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鐘冬梅在《刑事控告書》中敘述遭迫害事實：

苦難生命

我在得法前，我們家是非常貧困的四處有借款的農民，一九九二年因為計劃生育超生罰款又四處借錢。所以丈夫拼命掙錢想努力還欠款，可是他由於過分勞累病倒了。甚麼頸椎病、腰椎病、骨質增生、腰肌勞損、坐股神經痛、腰間盤突出等，使他癱瘓了很長時間。我為他四處求醫，跪爬求助，還是沒有起色……我忙裏忙外，一個人種好幾畝地，上有老下有小，還得照顧我那病重的丈夫。

可時間一長我累倒了，病的也像癱瘓症狀似的，躺下不能動彈，全身不聽使喚。全身風濕性神經痛、長期性胃病、先天性心臟病冠心病、綜合性精神衰弱，綜合性官能症神經疼，身上好幾處都長有骨瘤，再加上生育和做絕育時的後遺症、氣管炎等等，全身末梢神經都非常痛。常常疼得昏死過去，常常嚇得我們全家抱在一起痛哭，幾經求醫問診，醫生都說：「這個人廢了，沒救了。就算華陀在世，也難救啊！」還怪我丈夫沒有早些給我就醫，可苦了我那幼小的一雙兒女，大的四歲，小的才剛出生不久。

我被病魔煎熬了近一年，全家人痛苦難耐，四處求援，卻四處碰壁，沒人肯幫我們，借錢給我們，都怕我們還不起。即使這樣，我們當地政府的基層機關幹部還照樣收我們的這個稅、那個稅，而且不管我家人的死活，強逼我們不能少交一分錢……

大法救命

一九九七年的七月底，雖然是三伏天我卻還蓋著厚被子等死，可憐的小兒子見此，給找來了大法書，我一看是師尊教我們按照「真、善、忍’做一個無私無我真正的好人，一個造福於人類造福於社會的人。從此我努力按照師尊說的「真、善、忍’去做一個真正的好人，也按照師尊的書學煉功，雖然我站立不起來，可在孩子們的幫助下我背靠牆，右腰側斜靠在炕沿上，雙腿顫抖著吃力的煉起了第二套功法來，雖然時間很短可我感覺很舒服。沒想到三天後我的病不翼而飛了。這真是幸得師尊救度，把我從死神手裏拉了回來。

作為法輪功修煉者，從此我變了，我變得更善良、更加寬容、更加真誠，變得更願意幫助別人，教育孩子也更明白甚麼是真正的對他們好了。

丈夫見我身體很健康，像沒生過病似的，非常高興。我把師尊教我們怎麼樣做好人等等告訴他，他說「我再也不做壞事了，我也要學做好人。」兩個孩子也從此變了，也不再怨天恨地了，還樂意助人、幫助老人。為此我們全家身體健康，十八年來，從沒有沾過一粒藥片。

我們用健康的身體服務於社會：怕路人行路不方便，把路上的亂石頭、樹枝、玻璃片撿開，窪的地方填平；常常拾得錢，不管是多少都如數還給失主；買東西，有多找給我錢的，我都善意的告訴他，並如數退還；有一次，我的兩個孩子在一個酒店門口拾得一個錢包，裏面有好幾千元現金，還有兩個銀行卡、身份證和學生證，和一些個人資料，我們毫不猶豫的找到失主電話，給他打電話，把失主的一切東西如數還給失主；善待街坊四鄰，朋友，也從不和他們斤斤計較了；過去恨世忌人的心沒了；我的思想觀念也轉變了，變得更加明白做人的不易了，也更珍惜世上的人了，常常因看到他們的苦而心疼得流淚；我發自內心的希望他們人人都能幸福生活……等等等等，我只想用自己身心健康後的一切行為告訴人們：「我得真善忍宇宙大法了，能用健康的身心服務於社會。大法的美好會照亮人們的心靈的！」

從此，我們家的生活漸漸有了起色，還還清了幾年來看病借的債。

突遭迫害

正當我們沐浴在這宇宙大法給予的美好幸福中的時候，集古今中外最愚蠢、凶暴、殘忍於一身的江澤民，利用手中權力，動用其邪黨的宣傳機器：電視、報紙、廣播等滿口胡言欺騙各國人民，詆毀法輪功，誣蔑我們的師尊，迫害大法弟子。情節十分嚴重，尤其是偽造「1400例」、言語攻擊我們慈悲偉大的恩師。

