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清海因修煉法輪功，長期被迫流離失所，並被非法判刑九年，一家人生活困苦，不能團圓。現年五十歲的馬清海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日將迫害元凶江澤民告上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

以下是馬清海在《刑事控告書》中敘述遭迫害事實：

當年，我們活的好累好累

我和妻子是抱著給兒子治病的想法走進大法的。 我兒子，從小就得了肺炎，後來發展到肺門結核，每天都吃利福平和異胭肼等抗結核藥，還有消炎藥、抗感冒藥等。每頓吃的藥有時幾粒、十幾粒，多時有二十幾粒。那時因為連年乾旱，再加上苛捐雜稅又多，我生活很困難，收入的那點錢不夠給我兒子買藥的。兒子又黑又瘦，人們都稱他「黑漢」。

那時醫生已成了我家的常客，每年新年買隻雞，三兩條魚，從來都捨不得吃，要給醫生留著，因為大年三十兒子還在輸液。小諾黴素不管用就換青黴素，青黴素不管用就用白黴素，白黴素不管用就換紅黴素，紅黴素刺激胃，兒子吃甚麼吐甚麼，連喝點杏仁露都吐出來。屁股上紮得全是針眼。手上、腳上也都是輸液紮的針眼。記得一次大夫輸液，怎麼也紮不上。兒子懂事，雖哭卻一動不動。大夫急得一身汗，兒子疼得一身汗，妻子心疼得一身汗。我又是怎樣的心情？我是男人，我不能出汗，可是我的心卻在滴血。常言道：兒女是父母的連心肉。兒子太瘦弱太可憐了，我太愛兒子了，我想盡一切辦法為孩子醫治。

那時候，我家吃的片劑、打的針劑、中成藥、注射器、體溫計，在組合櫃的一個櫃櫥裏，像藥鋪一樣。我自己也成了「半個大夫」。還記得一天晚上，我們在外面幹活，兒子咳了幾聲，我和妻子聽了覺得不對勁，到屋一看，只見兒子呼吸困難，急忙找人騎摩托車趕到醫院，經檢查，得的是急性喉炎，嗓子起了一個疙瘩，打針已經來不及了，用注射器直接往嗓子噴藥。大夫說這種病能把人憋死，再晚來一會就有生命危險了。我和妻子每天都在對兒子的擔驚受怕中度過。因孩子的身體虛弱，只要天氣有點變化或有甚麼流感之類的，從沒落下過兒子。各種醫療方法也只能維持病情，卻不能徹底痊癒，看著可憐的孩子長期被病痛折磨，我卻無能為力，我真的有些絕望了，鬱悶的心情無法形容，活的好難好累……

大法，恩情數不完

一九九七年秋，我們全家終於有幸結緣法輪大法，書中的法理解答了我人生中所有的困惑，我如獲至寶，知道了怎樣做人，法輪大法徹底改變了我們的人生觀。從此按「真、善、忍」標準做人，遇事向內找，看自己哪裏做得不對，在不知不覺中我們全家所有病症竟不翼而飛，天下哪個父親不愛自己的兒子？兒子的病好了，我的心情也輕鬆了起來。幸運中我感到這大法太好、太神奇了！這真是救人於危難的高德大法，此時讓我覺得我們一家是世界上最幸運、最幸福的人，沒有親身經歷的你都無法體會到那種心情。若有人從黑暗處把你救度到光明之處，你將如何感激這個人？傾盡所有都無法感恩這麼好的大法與師父！而我卻無以為報。從此我全家整日處在歡樂祥和的氣氛之中，從未感到過生活是那麼的美好！由此我還清楚的記得，櫥櫃的藥除留點酵母片（給羊用）外，所有的藥全部送了人。算算法輪大法將給我家節省多少醫藥費，都無法統計。還有很多神奇的例子，這裏只僅舉幾例。

