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寶琴二十八歲時患上了腰肌勞損，還有坐月子病，一九九八年年底《轉法輪》一遍還沒看完，所有症狀不知不覺中都好了。不僅家人走入大法修煉，許多村裏的鄉親們也都開始學大法。余寶琴說：「我們時刻謹記師尊的教誨，都能站在對方的立場去考慮問題，婆媳關係也比以前更融洽了，兄弟姐妹之間互相理解尊重，夫妻之間相互包容，全家其樂融融，鄰居們都羨慕不已，在社會上遇到不順心的事，我也謹記師尊的教誨，心態平衡，坦然面對，一笑了恩怨。看到我們學法後的變化，村裏有近二十人陸續走進了大法的修煉，從身體的變化到思想的昇華，人人都受益匪淺，衷心感激師尊和大法給予的一切。」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澤民發動對法輪功的迫害後，余寶琴被村裏幹部上家騷擾、恐嚇，全家包括親戚家的生活得不到安寧。以下是余寶琴在控告書中講述的在勞教所的遭遇。

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八日元宵節，上午十一點，宣武區牛街公安分局的便衣吳某某等三人，在我陪護居大爺住院期間，他們以查暫住證為藉口，直接把我從宣武醫院誘騙到宣武區牛街公安分局非法拘禁後，又非法搜查了居大爺家我住的房間，搶走了我所有的書籍資料、MP3和一個電話本，直到晚上十一點半，我被強行押往宣武區看守所，這期間八個人二人一組輪流看管我，不讓說話，不給吃喝，在我強烈要求下才讓上了廁所。

被押進看守所，一警察讓我換上囚服，我沒犯法，拒絕穿，她把我上衣和褲子上的扣子全部剪掉，我拎著褲子被她推進了號室，不到二十平的大通鋪上擠二三十人，吃喝拉撒都在裏面。攝象頭就在我頭頂，還有二個犯人一晚上不睡的看著。早上吃完水煮白菜和窩窩頭，還得幹活，說是有任務的，因為我拒絕幹活，所以中午不讓我吃，下午二人找我談話：只要放棄信仰，就讓我回家。我斷然拒絕。

三月十五日，我被二個男警察強行押往隔壁宣武區拘留所。四月一日下午五點鐘，一個便衣男拿著一張「宣判書」讓我簽字，說判我二年勞教，罪名是「擾亂社會秩序」，我抗議拒簽，他來一句：不填照樣判你。

酷刑演示：罰坐小板凳

四月二日上午十點多，我被非法強行送到北京女子勞教所，四大隊女子勞教所簡直就是個魔窟，一進去就讓雙手抱頭蹲，電棍滋滋的響。我被二個女犯強壓著脫了個精光，強行穿上勞教服，雙手臂反扭著被強行剪成了寸頭，在被姓李的警察指使下推進了一個有很多小鐵櫃子的陰面房子，按坐在一個塑料小椅子上不能動，一動就用腳踢，並帶有侮辱性的謾罵（包夾：李亞玲、白麗娜），當時正值嚴冬，警察指使包夾打開窗戶，我只穿著薄薄的勞教服，全身凍得青紫，她們為了逼我放棄信仰，不讓上廁所，早上四點多起床直到晚上十二點後才能上廁所，例假來了也不例外，她們看到小椅子上的經血藉此來羞辱我。管三班姓劉的警察帶著四個犯人（王珊珊、毛秀芝、李亞玲、王某某）兇神惡煞的把我按倒在地按手印，沒有得逞，王珊珊急於立功減期，在我頭上狠狠打了三拳。

被單獨關了十二天後，劉警察讓我去陽面有暖氣的房間，一進有暖氣的房間兩條腿和雙腳整個都腫脹的不行，奇癢無比，鑽心的難受，鞋也穿不進去。警察為了孤立我，不讓房間裏其他人理我，誰和我說話就懲罰寫檢討，直到轉化我。

同年八月七日，我被送進二大隊。大隊長李子平直接把我單關，讓寫「三書」（所謂的悔過書、決裂書、保證書），我拒絕後，她揚言只給我三天時間，不寫就把我七十歲高齡的父母抓來給我下跪，直接到老家把上學的兒子抓來幫他們轉化我，他們惡毒的語言和殘暴的行為給我的心理和身體造成難以言表的傷害。

李子平讓包夾（閆歡，邊月玲、耿燕、王小紅、王某）記錄我們的一言一行，她們判斷你是否轉化了的標準是：只要背後說人長短、罵人發脾氣，給她們打小報告等就是真轉化，不為則是假轉化。有人為了減期有時謊報，李子平等警察就以談話為名不讓睡覺，在二大隊除了做奴工（縫衣服、床單被套、圍裙等）外，主要是給學員「洗腦」，每天看她們的「內部教材」，全是誹謗栽贓污衊師父和大法的，她們說是「以法破法」。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八日，我又被非法關押到內蒙古呼和浩特女子勞教所做奴工六個月（大隊長：劉彥、武晶、李惠敏等），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一由我先生接回家。

我被非法關押、拘禁、勞教期間，家裏發生了令人心痛的變化：我年近七旬的父母在擔憂痛苦煎熬中，一個得了高血壓，一個得了糖尿病，我先生擔憂我的安危，只能拋下家裏，來往北京、內蒙古幾十趟看望我，心裏精神承受這巨大的痛苦，經濟上受到很大的損失。我姑娘在驚嚇和思念媽媽中得了癲癇，沒有得到及時的治療，最後只能輟學在家。婆家每天被監視、騷擾、恐嚇。娘家二弟在年前的一個半夜，鄉政府帶著十幾人踏破家院大門強行被帶走，嚇壞了還在襁褓中熟睡的娃娃，最後背井離鄉、流離失所，妻兒度過了一個淒冷沒有年貨的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