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七月初，李玉蓮向中國最高檢察院送交了對發動這場迫害的元凶江澤民的控告書，控告書已被簽收。

下面是李玉蓮女士陳述的控告事實與理由：

我叫李玉蓮，四十九歲，湖南省郴州市第一完全小學教師。學生時代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常年被評為三好學生，讀初二時被評為縣三好學生。一九八五年師範畢業後分配到農村教書，曾被評為學區優秀教師及鄉人大代表；一九九二年以筆試第一名的成績入選縣城高三背學校，期間所寫多篇論文分別獲省市縣級獎，參加教學比武分別獲縣級一、二等獎，所帶班級多次被評為學校一類班集體，深獲學生的喜愛和家長的好評；一九九八年調入郴州市一完小後，曾獲學校青年教師教學比武第一名、被評為學校優秀教師。

我有一個幸福的家，丈夫是公務員，女兒聰明。我雖然年輕，但身體卻不好，曾患有多種疾病：盜汗、耳鳴、淺表性胃炎、膽囊炎、腎積水、宮頸糜爛、失眠等，雖然經常打針吃藥，但身體越來越差，面黃肌瘦，身心疲憊。為了好病，一九九九年二月在同事的建議下開始修煉法輪功。

修煉法輪功初期的幾個月，是我一生中度過的最輕鬆愉悅而難忘的時光。我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義──返本歸真，世界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看問題的基點完全不同了。雖然當時因教畢業班且當班主任，學法煉功花時間不多，但身體隨著心性的提高神奇般的變好，無病一身輕的感覺真幸福，每天笑容不由得掛在臉上，走路都想跳起來。我從心底裏感謝大法和師父。

以前用滑下來的道德水準衡量自己，還認為自己不錯，是個好人。可是修煉後，用「真、善、忍」的標準來對照，發現自己自私自利，追名逐利，維護自我，哪還算個好人呀。比如，看問題時總是從自我出發，看別人對自己怎麼不好，名利得到了就高興，損失了就心裏不舒服。時不時將班上學生用剩的作業本拿回家，給小孩用，給姪子、外甥用，多次收取家長送的錢物。

修煉後，我按法輪大法的法理指導自己，把拿回家的作業本拿回去發給學生，不再收家長的禮物禮金，實在拒絕不了的就用家裏的物品抵換。一次，公公叫我拿作業本給農村小叔子的子女用，我在批發市場買了一些作業本和一打筆送給他們。還把監考「成人自考」收受的幾百元賄金捐贈給希望工程。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氏迫害法輪功後，我遭到兩次綁架、非法關押，多次遭到騷擾，多年遭監視，有時電話被監聽，我和我的家人受到嚴重傷害。我的人生來了個大逆轉。在家庭中，由於難以承受巨大的迫害壓力，一有風吹草動（在所謂的敏感日，610人員、我單位領導就給丈夫打招呼），丈夫就在家中大發雷霆、破口大罵、毆打（我煉功前他從未打過我）甚至以離婚相要挾，給整個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和精神傷害；在平時逛街、走親訪友時，也不允許我告訴人們法輪功被迫害的真相以及為甚麼要「三退」（退出中共黨、團、隊）才能保平安。在社會上和單位中，不了解真相的親朋好友、同事由於受污衊法輪功的謊言欺騙，對我另眼相看、冷言冷語。

為甚麼想有個好的身體這樣難？為甚麼按「真、善、忍」的原則做個更好的人這樣難？為甚麼這種靠栽贓、陷害搞起的迫害能夠遍及全國的每一個角落？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二零零四年底看了奇書《九評共產黨》我才找到了答案。

十幾年來，我雖然生活在殘酷迫害的恐懼中，但一想到法輪大法師父的慈悲和苦度，想到被謊言欺騙和毒害的世人，我就鼓起勇氣、頂著壓力向世人揭露中共對法輪功的無理迫害，讓人們了解法輪大法的美好，遠離中共，選擇美好未來。

遭受迫害事實

二零零零年底，我去北京向政府反映我修煉法輪功身心受益的真實情況，由於得知北京信訪辦已被控制，警察在那裏抓捕為法輪功上訪的法輪功學員。我只好在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去天安門廣場打法輪功真相橫幅，被便衣毆打、非法抓捕、後來關押在門頭溝派出所，被罰蹲，我不蹲，警察踹了我幾腳以使我蹲下。

警察非法提審十幾個小時，要求說出姓名、住址等個人信息，過程中我被挨餓、被搧耳光。後被送門頭溝看守所非法關押兩天，我絕食反迫害。

二零零一年元月三日，郴州蘇仙區住北京辦事處的一位王姓官員、蘇仙公安分局政保股長廖愛清（二零零六年已惡報身亡）從門頭溝看守所把我接到辦事處，他們用手銬將我和另一位法輪功學員連銬在一起（每人銬一個手臂），銬了近一天一晚，不能睡覺。

我丈夫得知我的消息後，向親戚借了兩萬元錢來北京接我。丈夫被迫交給蘇仙公安分局政保股長廖愛清三千元現金（沒有發票），加上請吃、送禮共花了五千多元。我在辦事處被非法關押了兩天，被逼迫作出不煉法輪功的決定及提供其他法輪功的有關信息，沒能睡覺。

回郴州後，蘇仙區610（專門迫害法輪功，凌駕於公檢法之上的非法機構）扣罰我二千元人民幣。丈夫為了我免於再遭受關押迫害，在當地又花了幾千元給610等有關單位領導請吃、送禮。在後來的十幾年，丈夫每年都背著我給當地610等有關單位領導送禮。

二零零一年元月六日回單位上班後，蘇仙區「610」要求單位派專人看管我，看管我的領導被要求每個星期向「610」電話彙報一次，每個月寫書面材料彙報一次、且必須親筆簽名。

一天上午，管德育的副校長要我寫揭批法輪功的材料，我說：我不寫，修煉前我都不會做這種昧良心的事，何況現在是按「真、善、忍」做人，我要寫就寫法輪功怎麼好。中午剛到家，校長（一把手）親自打電話讓我寫揭批材料，給我和我的家人造成很大的精神壓力。

二零零一年底，蘇仙區教委出台新的年終考核方案，將煉法輪功的教師思想品德計零分。

自二零零一年以來，我被要求出郴州城必須向單位彙報。家裏的電話有時被監聽。

二零零四年七月，暑假期間的一個傍晚，我與兩位法輪功學員帶著兩袋真相資料、光盤、不乾膠到鄉下發放、張貼。晚上十點多鐘被郴州蘇仙區馬頭嶺派出所非法抓捕關押，被單獨審問資料來源、來自哪個單位、被照相，兩袋真相資料和我的小手包（裏面有一百多元錢及鑰匙等物品）被沒收，還共被勒索了二千元錢，我被非法關押了約六個小時。

二零零八年奧運前，學校書記和管德育的副校長先後要找我丈夫給我打招呼：不要上京。我正常的家庭生活受到干擾。

二零一三年五月的一天，蘇仙區610、及國保大隊一行四人來我校，正在忙於工作的我被叫到校長辦公室「問話」騷擾一個多小時，要求我回答：還煉不煉法輪功？認不認某某？（說了當地幾個法輪功學員的名字）天安門自焚是不是真的？對「三退」怎麼看？上不上明慧網？還用詐騙、引誘的辦法想誣陷我：說有人舉報我給了某某學生光盤。那勢頭使我感到我隨時會被他們帶走。

女兒就在這種暴力不安的環境中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期，留下了十分嚴重的心理陰影，身心受創，也影響了學業、性格與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