當我聽CCTV說是中央領導下令，不許人們煉法輪功等等的一些話，我覺得是他們不了解我們，不能讓這那些還不了解真相的人們聽信這些誹謗大法師父的謊言。我們大法弟子才是親身體驗的受益者，我想把自己的親身體會告訴他們，希望他們明白法輪功真相後，不再誣蔑恩師，不再詆毀大法、不再迫害大法弟子；給我們一個合法修煉的環境。

「七﹒二零」，我去了北京，在天安門廣場，被天安門廣場警察非法抓捕我們到當地派出所。當時還有其他各地大法弟子。他們欺騙我們說有甚麼事就寫信給信訪局，要我們留下姓名和地址。讓我們寫自己的心裏話給信訪局。寫完後，就一一的把我們交給了當各地縣公安局。在天安門派出所期間，我親眼目睹了警察打人，還把一些敢說真話的法輪功學員拖出去拳打腳踢，主要攻擊學員的胸部、背部、腹部，樣子凶殘惡毒。當我們齊喊：「不許打人！」後才稍有收斂。

很快我被河北省定興縣公安局接回當地，「接見」我的是一位不知名的副局長。當時，我還沒見到人，就被一陣拳打腳踢，他們猛烈的攻擊我的頭部、耳部、眼睛和臉等，直至我昏死過去。在我意志還不清醒時，又逼問我的姓名和住址、為甚麼去北京等等。

當我清醒時，就告訴他們：「我去北京就是想告訴國家領導人，法輪大法有多好：他教人向善；使人人身心健康，道德提高，對人民、對國家都是有百益而無一害的。我就是大法的親身體驗者，希望中國的領導能耐心的聽聽我們的真言和心聲」。

到了深夜兩點左右的時候，他們強行非法把我關押到了定興縣拘留所。我把真相告訴拘留所的所長。所長搖搖頭嘆聲說道：「現在公安這樣做都是違法的，將來他們都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中央領導這樣做又像當年文革，最後倒霉被制裁的還是我們這些執法人員」。這是第一次被非法關押，被敲詐了380多元。

非法關押 　暴力折磨

一九九九年九月初我第二次進京，被鄉政府從北京天安門廣場劫持到鄉政府。路途中，他們不停的打我們耳光，還把我們身上僅有的隨身物品和三百多元錢搶劫一空。 到鄉政府時，硬把我們拖下車，強逼我們跪下。一群惡人（鄉政府官員）此時還對我們拳腳相加。當時，我認為自己沒有做任何違法亂紀之事，始終沒有跪下。他們十幾個人就兇狠的用腳踹我的腳踝和小腿。當時，就聽到「喀嚓」一聲，再看我的腳，踝骨處已經斷開了，骨頭都扎出來，清晰可見。當時我無法站立，他們才收手。他們看此景，也沒有採取任何防護措施，（後來我煉功煉好了。可是為此至今我走路都一高一低的，不能幹重活，不能長立。）卻又把我拖到一間屋子裏審訊、立案。

酷刑演示：拳打腳踢

後我被劫持到拘留所非法拘留了十五天。我絕食抵抗，在絕食的第五天，又被綁架到洗腦班。這樣來回在拘留所與定興一個舊武裝部之間共三次。

第四次他們依然把我從舊武裝部洗腦班綁架到拘留所，我依然絕食要求無條件釋放我，到第27天深夜，我已經奄奄一息了，「六一零」指示拘留所伙同武警部隊的許多人來拘留所砸門，就像無恥下流的土匪一樣，兇惡的強迫硬把我拉到看守所，不管我的衣服褲子被拉破拉掉。接著鄉政府的「六一零」綁架到鄉里繼續對我迫害。在鄉里「六一零」政法委副書記段平德、房利民見我這樣，栽贓的說是我想死。找來家屬給我灌食，遭到我拒絕後，就說輸液，在確認輸不進去液，就向我們的每位家屬勒索兩千元，才放我們。家裏沒有錢，拿不出來，他們見我只剩一口氣了，又怕我死在鄉里，擔責任。就逼我家屬給他們打兩千元欠條，才讓家人把我接回家。

二零零零年九月二十八日，正是秋收季節，我與丈夫正忙著在園子摘花生，累到凌晨三點才躺下休息。剛躺下，就被闖入家中的鄉里「六一零」政法委書記、鄉鎮司法所所長趙常亮等綁架到鄉政府會議室。

我們全鄉近六十名男女老少大法弟子，都被非法關押在一間鄉政府會議室，大家都善念給他們講真相。我們被一個一個的叫進司法所辦公室（專迫害毒打大法弟子的地方）去講真相，每個大法弟子進去都給他們講，可他們不僅不聽，還把大法弟子們一個個用手銬從背部反銬起來，或是把兩手分開分別銬在兩個床架上。接著，就是一頓不分青紅皂白的亂打。他們還用一種七根以上一米長的電線擰成的麻花鞭、軍棍，橡膠棍等兇狠的抽打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們被打的遍體鱗傷，大法弟子們回來時一個個都臉歪嘴斜，傷痕累累，血跡斑斑，慘不忍睹。

