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善忍」改變了我

我於二零零一年下半年開始修煉法輪功，修煉前我是一名多次戒毒又多次復吸的吸毒人員，甚麼都吸沒了，身體因吸毒吸垮了，父母親友對我已經絕望了，經常說我一定會死在毒品上。直到我修煉了法輪功後，很快毒癮、一天三包煙的煙癮全消失了，身體完全恢復了健康狀態，還在上海找了一份工作，不但解決了自身的溫飽問題，餘下的錢還用來孝順父母。

我按照法輪功的要求修煉「真善忍」，性格也發生了變化，生活中與人為善，不說謊，不自私等等。親朋好友又都回到了我的身邊，他們驚訝於我身心的變化怎麼變的這麼好，這就是法輪大法創造的奇蹟。

然而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澤民出於個人妒嫉，為了達到其妄圖根除法輪功的目的，利用其手中的權力，開動整個國家機器，在全國挑起了針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運動，導致十六年來眾多法輪功學員廣泛被超倫理、超人性的酷刑折磨，有的被酷刑迫害致死，更殘忍的被活摘器官致死。

十六年以來，我個人遭受了一次非法判刑，一次非法勞教，二次非法抄家。期間我本人遭受了許多肉體與精神摧殘，家人也因被騷擾、搜查，為我擔驚受怕，身心受到嚴重傷害。

非法判刑迫害

二零零四年四月，我在上海浦東新區發放「天安門自焚」的真相傳單時，被跟蹤的便衣警察綁架到了一個我不知道的地方，晚上，有兩個警察非法審訊誘騙我的口供，使我的朋友章迎枝和全燕也蒙受冤判。第二天，他們把我強行送到浦東新區看守所。然後到我位於浦東新區的租住房內抄家，家中無人，也不知道他們拿走了多少屬於我的私人財產。

在浦東新區看守所的幾個月中，我常常會想，為甚麼做好人，說真話都要坐牢？ 二零零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我被上海市第一中級法院非法判四年有期徒刑，上訴後，被維持原判。不久，我被劫持到上海松江女子監獄迫害。

新兵集訓後，我被分到勞役大隊一大隊，警察派了兩名包夾監視我，無論是洗漱還是洗衣服，包夾都在旁邊，不准我跟別人說話，否則包夾要被扣分。一大隊是專給一家服裝廠加工日本和服，中間穿插做些衣服釘珠、縫紐扣，折月餅盒等，手指經常被針扎的一個個洞，任務很重，白天做不完就晚上做，有時要做到凌晨一、二點。《監獄法》中明文規定了服刑者的勞動與學習時間，上海女子監獄卻從來都是作假不遵守。

四年非法刑期結束後，我母親執意要給我改個名字，把敖朵朵改名為敖譯文。母親認為換個新名字，我以後在工作及組織家庭方面不會受前名字（坐過牢）的影響。在這場迫害中，不得不說父母精神上承受了很大的壓力，給他們的身心所造成的痛苦是巨大的。

非法勞教迫害

二零一零年八月十日，我在上栗縣福田鎮發放法輪功真相光盤時，被福田派出所警察綁架，在派出所，他們搶走了剩餘的真相資料，還給我銬上腳銬，我絕食抗議。下午，萍鄉市六一零組織內的幾名成員來了一會就走了。後來聽我父母說，我被綁架後的第二天，家裏來了一群警察像土匪一樣抄了我們的家，搶走了一些法輪功真相資料。晚上福田派出所警察要劫持我到上栗縣看守所繼續迫害，我不配合，有一個年輕的警察打了已倒在地上的我，強行拉著我在地上拖著走。

在看守所期間，我繼續絕食，八月的天氣非常熱，我全身發燙，一位女看守把我反銬在鐵門上，見我不屈服，就叫了幾個男的在押犯把我押回監房，在監房的床板上對我進行野蠻灌食，用筷子、鐵調羹撬我的嘴，我拼命的用盡全力抵抗，女看守見我嘴裏流出了血，氣也喘不上來了，怕出人命才作罷。絕食九天後，他們急忙把我劫持到江西省南昌市青雲譜女子勞教所非法勞教一年半。剛入所，就見到靠迫害善良法輪功學員升職了的王姓科長，他用那骯髒的手鉗住我的下巴，惡狠狠的威脅恐嚇我。以下是勞教所對我實施的迫害。

一大隊是集中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大隊，我被強制關押在一個只有幾平方米小房間，吃喝拉撒全在裏面，房間內裝了攝象頭，沒有任何隱私。兩個吸毒人員二十四小時輪班包夾，洗澡和洗衣服的時間加起來只有十分鐘。在那個小房間內，我們一天要做十幾個小時的勞役，基本上全是手工針線活，對眼睛傷害很大。我剛去幾天就被吸毒販包夾（受一大隊中隊長陳瑛教唆）毆打過二次。當班警察還會強制我看污衊法輪功的錄像，輪番對我洗腦，企圖摧毀我的信仰。

因有兩次，一大隊警察和包夾毆打其它房間的法輪功學員，我大聲的制止，她們就把我轉到三大隊。剛去就被三大隊包夾毆打了我一次，也被中隊長罰站過。三大隊的勞役時間一天做下來也要十幾個小時，剛開始是吹醫用手套的檢測（灰塵的污染很大），後來是在流水線上做計算器加工（錫線燃燒後的煙有毒），做不完就要加班。長期高強度的勞役和精神緊張使我越來越瘦，臉色也越來越不好看。非法勞教期滿時，我發現竟然還被非法加期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