特別難忘的是一九九八年冬天，我剛剛買了一群羊，冬天的雪下的又大，有一天早晨幫鄰居家抬石槽，由於用力過猛，當時只覺得腰部「咯吱」一聲，扭了。堅持把石槽抬上後回家了，吃完飯上山去放羊，再加上雪特別大，腰疼得我已經趕不上羊群了，鄰居家的老父親看到我這樣非常擔心，這下他家惹下了大禍，我放不了羊了，那麼多羊，餵甚麼？當時我就堅信師父說的話，堅信大法的神奇與超常，我不會給任何人找麻煩，晚上回家就能煉功了。第二天我又試了動功（有彎腰和下蹲的動作），晚上我又能煉動功了，第三天就神奇的好了。以前那種天天腰疼的症狀不見了，你想我那時是甚麼心情？激動得真想上大街上去喊去。直到現在近二十年了，腰疼從沒犯過。

父親是多年的肺結核，在五十多歲時就已幹不了活了，聽別人說內蒙古紮魯特旗水土好，養人。父親為了活命搬到了紮魯特旗，可是身體並沒有過好轉。後來父母看到了我們的變化，也從千里之外的內蒙古通遼市紮魯特旗搬回來，加入了我們的以修心向善、做好人的修煉行列，很快，六十多歲的老父親十多年的肺結核病也好了，是法輪大法讓我們全家恢復了健康的身體。是法輪大法救了我父親，救了我兒子，救了我全家，而師父沒要我一分錢，身心特別輕鬆與快樂，激動的心情無法言表。

村民都知道：法輪大法好！

修煉法輪功後，我們時時刻刻用「真善忍」為標準指導我們人生，是我們家鄉人公認的好人，那些年全國每年都分春、夏、秋三次大搞治山治水，植樹造林等運動，每次上級檢查質量和數量，鄉、村、組三級政府都公開說我那是「免檢產品」，不但數量夠，而且質量合格，而普通人是很難做到的。無論有甚麼任務，我都積極帶頭完成。那些年我在我們附近是富裕戶，自己養了一群山羊，每一年的登山稅、絨毛稅我都一隻不落的如數上繳（羔羊免費，但很容易混淆大小），而其他村民卻到處藏羊，隱瞞數字，以此來偷稅漏稅，村民們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人家是煉法輪功的！」

過去經常與鄰居、家人發生矛盾、衝突，修煉後，每發生矛盾我都按我們師父說的先看自己哪裏做得不對，處處與人為善。撿到鄰居的錢我主動送上門，直到十幾年後，失主還在說著感激的話。

篇幅有限僅舉兩例，如果沒有法輪大法的救度就沒有我的今天，沒有我以上所做的一切，是法輪大法淨化了我們全家人的身體與心靈，是法輪大法讓我懂得怎樣去關心、關愛他人，理解他人。這我是修大法後心甘情願的付出，因為所有煉法輪功的學員都會像我一樣期盼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

流離失所中，不敢提「家」這個字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對法輪功鋪天蓋地的誣陷宣傳，我感到天都塌了，從法輪功裏從沒聽說過的都出現了，和我親身體會的法輪功完全背道而馳，法輪功從沒斂過財，沒收過我一分錢，卻讓我全家身心有了這麼大的變化，這可是鐵的事實呀！這不是天大的冤枉嗎？政府到底這是怎麼了？讓我百思不得其解。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九日，赤峰市敖漢旗政法委「六一零」指使敖漢旗公安局國保大隊宮傳星、徐偉峰（女）等三人在高家窩鋪鄉派出所所長李佔學、警察劉文爽的帶領下，闖入我家，強行搜查，搶走信仰物品，法輪功書籍，又將我帶到派出所扣押了摩托車，在一個月後敲詐了我一千元錢才把摩托車退還給我。沒給任何收據。

