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輪大法給吳秀珍女士和丈夫劉績第二次生命，而中共十幾年的迫害卻奪去了丈夫劉績的生命。

吳秀珍女士在她的《刑事控告書》說：「我參加第一天宏大的集體煉功，多年根治不了的病，在一夜之間好了，真是不可思議。我接著在醫院給他（註﹕吳秀珍身患腦血栓的丈夫）讀了兩遍《轉法輪》後，他不但有了意識，而且身體恢復的也很快，當時，主治大夫說，他命好，那麼嚴重的病，居然可以恢復的這麼快。」

「……六一零經常上門談話，單位領導也施加壓力，說甚麼要‘保持革命晚節’，丈夫經不起多方面的壓力，二零零二年放棄了修煉，結果舊病復發，……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帶著後悔和遺憾離開了人世。」

法輪大法給我第二次生命

我是個八十二歲的老太太，修煉法輪功之前，我患有心臟病、腦供血不足、頭暈、神經衰弱、失眠、頸椎病、脊椎痛、氣管炎、胸部痛、膀胱炎、關節炎等多種疾病，中西醫，偏方都治過，還經常住院，因做過肺葉切除手術，體制較差，弱不禁風。

八十年代末出現氣功熱，說練氣功能治病，我就積極參加，練了多種氣功，花了不少錢，但是病還是沒有練好。有位原來和我一起練過其他功法的同事多次給我提過法輪功，但都沒有引起我的重視。直到丈夫患第二次腦血栓住院後，昏迷不省人事，第一個來醫院看望丈夫的就是這位同事，我覺得他是真的對我好，我這才走進了法輪功。

這位年輕的同事幫我請了《轉法輪》等三本大法書。他說，你緣分很好，明天全蘭州市的法輪功學員在紅山根體育場集體煉功，問我說去不去，並說西北師大有車接送，我高興的馬上說：「我去。」

那是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我第一次看到這麼宏大的煉功場面，大家煉了兩個小時功，我就在那裏一邊看，一邊比劃著學，然後跟著大家學了一個小時的法。那時大家是齊聲讀書，我心裏有種說不出的感動和高興。

當天晚上，就出現了奇蹟。在這之前，我每天晚上靠安眠藥才能入睡。睡到半夜，心臟難受的就醒來了，必須得吃藥，不然難受的睡不著。不知道為甚麼，參加集體煉功的當天晚上，我就早早的睡了，沒有吃安眠藥，夜裏也沒有犯心臟病，就這樣，舒舒服服的睡了一夜。早上起來，激動的不知道說甚麼好。多年根治不了的病，就在一夜之間好了，真是不可思議。

從那以後，我就再也沒有吃過藥，當時沒有過多考慮，只是興奮、高興，後來慢慢的回味。這件奇事改變了我的世界觀，由惡黨灌輸的無神論者，變成了法輪大法的信仰者，我還一天都沒有煉功，是大法的師父把我的病去掉了，心裏無限的感激師父。

那時，我每天到醫院去看丈夫，我的包裏都是拿的我每天必須吃的藥，從那次奇蹟出現後，我就再沒有拿藥，而是把大法的書裝在包裏。

八個月以前，丈夫在第一次得腦血栓時，誤診為坐骨神經痛。這是第二次腦血栓，病情特別嚴重，身體不能動彈，神志不清，人一直處於昏迷狀態。我每天在醫院裏給他讀《轉法輪》，我不管他聽得見，還是聽不見。

就這樣，在醫院，我給他讀了兩遍《轉法輪》後，他不但有了意識，而且身體恢復的也很快，當時，主治大夫說，他命好，那麼嚴重的病，居然可以恢復的這麼快。臨出院時，大夫給開了很多藥，價值有一千多元左右，因為我丈夫是離休幹部，藥費是全報的，但是我沒有要這些藥，大夫表示不理解，但是我始終沒有開藥，就出了院。

因為修煉了法輪功後，我身上的所有病痛不翼而飛，真的是體會到了沒病一身輕的感覺，心情也特別愉快。精力充沛，渾身有使不完的勁，每天照顧丈夫，還積極參加洪法活動，見人就講大法的美好，和祛病健身的奇效。

過去因為身體不好，所以，脾氣很大，經常感到煩躁，所以經常給三個兒子發火。愛挑別人的毛病，兒子們覺得我很難伺候。修煉後，家人、親戚都說我變了，不但身體變好了，連脾氣也變得溫和了，不發火了，性格上的轉變很大，因為心情好，計較的少，所以胃口也變得好了，吃東西，也不那麼挑剔。

