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李新華先生在他的《刑事控告書》中的部份敘述。

我是邊遠山區的一名小學教師，在煉功前，從事小學校長職務。

一九九八年春天，一親戚給我買了大法書籍，書中教導我要按真、善、忍的標準做個好人，講德，要淡泊名利，做事情考慮別人，不斷的提高自身的精神境界；講忍，在矛盾面前，退一步海闊天空；不做壞事，相信善惡有報……我認為這是叫人積極向上，不為世俗污染，同時又對他人、對社會、對自然真正能達到和諧統一的一本好書。

我是一名教師，雖然我在這行業兩袖清風，但這真誠、善良、忍讓的美德恰恰是教師應具備的，所謂：「德高為師，身正為範。」因此，我走進了法輪功修煉。換句話說，當時我走進法輪功，無論從哪個角度上來講，都是合法的。

修煉後，我過去耳鳴、貧血、頭暈，失眠等疾病完全消失；身體健康，精力充沛，豁達樂觀，大家都說我非常年輕。我用書中真、善、忍標準要求自己，真正做到了「德高為師，身正為範」的標準。工作中，我兢兢業業、光明磊落、先他後我；在校長崗位上，吃喝嫖賭腐敗習氣與我不沾邊；我與教師們同甘共苦，不貪污、不貪功，以理服人，以德報怨，關心師生疾苦，領導、同事、家長對我的口碑都非常好。

修煉後，即我當校長期間，我所工作的學校兩次素質教育評比賽均獲縣級獎勵；我個人獲得過縣「優秀教育工作者」、「優秀教師」、「優秀青年」、「骨幹教師」等多項縣級榮譽獎；個人諸多論文，教師基本功競賽都獲縣級榮譽獎。

綁架

二零零一年十月一日，因報紙、電台給大法抹黑，我鳴不平，張貼大法真相，當晚，崇仁縣公安陳某、王某數名警察非法闖入我家，打著我校教師對政府拖欠教師工資的意見調查為由，把我誘騙、綁架到縣公安局。然後，強行把我關在只有幾平米的鐵柵欄中去反思。

鐵柵欄中放著裝有半桶尿液的便桶散發著難聞的氣味，大約關了半個小時，之後，在他們的恐嚇下對我進行了審訊，直到深夜，連續了四個多小時，最後把我關押在崇仁看守所。同時，警察王某等多人到我家抄家，恐嚇我的家人。在看守所，我被非法關押了七十二天。

在崇仁縣看守所期間，公安警察屢次對我進行恐嚇、提審、逼供，警察王某等三人把我銬上手銬和腳鐐，強行把我帶到單位，銬在山斜派出所。撬開我的單位住房，進行抄家搜查，尋找他們所謂的「證據」，搶走了我的手抄大法書、學校的一台老式油墨印刷機。

中共酷刑示意圖：手銬腳鐐

為落實江澤民「名譽上搞臭」違法政策，公然在他人和師生面前侮辱我的人格，詆毀我的名譽，毀壞我作為教師在他人、在師生心目中的教師形像：誹謗我是反革命，我煉了邪法，走了邪道；他們信口雌黃，說我家蓋房子的錢是從美國寄來的，要拆毀我的房子……其實我家的房子是姐弟三人合蓋的，當時每人才花八、九萬元錢，我的錢基本是從親友借的，至今還留有賬本一本。

警察先後還多次到我單位進行所謂的「調查取證」和對大法與我的抹黑，卻發現我一抽屜的榮譽證書，領導、同事、群眾都說我是個好人，令他們也啼笑皆非。他們只是機械的在執行上級的命令。

高安市八景鎮勞教所非法關押兩年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我被劫持到高安市八景鎮勞教所，非法勞教兩年。在那裏，我遭「轉化」迫害。我們是按真、善、忍標準做好人，怎麼轉化？往哪裏轉啊？難道要做個昧著良心，見風使舵，沒有骨氣，假、惡、鬥的壞人？在勞教所，我被實施了以下迫害。