看到這些，我想把我修煉法輪後受益的親身經歷給他們說說，卻被打手王華叫去鄉政府司法所辦公室（專迫害毒打大法弟子的地方）給他們講。我剛一進門，司法所所長趙常亮與政法委書記任金田、打手王華、耿長軍、房利民、許言等一群打手就對我兇狠的拳打腳踢、打耳光，打累了，就用手銬把我反背銬起來罰站，還逼我罵師父。我不配合，他們就用幾根電線扭成麻花狀的鞭子、橡膠棍、狼牙棒、軍棍抽打、同時「六一零」政法委書記任金田用酒瓶子兇狠的猛砸我的雙腳的踝骨內外，累了就用煙頭燙我嘴唇，燙我被反背銬起來的手背，很長時間。他們累得動不了了才罷手。

還有一次，政法委書記任金田在鄉政府會議室（關押我們的地方），拿著誹謗師父和大法的書和報紙念。念完後，同鄉政府官員和司法所的打手們逼迫學員們罵師父。還咆哮的大喊：「不罵的就到院子裏挨他們打去！」然後就像一群邪魔瘋狂的笑著，卻帶著的譏諷的聲音。然後，他們把一個個學員拉上台去逼迫罵師父，不服從的又拉出去用軍棍、竹棍、皮鞭和七根電線擰成的麻花鞭等抽打大法弟子。

我看到這情景，昂首起身，想制止住這一惡劣行為，沒等我開口，以任金田為首的三四十個彪形大漢（「六一零」的），一幫打手蜂擁而至一腳把我踢翻在地，用穿著皮鞋的腳兇狠的踢踩在我身上，同時用棍棒、皮鞭、膠皮棒一齊打我全身。我頓時不省人事，這時前任鄉長張偉星要報復我去北京他被辭職，兇狠的抓起我的頭髮，拼命的向牆菱角上撞，直到我昏厥三次，又換兩個拳頭，瘋狂地猛擊打我兩耳和整個頭部，直到累了才罷手。之後我兩耳出血失聰，昏昏懵懵好長一段時間，後來煉功好了很多，直到如今雙耳聽覺也不是很好 。

就是這樣，這一幫打手仍舊天天晚上逼迫我們罵師父，不罵就天天挨打並且不許吃飯，不許喝水，不許大小便，不許睡覺。白天還強迫幹重活。如：白天強迫到地裏幹重體力的農活，除草扛玉米秸和搬磚鋪地等等。晚上，專找茬羞辱或用棍棒皮鞭、橡膠棍，軍棍和七根以上的電線擰成的麻花鞭抽打大法弟子。深夜12點以後，也不讓休息。常常把我們折磨到深夜兩三點。

我們看到洗腦班侮辱、戲耍年輕的女學員。如：強迫女學員洗衣服，連內褲都有，強迫女學員晚上給他們揉腿；共產邪黨幹部，白天當著其他大法弟子就調戲女大法弟子，晚上他將一個女大法弟子打昏，單獨拖到司法所長住的屋子裏關了好幾天。

二十多天過後，家屬剛秋收完就來看望我們，看我們打成那樣，瘦成皮包骨。怕再下去命都會沒了，只好找村支書幫忙保我出來。惡人威逼說：「上北京的拿六、七千元錢，沒去北京的最少也得五、六千元錢，五十多人一個也不落。」家中實在沒有，後來在村支書（我堂兄）幫助下再三的說好話求他，才被勒索五百元才讓回家。在這非法關押期間我們身體，精神都受盡殘酷摧殘。回家第二天還強迫交一百六十元，說是訂閱《保定日報》，一份是160元，有的甚至叫訂兩份，可是到現在誰也沒見到一份報。

從此，縣「六一零」政法委書記等人，到鄉「六一零」政法委書記等人，經常到我們來家騷擾。鄉「六一零」政法委副書記任金田凌駕於鄉政府之上，指派鄉政府的官員監管各村大法弟子，並指使鄉幹部房利民監視我，和監管我村其他大法弟子，同時用兩百元錢一個月，雇我村一女的孫逸仙（化名）鄰居暗中盯梢：舉報一次兩百到六百不等；見到我和其他大法弟子見面，舉報一次兩千。她說她不接，那些邪惡之徒還會找別人，所以她接下來了。還說讓我出門注意點，別叫他們暗算了。

從那以後，房利民經常來騷擾我們，所謂敏感日更是天天騷擾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