他們當然不知道，法輪功要求人要按照宇宙的最高標準「真、善、忍」的特性去要求自己，這樣才能祛病健身。

大法給我帶來了新生和希望，是李老師給了我丈夫和我第二次生命，給我的家庭帶來了幸福祥和。半身不遂的丈夫我一個人照顧，沒有給兒子們添一點負擔，他們都感到大法的神奇和李老師的慈悲和偉大。

我及我的家庭遭江澤民集團迫害的事實

1、江氏集團逼迫我放棄修煉 並施壓親人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澤民發動了對法輪功的瘋狂迫害，善良的法輪功學員受到無端的打壓和無理的對待，安寧公安局、十里店派出所，三番五次的來我們家對我們進行騷擾，逼迫我寫「不修煉法輪功的保證書」，單位領導還多次找到兒子，給他施壓，要求他一定要阻止我修煉法輪功，兒子受不了來自多方面的壓力，回家跟我大鬧，毀了我師父的法像，造下了無邊的罪業，鬧得一家人雞犬不寧，大家都生活在恐懼之中。單位還把我的電話拆掉，切斷了我和兒子的通訊聯繫。

2、遭監視居住、跟蹤，失去了人身自由

二零零零年新年前夕，甘肅省省委黨校負責六一零的副校長來我家，要求我不要去北京，當時沒有怎麼考慮就答應了他。過後一想不對，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我要去哪裏，這是我的自由，他人不能侵犯，想到這，我就打電話給領導，說：「昨天我說的話，我收回。」他問我：「是不是要去北京？」我告訴他說：「我去不去北京是我個人的事情，與他人無關。」我又沒有做甚麼錯事，只是表達了一個公民應有的權利而已。

就這樣，他們就對我實施了嚴密的監視，省委黨校花錢雇人，日夜把守在我所居住的單元門前，不讓我出門。派人監視我的消息一傳出，鄰居、親戚、朋友都知道後，疏遠了我，給我帶來了很大的精神壓力和生活方面的不便。以後，每逢節假日和所謂的敏感時期，都派人跟蹤我。

第一次國際馬拉松運動比賽在蘭州舉行，他們派了一個不認識的婦女監視我，不讓我出門，就連我的家人出去看比賽，在黨校門口，都要打開包檢查，對別人都沒有這樣的對待。

二零零一年的新年，我的親戚送我一盆鮮花，給我拜年，走到家屬院門口，保安不讓他進來，經過再三解釋才得以進來。到了我家，親戚嚇得沒敢呆，放下花，立馬就走了。我當時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幾年後，親戚談起此事時，我才知道事情的原委。

江澤民迫害法輪功株連親朋好友，我們煉功鍛煉身體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反而給我和我的親戚朋友都帶來了壓力，干擾我們正常的社交活動，嚴重影響我們的正常生活。

3、江澤民迫害法輪功，害死了我的丈夫劉績

我丈夫身患重病，生活不能自理，經不起打擊和恐嚇，警察經常上門騷擾，還揚言要抓我。我們到市區兒子家，警察也來到我兒子家。六一零經常上門談話，單位領導也施加壓力，說甚麼要「保持革命晚節」，丈夫經不起多方面的壓力，二零零二年放棄了修煉，結果舊病復發，再次住進了醫院，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帶著後悔和遺憾離開了人世。

江澤民迫害法輪功，不讓老百姓強身健體做好人，害死了我的丈夫，他是我們全家人的精神支柱，他的離世給我和兒孫們帶來了巨大的痛苦。這都是禍國殃民的江澤民犯下的剝奪公民享有的信仰自由權所造成的。

4、無理扣押十六年的福利費

我煉法輪功不但人格上受到屈辱，政治上受到了打壓，失去了人身自由，在江澤民「經濟上截斷」的指示下，甘肅省省委黨校決定停發了我所有的福利費用和多項補貼，從一九九九年七月起至今，還在扣發，十六年來，沒有給我發過一分錢福利費，約合人民幣十多萬元。

5、剝奪通信權利

大約在二零零零年八月一天，我給北京市西城區的大姑姐劉文英寫了一封信，不知道是北京當局，還是蘭州當局，私拆我的信件，安寧公安分局政保大隊來了兩個便衣警察，他們拿著傳喚通知書《（2000）18號》，到黨校，在老幹科辦公室非法審訊了我一個多小時，我給他們講了法輪功真相，大法給我帶來的身心變化，他們自知違法、理虧，甚麼也沒有說，就走了。

十六年來，我們的師父蒙冤，大法弟子遭受迫害，眾多世人不明真相，深受其害，這都是江澤民一手造成的，我們不是為我們所遭受的不公而鳴不平，而是要通過法律手段結束這場迫害，還我們師父清白，讓更多的中國人知道真相，喚醒他們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