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澤民流氓集團發動了迫害，用造謠、陷害的手段迫害法輪功。閆淑雲作為一名受益於大法的人想說句公道話而遭迫害。以下是她自述的一段被迫害的經歷。

二零零七年五月八日晚，我和另兩名法輪功學員一起到料甸鄉三家子村發法輪功真相資料，結果被該村的治保主任吳彥軍構陷，料甸鄉派出所指導員趙錦忠帶兩名警察用警車在三家子村口綁架抓捕了我們。

到料甸派出所後，我們被非法搜身、當場拍照。接著把我們分開，一人一個屋進行非法審問，強制讓說出姓名、年齡、現在的住址，然後將我們三人連夜非法劫持到阿城第二看守所。

在看守所，先登記、簽字，又讓女犯人對我們非法搜身。五月九日料甸鄉派出所警察到我家非法搜查，當時七十二歲的丈夫當場被嚇得不知所措。之後接連幾天，警察非法提審，阿城610的王曉光、徐啟慧、吳達、李俊成等五、六個人，還有哈爾濱政法委的不知姓名的人非法轉化我，逼問我說出資料的來源，和誰聯繫，誰是法輪功的頭，並欺騙我讓我出賣其他學員，讓我立功，給我少判刑，我沒有配合。後來他們又把我的家人、親屬、同學騙到第二看守所勸我轉化，讓我出賣其他學員，說出資料來源，我也不配合。

後來610王曉光、李俊成等三、四個人逼我簽三書並恐嚇我說不簽三書就給我加罪，不給開工資，在高壓迫害下，我當時自己年齡大，擔心丈夫有病，家裏的活沒有人料理，被逼無奈違心地簽了三書。

緊接著料甸派出所警察非法提審我，把從另兩個同修家搜出的東西湊在一起加在我們三個人身上湊數，作為對我們非法判刑的「依據」。阿城第二看守所非法關押我們十三天後，將我們轉入了阿城第一看守所繼續迫害。

在那裏，我被強制碼坐，穿號服，獄警犯人強制我背監規，我沒配合。料甸派出所的警察還多次非法提審我。在第一看守所兩個多月的時間裏不許家人探望，不許家人送東西，只讓給存錢，在這裏買高價的用品。和家人完全失去了聯繫，我惦記家人，家人更是擔心我。丈夫擔驚受怕，思想壓力大，吃不好睡不好，還每天到看守所來打聽消息，最後都是一無所獲。我丈夫由於身體、精神都承受到了極限，犯了心臟病，住進了醫院，子女東奔西跑求人也無濟於事，誰都不敢沾法輪功的邊兒，家人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啊！本來是一個幸福和諧的家庭被江澤民一夥搞得妻離子散，兒子下崗，兒媳離婚，孫女無人管，經濟上也受到了很大的損失。

兩個月後，我們被綁架到哈爾濱鴨子卷（哈爾濱第二看守所）。到了那裏，他們對我進行體檢，量血壓、聽心臟、抽血，照相、按手印後到監舍。我遭到犯人搜身，每天碼坐、穿號服，還有獄警、犯人逼著背監規，我沒配合。在這裏四個多月的迫害也是不讓家人探望，只讓存錢在這裏買高價用品，這種失去自由的生活真是度日如年啊。

二零零七年九月一日阿城法院審判長柳廣玉、審判員孫豔英、李建光，書記員於丹對我們進行非法開庭審問，九月二十日對我非法判刑三年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我被非法劫持到黑龍江省女子監獄。到女子監獄被犯人帶進一個樓裏，在樓道裏有個警察叫犯人把我們帶的行李打開搜查，把從家裏帶的衣服、鞋，還有鹹菜都給扔了。然後就帶去體檢，量血壓、聽心臟、抽血、照相、按手印，接著把我們帶到了九監區（九監區、十一監區是嚴管監區，也叫集訓隊，集訓三個月，如果表現不好，不轉化，就繼續留在這裏被迫害。）

這個監獄有十多個監區，每個監區有隊長、副隊長、獄警，還有管樓道的犯人叫道長（就是管好幾個監舍的犯人的頭），組長、幫教、包夾等人，他們負責看管法輪功學員。我們三個被帶進九監，一進樓道就上來幾個犯人把我們的行李打開，把被子、褥子拆開，棉花、衣服等所有物品散落一地，然後把我們帶到了廁所，剝光衣服搜查，看有沒有師父的經文，身心受到侮辱。還大喊大叫的說快點把東西收拾好，不然就給你們扔出去。