二零零三年正月十八，因為我母親和嬸母，在外出講真相時被人舉報，敖漢旗公安局國保大隊再次非法搜查我家，又搶走了信仰物品，法輪功書籍及其它資料，兩位老太太被國安大隊帶走。我和妻子為躲避國安人員的綁架，只能拋下年邁的父母、九十一歲的老奶奶和我多年辛辛苦苦經營的家，抱著不滿一週歲的女兒流離失所。家裏的羊群被變賣，土地只能轉給別人耕種。這十多年的時間直接造成的經濟損失無法估算。後來母親告訴我：她和嬸母各被國安大隊敲詐了一千五百元錢才放人，在以後的日子裏，國安人員又分幾次從我父母親處敲詐了四千五百元錢，就這樣，先後被他們勒索走了六千多元錢。那時我的父母已是年近七十歲的人了，早已沒有了勞動能力，家裏還有九十多歲的老奶奶，從此以後，我家就再沒安寧過。

二零零三年和二零零四年的臘月二十七八，宮傳星又帶人連續去我家騷擾。過去老人們都知道到了臘月二十三，就是欠了錢，都不能再要賬了，因為得讓人家過一個順心的新年。這也是最起碼的人道，更何況我們這樣一個殘缺不全的家，兒女在外流浪，年近七十的父母將怎樣心情過這個年。而宮傳星他們卻有時起早，有時夜裏十一點多鐘，隔三差五就去我家搜查一遍。就連我奶奶蓋在身上的被子、窗簾後都要掀開看一看。嚇得三位老人驚慌失措，不知所以。

由於我和妻子的流離失所，原本有一個幸福的家庭，父母呵護疼愛的兒子，一下成了無人要、無人管的孤兒，原來學習成績優異的兒子，遭此打擊後成績一落千丈。因為想父母和自己的小妹，兒子每天以淚洗面。而我和妻子也是每天無不生活在對兒子的思念之中，但卻不敢和兒子聯繫。父母從紮魯特旗回來，本是應享受天倫之樂的，迫害後使我有家不能回，想在老人面前盡孝也成了泡影。就這樣我們祖孫四代，天各一方，嘗盡了離別之苦。

自二零零三年二月起，三十多歲的我有家不能回，父母面前不能盡孝，與兒子不能團聚，帶著妻子和不懂事的女兒四處流浪，無家可歸。為了躲避追捕迫害，居無所定，生活沒有著落，一直靠善良的同修們幫助，近三年時間搬了十六次家。每次搬家由於環境生疏，還不太懂事的女兒總是哭鬧好幾天。記得一次搬家，正是七月份，鄰居是個養雞戶，近千隻雞，雞糞就在房子附近，臭氣熏天，蒼蠅如雨點般在牆上落著。三歲的女兒一邊哭一邊往外跑，一邊用還不太清晰的話說：「回（嘿）家、回（嘿）家。」妻子和我都流淚了，連和我們在一起的一位男同修也眼中含滿了淚水。記得一次放假，兒子和我們團聚了幾天，剛剛送走兒子不一會，三歲的女兒哭著喊：「想大哥（蟄）、想大哥（蟄）。」秋天到了，多想一家人過個團圓的中秋節呀！可我只能偷偷跑到學校，給兒子送了幾斤月餅。在樓梯口，兒子見到我笑了，那種笑是開心的笑，幸福的笑，因得到了僅有的一點父愛。相見是短暫的，望著兒子轉身離去的背影，我的心已是五味俱全……我和妻子誰也不敢提「家」字。心裏都在期盼著這場迫害甚麼時候才能結束啊！讓我們一家祖孫四代堂堂正正生活在一起、享受本應該享受的天倫之樂呀。

