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立生，六十七歲，是河北遵化市退休公務員（正科級），下文柳立生陳述了自己在大法中受益和被中共迫害的經歷。

我因幾十年長期在政府部門工作，患有頸椎增生、咽炎、痔瘡、腸胃不好、嚴重神經衰弱、失眠等疾病。一九九七年初，頸椎增生嚴重發作，以至影響了正常工作，醫生建議兩種治療方案：手術或保守治療。就在我猶豫不決時，經本系統一位場長的妻子介紹，我於一九九七年六月四日，抱著祛病、強身健體，試試看的想法開始修煉法輪功。按照真善忍的宇宙特性嚴格要求自己，修煉心性，煉功數十天，多年的失眠症好了。相繼，頸椎增生、腸胃不好、咽炎、痔瘡等症狀都不治而癒，沒吃一片藥，沒休一天假，照常上班工作，家人親屬連稱神奇！

不報姓名 北京第三看守所迫害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在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向世人講真相時，被不明真相的一個農民工惡告。於當日上午十點，在回家的路上，我被一輛依維克警車追劫。惡警又叫來兩輛相同的警車，把我綁架到開發區博興路派出所。

在派出所辦案室，在一個劉姓指導員的指揮下，好幾個警察對我非法審訊十二小時。在此期間，我也一直給他們講法輪大法真相，這些警察不但不聽不信，反而助紂為虐。仍按刑法第三百條「利用邪教（中共是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於當日晚上十點，把我押送到北京市第三看守所。在押送的路上，那個劉姓指導員還嚇唬我說：「這回你閨女、兒子的工作可都沒了……」

到看守所後，劉姓指導員強逼我脫光衣服，赤裸身子，面對兩個青年女獄醫（胸前標有「中國救助紅十字會」字樣），她們就給我抽血（抽出的血洒了一地，劉姓指導員用手指狠戳我腦門，並大聲斥責我）、化驗，測血壓，當時血壓在220至260汞柱之間。夜間十二點，把我押進第十二過渡監室。我整夜沒睡覺。

北京市公安醫院「體檢」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早上，一個王姓副所長接管我的事。他讓一個肥頭大耳的警察給我戴上手銬和十幾斤重的腳鐐，王姓副所長惡狠狠地對我說：「你分給我處理，王治文、李x你知道嗎？他們都是我處理的……，經我處理的八十名法輪功沒有一個走出去的……」之後，把我押上依維克警車（同車還有兩名扒竊的犯罪嫌疑人），把我戴手銬的兩隻手吊在頂棚的扶手上，送到北京市公安醫院（特殊醫院）精神病防治區。

我雙手戴著手銬，提著重重的腳鐐，彎著腰，一步一步艱難的登上高高的台階。這裏的醫生給我拍片、化驗、做心電圖、測血壓等，折騰了我一個上午。在這過程中，我一直向醫生講；「我是學大法做好人的，我沒有病。」可是每個醫生也沒有停止他們的所謂「體檢」，整整折騰了我一個上午。

因為我始終沒報真實姓名和家庭住址，幾個惡警妄圖把我留在醫院繼續加重迫害，一再向醫院大夫串通走後門，說二樓還有床位。診斷結果出來後，因血壓降到160汞柱，一個醫生說；「某某某回去，不合格！」醫院拒收後，又把我押回第三看守所。

回到看守所後，那個王副所長惡狠狠地吼道：「你還真行，你還能控制（血壓），你居然又回來了。」

看守所「坐板」、洗腦 下毒藥

在監室裏，每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八點到十一點和下午兩點至五點保持一個姿勢坐板（挺直身子，順著床舖坐板）。星期六、日在室內看電視，都是抗日片和邪黨宣傳的所謂法制教育的電視片。每天上午和下午定點強制讓我吃藥，說我血壓高、尿不正常，測血壓、做心電圖、腦電圖等或提審。

由於沒報真實姓名住址，從所長到大隊長、小隊長等十個大小頭目輪番審訊折騰我五天，我每天整夜失眠（十八天只睡了二至四小時），每天每頓只吃一個小饅頭加一、二勺稀粥或稀湯，身體很快垮了下來。

六月二十九日下午二點多鐘，他們強迫我吃了一粒直徑約一釐米左右的粉紅色糖衣片。吃後半小時，我渾身發燒、發熱，頭暈腦脹、一會兒就頭重腳輕，身體站立不穩，又過一會兒，藥力很快擴散到腸道，五臟六腑劇烈疼痛。只好到廁所，即使把手攥緊拳頭使勁擠壓小肚子，也解不出大便來。

五點多鐘，在惡警和醫生查房時，我大聲責問他們說：「你們給我吃了破壞中樞神經的藥物，我來時好好的一個人，如果出現意外，這監室十五人做證，你們要負法律責任的………」他們聽後，一聲沒吭蔫蔫的走了。