我被分到了第一組，有組長、幫教，還有兩個包夾看著，不許和別人交談，上廁所、洗漱都看著，天天坐小板凳，目不轉睛地逼著看誹謗大法、誣蔑師父的錄像，不許閉眼睛，閉眼就說是發正念，嘴動就說是背經文。看完錄像還得寫筆記，每週要寫一篇思想彙報及心得。還得背監規，不背就罰站，不讓睡覺，接下來就逼大法學員「轉化」，「簽三書」，不轉化就沒完沒了的折磨，幫教、獄警輪番地把大法學員叫到辦公室逼迫轉化，寫三書，不轉化不是打就是罵，不讓睡覺，罰站，罰蹲，長時間坐小板凳，連推帶搡，按著頭撞牆，不讓洗漱，不讓家人接見，不讓家人寄錢。對絕食抗議的法輪功學員他們就強行野蠻灌食（參與迫害人員都是犯人，還有醫院監區的犯人），還有反背雙手綁在床上幾天幾夜，這種痛苦無以言表。還有用電棍電、上大掛等酷刑。就這樣殘酷迫害法輪功學員還不是完，還要強制到車間做奴工，不能走的抬著也得去，任務量很重，白天不幹完晚上接著幹，幹不完不讓睡覺。

演示圖：電棍電擊

三個月後，我被非法關押到十三監區第三監舍，犯人組長一人，包夾一人，其餘的十多名都是大法學員（都是所謂被轉化的），每個監舍每天除了逼迫看誣蔑大法、誹謗師父的錄像外，還讓看歪曲大法的書，還得寫筆記，寫思想彙報，做值日，背監規，還搞甚麼「五聯保」（一人有事兒，那四個人也得受罰），後來又把我弄到所謂的病號組（因我的眼睛被迫害的模糊看不清東西，0.2的視力），這個監舍有十幾個人，有時二十幾個人，一個犯人組長，兩個包夾，其餘都是法輪功學員。其他監舍的法輪功學員每天都得去車間做奴工，甚麼活都有，完不成任務不讓睡覺。病號監舍的人就是被迫害致殘的，刑期都很長的，又不許保外的。僅舉幾例：有個姓孫的被迫害的精神不正常了，整天叨叨不知說甚麼，不睡覺，得吃安眠藥。有個姓楊的工程師被注射了不明藥物，失去記憶三四年，剛明白自己是誰，連兒子都還不認識。有個姓付的，是伊春的，被關小號，冬天開著窗戶，扒光棉衣，穿著單衣服站著挨凍好幾次，迫害的得了糖尿病等好幾種病。在二零零九年五月出監獄後不到兩年含冤離世。還有個姓杜的，冬天被扒光棉衣，光著腳站在潑了涼水的水泥地上站了好幾個小時有好幾次，她的腿和腳都落下了殘疾，不能正常走路。

病號監舍也得做奴工，就是在監舍裏做，糊紙兜子，糊紙盒，粘紙花，用的膠有毒，嗆得人喘不過氣，嗓子疼、頭疼、流眼淚，滿監舍都是毒氣，睡覺也得被熏著、嗆著，白天幹不完晚上接著幹，經常幹到十一、二點鐘，還有裝牙籤，編汽車墊子等奴工。

在監獄還要遭到武警搜查，每當節假日，特別是奧運期間或者上邊有甚麼指示，更是嚴管，把法輪功學員帶到外面站著，有時搜身，多數是搜監，把東西翻得亂七八糟，連裝碗筷的箱子都翻的一片狼藉，就像鬼子進村掃蕩一樣。

我在黑龍江省女子監獄被非法迫害期間，法輪功學員能利用一切和其他學員接觸的一點點時間都能互相關心、互相鼓勵，哪怕是一對眼神也好，都能提醒同修。各個監區每週或隔週到超市買東西（兩三個監區在同一時間），同修們就利用這個機會和碰到的別的監區、監舍所認識的同修互相問候，傳遞內外的信息，互相溝通鼓勵。只有這時才能避開警察和包夾的視線。

二零一零年二月八日，我終於結束了冤獄之苦回到家中與親人團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