冤刑九年，獄中遭酷刑折磨

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在我流離失所將近三年時，被赤峰市敖漢旗公安局國保大隊警察綁架。在公安局某辦公室把我打得口鼻出血。按中國憲法公民有信仰自由的權利，在看守所我絕食抗議對我的綁架迫害，警察苗廣利、於澤、孟慶河，將我捆綁在刑床上，強行從鼻孔插管灌食。警察孟慶河有一米八的個頭，讓犯人把我摁倒後，戴上十八斤的腳鐐，使勁用皮鞋去踹我的大腿根部，大腿根部變得黑紫，疼痛難忍。犯人多次拽我耳朵，致使雙耳毛細血管破裂，直到送到監獄時雙耳前方各有小孩拳頭大的血泡。現在已乾硬，雙耳嚴重變形。我雙手被反背銬，腳鐐勒進肉裏，化膿後爛成兩個坑，至今清晰可見。坐老虎凳。多次進行毒打，一次，苗廣利竟將笤帚把打碎還不停手。

最後在本人沒簽一個字、沒按一個手印、在被綁在刑床上沒審理、沒見到一個檢察官、審判員的情況下，法院對將我非法判刑九年。

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二日，我被劫持到內蒙古赤峰監獄非法關押，因為我無罪，要求無條件釋放，絕食反迫害，監獄特意焊了一張刑床，將我用多道繩索牢牢的捆綁在刑床上。六月，赤峰監獄開始用暴力「轉化」法輪功學員，入監隊監區長曾凡文親自指揮並不斷給警察和犯人施加壓力，教育科長宋文濤對犯人潘黎明、周春貴、孫立坤、謝輝、王亞春、李東峰、張某等開會說：「『轉化』一個法輪功學員就給你們減一年刑。」警察錢有存、張樹軍、陳佳寧、李松嶺更是積極參與，用多種酷刑迫害、折磨我。十三日中午，錢有存、張樹軍指使犯人把我抬到多年無人居住的破舊樓房裏，雙手從背後用手銬銬住，錢有存命令兩個年輕的犯人謝輝、李東峰從兩側高架我的胳膊，瞬間全身汗水直流，如水洗一般，沒幾分鐘便昏死過去。醒來後，他們又將我雙手反背銬住、像捆粽子一樣捆綁在老虎凳上，把耳麥用膠帶死死的纏在頭上，強行看污衊法輪大法光碟，雙耳被咯破，至今雙耳上的疤痕清晰可見。手銬勒進肉裏，鮮血直流，至今雙手至腕處還有九處傷痕。

酷刑演示：老虎凳

坐老虎凳，把我用多根繩子捆綁在老虎凳上，雙手反銬在老虎凳背後，兩腿伸直，在雙腳跟下墊一木凳，再往木凳上加磚，直到加不上為止，然後在雙腿上橫一帶稜木棍，下面用布兜吊上六塊磚，就這樣長期坐著。不許睡覺，只要一打瞌睡，謝輝就用二寸釘子扎腳心十下（釘子帽去掉，尖朝外鑲嵌在拖布把上），而王亞春是用拖布把打雙腿十下。我周圍還坐著四五個犯人，只要一打瞌睡就是一頓狠踢，雙腿腫得錚亮，小腿像大腿，後來的三個多月都不消腫，上廁所不敢下蹲。這種刑罰可以把人的臀部坐爛。

不許上廁所，大小便都在老虎凳上。我絕食抗議對我的迫害，他們就給我灌高濃度食鹽水，食鹽水灌下後，舌頭僵硬不好使，說話不清，幾分鐘後大便排出的全是鹽水，口渴的十分厲害，極其痛苦，卻不給一點水喝。

電棍電擊，一幫犯人將我摁倒在地上，獄警張樹軍、陳佳寧把椅子騎在我身上，坐在上面同時用兩根高壓電棍按小時電擊。將我電擊得大小便失禁。身體像火燒，像蛇咬，一股烤肉的糊焦味都飄出去很遠。