1、奴工勞動。強迫我與其他勞教人員進行每天十四至十五小時的超長時間勞動，勞動內容是用砂紙摩牛（一種牛的藝術品），拉燈管等。後來改用每天一邊洗腦，一邊勞動。

2、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利用打架鬥毆、吸毒、詐騙違法犯罪勞教人員，監視我的一言一行以及我的思想，稍不留意，就有勞教加期與打罵的危險。

3、剝奪我的信仰自由。我的一言一行與思想都被監控，不准我煉功，不准看守所有大法書籍，不准談論大法真相。每週要進行一次所謂的「安檢」，查遍所有角落，看看是否藏有有關大法的片言隻語。否則，就有被拖打、捆綁、加期、關小號的危險。強制我觀看抹黑法輪功的電視；強制洗腦，強制學習騙人的書籍；強制按上級的要求寫甚麼欺世的謊言──「三書」，即「悔過書」、「轉化書」、「揭批書」和思想彙報。

4、隨意踐踏我的人權，不「轉化」不准家人接見，不准與家人互相通信，與家人接見、寫信要受到監聽和拆看。

二零零三年，勞教結束，我被江澤民魔爪操控的一套政法公安系統，為我開闢了第二個勞教所，即「監外勞教所」。一直讓迫害延續到今天，使我和家人的身心受到嚴重的創傷和扭曲，嚴重的干擾了我的正常工作與生活。

十六年來，在江澤民魔爪操控下縣六一零、縣公安局，縣教育局、鎮政府、鎮派出所、單位領導非法限制與監控我的言行和人身自由，任意剝奪我的人身權利。他們無理撤銷我的校長職務；強迫我寫上班申請書；扣除我四個月的工資；剝奪我上課的權利、擔當班主任的權利（可現實中，我屢次被評為鎮優秀班主任和優秀教師）；在單位私設專門監控我的綜治辦和責任人。

常年遭監控、騷擾

我在該套迫害系統之下，我在人身監控、電話監控、電話騷擾以及恐嚇、追查、質問之下度日，我不能有申訴，不能有辯護，完全剝奪了我作為公民的一切權利。

特別在他們所謂的「敏感日」，我隨時都有被扣帽子、打棍子的危險。下面僅舉兩個實例。

二零零四年四月，聽說崇仁某地有人傳大法真相資料，相山派出所警察王某等兩人驅車趕到我單位。下課了，我被校長叫到辦公室。兩個警察氣勢洶洶，對我非法提審和恐嚇，逼問是不是我幹的，我告訴他們說話要有證據，你們這是嚴重地侵犯人權。可他們摔著車門，對我進行了一番恐嚇，然後驅車回所。之後，我得到的是校長對我的一頓唾罵；得到的是派出所命令校長二十四小時監控我，包括我吃飯、上廁所都不能放過！

二零零八年八月「奧運」期間，即他們認為的「敏感日」，警察發現我縣有人發放大法真相資料，縣六一零、縣公安驅車到我單位對我進行秘密調查；縣教委、鎮政府、鎮派出所、單位領導也上綱上線，私下在相山鎮對我兩個親戚恐嚇和調查，其目的是針對我。這樣，我的親戚都受到了牽連，他們的身心都受到了嚴重的傷害，親友都不敢靠近我。

當然，對我的傷害就更嚴重了。他們全天二十四小時監控我，便衣警車時時在離我家二、三十米的地方逗留。每隔幾分鐘，都有便衣警車在我的房前走來走去；鎮政府、居委會、單位領導一行四、五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我的房前屋後轉來轉去；晚上子時，還有人拿著手電對我的房子晃來晃去。當時只要我走到哪裏，就會馬上被人盯梢。而且，大白天，警察還攜帶四、五個人直接闖進我私宅，進行恐嚇和質問。這樣持續了大約一個星期，最後他們揚長而去，不了了之。

信仰是普世公認的最基本人權，並成為國際人權法律的一項基本準則。任何迫害信仰自由的行為都是反人道並違背國際法準則的。今天，我控告元凶，目的是讓更多的人從它的魔爪中解救出來，從罪惡的靈魂中解脫出來。這是我的夙願，也是我作為一個中國公民的責任和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