對他們用藥物迫害我的行徑，我表示強烈抗議，六次拒絕吃藥。之後，一個方姓獄警對這次我吃有毒藥物後的反應，用電腦做了詳細記錄。

由於一直晝夜失眠，每天只吃半份飯，（為了減少去廁所次數，儘量少吃少喝），身體很快消瘦下來。藉此，所長郝龍在提審室對我偽善的說：「你年歲大，身體又弱，吃點軟食，病號飯吧！」我說：「我不吃。」我拒絕了他。

六月三十日中午，一個警察伙夫給我送來一盒（塑制飯盒）盛好的麵條，上面有二個油炸雞蛋。我斷定下了有毒藥物，沒吃。次日中午，又給我送來一盒麵條，我又沒吃。因為我兩天中午都沒吃所謂病號飯，被他們知道了，（因監室內有監視裝置，值班警察都可以看到）。第三天中午，他們為了掩蓋罪惡，就特意做了盒沒放有毒藥的麵條，又是那個警察伙夫喊；「某某某，取病號飯！」我說：「我沒病，不吃！」他問監室班長：「他為甚麼不吃？」班長說：「他前二次的麵條都沒吃，說下毒藥了。」惡警伙夫說：「下甚麼毒藥？不知好歹，他不吃，你們吃！」之後，被一個叫張海濤的吸毒人員吃了。這次他們沒在麵條裏放毒藥，目的是以此來激發全監室犯人對我的不滿，也進一步來掩蓋他們的罪惡。

七月二日，所長郝龍在審訊我時，那個在飯中下毒藥的女醫生（衣服上印有「中國紅十字救助會」字樣），走進審訊室。無意間，郝龍問她：「老柳吃藥了嗎？」她說：「我把藥放到飯裏了，他沒吃！」她的回答一下證實了她們在飯裏下毒藥迫害我的事實。在郝龍第三次審訊我時，我厲聲責問他：「為甚麼用毒藥迫害我？」他狡辯說：「用錯藥了。」他們確實在實施「在對待法輪功不轉化時，必要時可以用藥物和臨床實驗來轉化」的邪惡指示。

在我拒絕服藥後的次日，那個王姓副所長又提審我。他說：「我們動用了十個大小頭目，一個整天研究怎麼處理你的事。」並讓一惡警又給我戴上十多斤重的腳鐐和手銬。他嚇唬我說：「這回把你送進去（指上次去的那個公安醫院），你就甭想像上次再輕易回來了……去不去？」他們還是妄圖去公安醫院繼續迫害我。

六月三十日，我問王姓副所長：「為甚麼不放我？」他狠狠的說：「都在準備過生日呢，誰還管你的事！」

回家後，從公安內部透露的消息得知：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是邪黨建黨九十週年。為慶祝，全國各地都秘密下達了對法輪功修煉者迫害的死亡指標。

遵化市洗腦班迫害

七月十一日，北京第三看守所把我移交給我的原籍，由遵化市六一零吳姓科長和國保大隊董姓副大隊長和一名警察把我押回遵化市洗腦班。隨後，家屬被勒索了所謂的保證金一萬元給國保。

洗腦班在拘留所二樓，他們趁我家屬探望我之機，想用親情感化我。特別是我的大妹妹，看到我被迫害的身體皮包骨，神情呆滯，就放聲大哭起來，要我一定照他們的要求做。

歷時二十八天的整個被迫害過程中，幾乎沒睡上幾個小時的覺。在洗腦班，閆萬江、彭、竇（女）和張（女）四個負責「轉化」我的人，每天與我所謂談話，他們歪曲《轉法輪》內容，污衊大法和師父，逼著寫所謂思想認識。在回家的前天晚上，洗腦班閆萬江硬逼我簽他們打印好的「三書」（保證書、悔過書、決裂書）說如果不簽，就批勞教。

在被迫害的過程中，我一直沒有停止向警察、六一零、洗腦班人員講法輪大法真相，講自己在大法中受益的情況，他們根本不聽不信。那個北京第三看守所的正所長郝龍在審訊我時說：「我要聽你的，我就得換到你的那個位置上。」意思是丟了官、丟了飯碗。那個副所長說：「天安門自焚」是真的，不是假的，他認識那個喝汽油的老婆兒……。可見，他們被「天安門自焚」謊言迷惑的有多深！是江澤民邪惡集團把他們推向了萬劫不復的深淵，不但使法輪大法和大法學員蒙受了這千古奇冤。也坑害了全國十幾億人。

回家後 身體的症狀再次印證毒藥迫害

七月十九日，家屬把我接回家中。當時，我走路遲緩，口吐濃痰（深黃色）並帶有血絲、血塊兒，一年多時間，身體都很消瘦，臉部、身上都現出大骨頭稜子，記憶力衰退，甚至連家裏的樓號都記不起來，見到常來往的朋友、同事、都想不出他們的名字，還經常忘事兒。

四年多的時間，一直胸悶、心煩、腋窩、肋骨腫脹疼痛，有時還有針扎般刺痛感和麻木感覺。日常飯量明顯減少，時常腹痛、腸道有絞痛感等。這些反應完全證實了惡人確實給我吃了破壞中樞神經和破壞內臟的藥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