因為曾凡文和其他警察的撐腰和在減刑獎勵的誘惑下，一天夜裏，犯人周春貴將我靠牆按住，用手掌使勁砍嗓子不知道多少下，一直到現在嗓子還沒有恢復，說話聲音嘶啞。

將兩胳膊反綁在鐵棍上而雙腳吊在暖氣管上，身體懸空，再用人踩吊繩，此酷刑可以使人殘廢，因此我雙臂神經被拉壞，抬不起胳膊，現在雙手已出現萎縮。由於雙臂神經被拉壞，手抬不起來，他們還說裝的，便讓五六個犯人將我按在桌子上，用蠟火燒十指，或將棉花燒著夾在手指上（因胳膊神經拉壞手指不會動）手指上燒的全是大泡，然後用釘子把大泡全挑破了，後來到監獄的醫院裏所有見到的警察和犯人全都震驚了。他們還往我吃的菜裏吐痰、往嘴裏抹屎等等侮辱人格及各種酷刑整整折磨了四十八天，這四十八天我遭受到了難以想像非人折磨。這期間多次昏倒，獄警就指使犯人用釘子扎兩腳腳心，說是搶救。至今我渾身上下，傷痕累累，清晰可見。在他們的迫害下，導致現今雙手肌肉萎縮、嗓子說話嘶啞，記憶力減退。

大隊長曾凡文，見我不屈服，雖已瘦得沒了人樣，可他還用燒雞、豬肘等改善伙食、給犯人多開獎分、讓警察在工作期間喝酒、允許犯人看黃色光碟等方法刺激獄警、犯人加強對我的迫害。在對我的迫害期間，有個叫麻方立的犯人喝酒都喝多了。並給他們限定時間「將我拿下」 。一天早上，雙腳掌火燒火燎般的疼痛，並依稀記得夜裏有警察曾到我身邊來過。上午，謝輝問我：「你腳疼嗎？」我說：「疼啊，怎麼了？」謝輝說：「你黑夜昏死過去了，用釘子扎你腳心好半天才醒過來呢」。還有一次，我已不知道多少天沒喝水了，其實從迫害開始，每天只給我灌食高濃度鹽水，從來就沒讓我喝過水，那天的暖壺裏剛好還有一碗水，那水已不知有多少天了，我就坐在地上將暖壺靠在暖氣上，用雙腳把暖壺夾住往外倒水。因那時雙手已不好使，連胳膊都抬不起來了，人如果胳膊不好使，再用兩腳去幹甚麼，人就像不倒翁一樣，來回張個，有五六個犯人在旁邊看著，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倒出一碗水，卻被周春貴拿起來給倒掉了。

經過他們四十八天慘無人道的折磨，我已枯瘦如柴，沒有了人形，原本四十歲的我走路要用人攙扶。期間父母與妻子多次看望我，警察總以各種謊言不允許會見。那時的赤峰監獄在離市裏十多公里的山溝裏，打出租車需要四十五到五十元錢，家人不知花了多少冤枉錢，無論嚴寒酷暑，冰天雪地一等就是一天卻見不到我。有很多次，等到天黑沒車了，七十多歲的父親要走十多公里的山路趕到市裏。

在監獄的九年來，張樹軍隊長從未放棄對我的迫害，在此僅舉幾例：二零零八年我隨車間犯人出工，每天早上五點多出工，晚上加班到十點，冬天卻不給我發棉衣服和冬季外套，我找張樹軍隊長要了四次，直到十二月份才給了我一套舊棉衣，而那套冬季外套一直到出監也沒給。二零零九年二月初，入監隊從大車間搬到教學樓，一樓做生產車間，由於新車間室內潮濕，我渾身奇癢，有的地方都撓破了，我找到張樹軍隊長請求調到樓上，張不答應。幾分鐘後，我找吳佔民大隊長，吳大隊長了解情況後，馬上就讓我到樓上去了，當我搬到樓上時，張樹軍隊長正帶著周春貴等幾個犯人給我安床，其實那樓各監舍閒床很多，他卻給我安了一張刑床，是「轉化」迫害我時的刑床。

