症狀之一：說謊成為家常便飯

黨的一次次政治運動經濟運動，形成了「說假話得利，講真話遭殃」的導向，會說假話、空話、套話成為官場生存的基本條件，於是上行下效，從政治到經濟，從工作到生活，形成了隨時隨地的、自然而然的說謊習慣。過去人說謊，臉紅心跳不自在，有心理障礙，現在人沒有任何心理障礙，張口就來。人與人之間、上下級之間、政府與民眾之間、單位與單位之間、互相騙，基本失去了應有的信用。誠實成了「傻」的代名詞。因此造成了每個人生活成本、社會的生產和運行成本、精神負擔成本劇增。

症狀之二：仇視批評和不同意見

從文革式扣帽子打棍子大批判思維，發展演變為「得理不讓人、無理辯三分」爭鬥思維。在發表意見和觀點時，當遇到與自己觀點不一致，或者相反的觀點認識，遇到批評反駁時，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遇到說自己不好不對時，不是平等理性的討論、交流、切磋，冷靜的思考自己的不足，善意的指出對方的不足，而是先把自己擺在至高點，認為自己是最正確的，憑自己的主觀臆斷，給對方下結論，定性：你就是這樣想的，你就是那樣想的，你的險惡用心是甚麼，你的目的是甚麼，你的企圖是甚麼，憑自己的想像和推理給人家下定論，往最壞處想別人。上綱上線扣帽子，如反黨反社會主義、顛覆政府、分裂國家等，帽子越大越能壓人，然後就可以痛批、痛罵了。過了嘴癮，解了氣憤，但解決不了問題，於國於民無益。與中華民族的「聞過則喜、兼聽則明、謙虛包容」傳統文化相背離。

症狀之三：變異的愛國情感

國際公認的國家定義是國土、民眾及其文化。而不是馬克思、列寧所定義的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愛國愛家是一個人的正常情感，是很實在很具體的事情。但在長期的黨文化宣傳（電視、報刊、網絡、課本等）誘導下，人們的愛國情感被虛化、標籤化、政治化。形成了諸如：愛黨就是愛國、反對民主自由就是愛國、反美反日就是愛國等荒謬邏輯。對與自身的工作生活無直接相關的或者與本地發展無直接相關的事，如釣魚島問題、南海問題、美國、日本、敘利亞等國際事務國際爭端非常熱心關心，積極的研究發表評論、議論、爭論，出謀劃策，指點江山，慷慨激昂；而對身邊的問題與自身直接相關的問題，如霧霾、毒食品、侵犯剝奪人權、冤案、腐敗、社會不公等，卻麻木不仁，不願不敢見義勇為，主持公道，伸張正義。

症狀之四：走極端的思維方式

從黨文化非黑即白、極好極壞的絕對化思維，發展演變為人們的極端化思維。想問題、說話、寫文章、做事情走極端，說一個人、一件事好，就好得不得了，甚麼都好，哪都好；說一個人壞就全盤否定，一無是處。有一百次對他好，一次他認為對他不好了，就全都不好了，把對方當仇人對待。說一個事情重要，就誇大成多方面的重要意義和作用，就像說一種藥能包治百病一樣。在總結自己和本單位本地經驗時，都誇大的說，一分說成十分，對缺點和問題少說不說或者輕描淡寫的說。

從黨文化階級成份的劃分，對所謂「壞人」的極端醜化、嘲諷，發展演變為對殘疾人、弱者、文化低的、貧窮的、鄉下的等，從心裏瞧不起，嘲諷、挖苦，並以這些為笑料，貶低別人，取笑別人，娛樂自己，獲得心理上優越和快感。趙本山的小品在國外沒人看，在國內卻大受歡迎。

症狀之五：自動與黨聯體

從黨文化以黨代政、以黨代國、黨領導一切的體制塑造，發展演變為黨政不分、黨國不分、黨家不分、黨我不分的思維。長期的教育和灌輸，在思維上自覺或不自覺把自己和黨捆綁在一起，你一說黨和政府不好，就像說他自己不好一樣，自發的為其找理由辯解。把任何對國內不良現象和問題進行正常的客觀的批評指正、分析，都說成是政治陰謀、反華、煽動顛覆政府，甚至把能接受忍受霧霾當成愛國，誰一抗議、一提意見就是不愛國就是反政府。把愛黨當成了愛國愛民愛自己，把逆來順受、聽黨的話跟黨走當成愛國愛民。一代又一代，一次又一次的原諒黨的無法無天、任性胡為，形成了世界上罕見的大量「受害者自動維護施害者」的畸型社會現象。

思想決定行為，行為決定結果，黨文化毒化心靈後，必然帶來行為變異，進而毒化社會環境，毒化自然環境，最終人人都是受害者，走向自滅之路。現在這些都已成為事實現實，並且還在難以阻擋的向深重程度發展。因此，認清黨文化的毒害，從心理上清除黨文化，健康自己的心靈，是國內民眾自救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