一個月之久；我的妹妹在懷孕期間被非法關押在看守所；而我的小家，二零零一年我們夫妻被非法勞教期間，二零零五年我非法判刑期間，二零零八年我妻子二次被非法勞教期間，我父親不得不撫養的我的女兒。而每一次的事件都會給他的家庭帶來很大衝擊，父親任勞任怨的奔走於兒女之間，我在非法關押期間，父親每次千里迢迢的探視，獄警往往以各種理由刁難，父親總是把苦吞嚥下去，精神上的承受可想而知。而繼母身體一直不好，父親為兒女奔波，生活有時顧及不到她。在經濟上，退休後一個月一千多元，在加上看望孩子們的路費及消耗，以及通貨膨脹的影響，致使在經濟上他們也經常發生矛盾，這些都是導致他們離婚的主要原因。

5．迫害給我女兒心理造成嚴重的傷害

在十幾年的迫害中，我的女兒飽經磨難，在淚水中度過了她的童年及少年，二週歲時、九歲、十一歲、十二歲目睹母親一次次被綁架以及警察的恐嚇與利誘，在九歲時，警察為了給我的妻子羅列證據，居然問我的女兒電腦密碼。在十二歲時，警察在綁架我的妻子時，也同時把她帶走一天，之後由於家裏沒有人監管她，警察就在我的家裏過夜，這對一個處於青春成長期的女孩來說，她要承受周圍人怎樣的白眼與不解。以下是孩子的自述：

「二零零八年七月，在‘奧運’的名義下，母親被綁架了。母親第一次被綁架是在二零零一年，我已經記不起來了。而這次記憶尤其深刻，幾個畫面讓我揪心不已。母親站在床上，兩個穿警服的男人把她往下拖，涼蓆幾乎掉下半張來。然後竟有一個警察把我懷孕八個月的表姐搡倒在地，原因是她擋在臥室門口，而母親在裏面想換掉裙子。警察讓她直接套上褲子，別那麼麻煩。然後大開家門，三四個警察如流氓一般把母親四腳朝天的抬出家門。

我對著滿屋警察，包括反剪著我雙手的警察哭喊道：‘你們已經帶走了我爸爸，現在還要綁架我媽媽，你們讓我怎麼活啊，你們沒有孩子和家人嗎？……’可我也只能眼睜睜的看著母親被拖到四樓、帶下三樓、二樓……扔到單元門口。整棟樓的鄰居都驚動了，母親的好他們是有目共睹的，從不與人爭執，鄰里關係融洽。在樓下，母親坐在地上呼喊，我只能站在一旁哭的撕心裂肺，另一個表姐拉著我不讓我近前，無能為力的我看著母親被塞進車裏，車門重重關上，寫著‘公正’二字的警車呼嘯而去……

最孤獨的一年，是母親二零一二年被抓之後。時間大概是早上五六點鐘吧。闖入後，他們再一次抄了已被抄過兩次的家，這次猶如搶劫，應該說每次都是，只不過這次更明目張膽罷了，搶走了電腦、打印機、手機、書籍光盤、數碼相機、網卡、還有我喜歡的四大名著的光盤等，真是洗劫！他們那點良知哪裏去了！我似乎對這種程度的精神打擊已經麻木了。」

幼小的女兒承受了本不該她那個年齡承受的壓力，在擔驚受怕中過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我從冤獄中回到家中時，看到女兒臉上很少有笑容，沒有父親的呵護，她不得不外表表現得剛強。

我的妻子是大學老師，我是電氣工程師，如果沒有這場迫害，我的女兒應該生活在無憂無慮的環境裏，有一個快樂的童年，可江澤民發動的這場迫害把這些美好全都扼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