在這裏由於篇幅有限，只能說幾個典型的例子。這場迫害其慘烈程度罄竹難書，用滔天罪惡來形容都顯得蒼白無力，已經遠遠的超出了人類的道德底線。

當著五歲女兒面，獄警對我拳打腳踢

對於親人來說九年的監獄探視之路艱難而又漫長，記得迫害後的第一次會見，是在一個走廊裏，七十多歲的老父親幾經交涉，終於見到了自己的兒子，我也終於見到了朝思暮想的老父親，也許我的形像變化的太大，那時我全身浮腫，也許父親見我還活著，我們父子久久不能說話，只以四目相對。我們沒有像其他人一樣在會見室見面，因為我雙臂抬不起來，手也不能握住電話筒，兩個膀大腰圓的犯人緊緊站在我身後，大隊長曾凡文、教育科科長宋文濤、警察錢有存、張樹軍等親自監視，怕我把實情說出。如果我說出有不符合他們的話，馬上讓兩個犯人將我拖走。看著白髮蒼蒼的老父親，還有家裏不堪打擊的白髮老母，我強忍淚水，努力克制自己沒有把我所遭受的迫害說出。那時我還有八年多的牢獄之期，我不想讓年近古稀的父母和妻兒為我擔心和牽掛。後來我才知道，這已是我父母經過不知多少次的央求與哭訴才讓會見的。

在他們對我暴力「轉化」前一天，十七歲的兒子帶著五歲的女兒去看我，因為我說話不對了他們的心情，警察張樹軍竟當著我兒子和還不懂事的女兒面打我、用腳踹我，嚇得女兒哇哇大哭。還有一次，張樹軍隊長在我父親面前用腳踹我。後來妻子帶著女兒會見時，也許是女兒對過去的事記憶太深，也許看出了我的面黃肌瘦，還不太懂事的女兒用稚嫩的口吻說：「爸爸要多吃水果。」我只強做笑顏答應著。

多年來，妻子一個人維持這個家十分艱難，自從我進監獄後，妻子在老家敖漢的小飯館打工，為的是離家近，有親屬照顧，竟被赤峰市敖漢旗國安大隊隊長宮傳星打電話給老闆不允許用。妻子只得到處流浪，靠打工、幹零活或給別人家搞衛生度日，還要供給兩個孩子讀書，還要給正在監獄遭迫害的我送些零花錢，連水、電、取暖、租房都要靠別人幫助，艱難處境可想而知了。

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二日，女兒又和媽媽去看我了，我見到長高了的女兒，心裏有說不出的滋味，女兒還不懂事時我就進了監獄，從此失去了父愛與呵護。這次見到我，已經懂事的女兒不再像以前一樣了，她緊緊握著話筒一字一句的對我說：「爸爸，我有句話想對你說。」「好閨女，你說吧。」「爸爸：我永遠愛你！」我強忍淚水說：「好閨女，爸爸也永遠愛你，也永遠愛你大哥。」說完，女兒含著眼淚走向一邊去了。這場迫害，不但使我失去了自由，還剝奪了為人子、人夫、人父的權利。

在種種折磨下我度過了漫長的九年，我在這裏所遭受的一切不是一張紙所能承載得了的。然而，我所遭受的一切也只是這場迫害的冰山一角，這場迫害造成了無數的人間悲劇。多少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他們的親人，家屬們在這場血腥的打壓中，在這種鋪天蓋地的謊言迫害中真的是付出了巨大的承受，那種從未有過的恐懼與恐怖給他們的心靈造成了極大的傷害，無時無刻不在盼望著這場殘酷的迫害能夠早一天結束，那種為親人的擔心、焦慮所帶來的精神上的巨大壓力與痛苦是無法用語言表達的。十六年來，多少個殘缺不全的家庭就在這樣的壓力與悲痛中艱難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