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我在法輪功學員遭到無名的打壓、無處申冤的情況下，決定去北京上訪。到了北京，便有兩個便衣跟蹤，問我是哪裏人，讓我罵師父未果。他們把我綁架到前門派出所。那裏已有好多被非法抓捕的大法弟子。警察非法審問所有的大法弟子住家及電話號碼。我不想給單位及領導找麻煩而沒報姓名，因那時只要單位有人去北京，就讓領導下崗。

沒有報姓名的法輪功學員，被大客車拉到一個偏遠的郊區，那裏聚滿了警察。有兩個警察叫我下車說是送我回家，問我單位及家裏電話，說讓家人來接，我說放人可以自行回家。他們說：「讓家人來接放心。」我就告訴了他們。可接我的不光有我的家人，同時有三江食品公司的保衛科人員。

兩天不見，我丈夫老了能有二十歲。這兩天他上下找人，托關係，花錢。因他家人飽受文化大革命的摧殘，知道共產黨的殘暴。我被非法抓捕又使他回想起了過去可怕的經歷。那時我上有七十多歲的公婆，下有正要高考的女兒，都需要我去照料，全家都為我提心吊膽……

回到佳木斯之後，我被劫持到佳木斯鐵路看守所繼續迫害，這期間我丈夫到處托人找關係花了不少錢，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被鐵路看守所非法關押了五－六天之後，才放我回家。

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九日上午九點左右，闖靜、文英、劉桂芹、張春英、王玉新、王金霞、張慶余等十五位大法弟子在我家，遭到佳木斯南崗派出所和前進公安分局警察綁架，把我們綁架到佳木斯南崗派出所，在派出所我們被非法審問，其間闖靜和孫玉富曾遭南崗派出所副所長劉金山等人毒打迫害，在晚上五-六點鐘，我們被拉到佳木斯市口腔醫院檢查身體，為下一步迫害我們做準備，檢查身體之後又把我們拉回佳木斯南崗派出所，在派出所非法拘押了一夜，第二天把我們送到佳木斯市看守所，到看守所之後因闖靜出現大流血症狀，被佳木斯看守所拒收，在主謀迫害法輪功的佳木斯市公安局副局長的施壓下，強制佳木斯看守所收下。

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下午，在佳木斯看守所被非法關押了一個多月之後，我與其他五名大法弟子被佳木斯南崗派出所警察送到佳木斯勞教所，到勞教所之後南崗派出所警察讓我們只看了一眼勞教票子，說：「你們被勞教了，勞教時間是一年」。然後他們就走了，也沒給我們勞教票子和其它任何手續。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日，佳木斯勞教所解體，我與其他被非法關押的大法弟子被轉押到位於哈爾濱市的黑龍江省女子戒毒所。大法弟子們被每兩人戴一副手銬，秘密的由警察押著非法轉到哈爾濱戒毒所，一路不許說話，不許吃喝，不許上廁所。窗簾緊拉不許外看。到了哈爾濱戒毒所，迎接大法弟子們的是全副武裝的警察。大法弟子們戴著手銬，拿著包裹，依次被強行帶進所裏。

到樓上，惡警把大法弟子們的生活用品及身上的衣服包括胸罩、內褲從新翻一遍，說是安檢。把我和所有的人隔離，進行「轉化」。五、六個人每天圍著我叫喊，從早晨五點起床到晚上十點，輪番的轟炸，中午不許休息，真是邪惡至極。一天從長春來一瘦老頭，說是高人，宣揚著歪理邪說。教導員張麗逼我去聽，我剛一進門，便被屋裏的氣氛窒息了，胃裏翻江倒海的想吐，發出嘔吐和反嗝的痛苦聲音，吵得那老頭無法再講了，張麗才把我帶出來。她大發雷霆把我訓斥一頓，並罰我坐幾個小時的小板凳（酷刑的一種）。

一個月的隔離終於過去，我離開了那強行「轉化」、圍攻的生活，又轉入車間，開始奴役。每天大量的裝牙籤，並把未裝的牙籤及包裝從樓下運上來，再把成品運下去。一年四季喝的都是湯，嚴重缺乏營養，體力不支，常常累得頭暈目眩……大法弟子都由包夾看著，不許說話，不許走動，是一點自由、尊嚴都沒有的生活。

在黑龍江省女子戒毒所，管理科的劉某、梁X梅和大隊長牛曉雲、劉巍、中隊長孫寶蓮、劉麗，警員王海英、於淼、謝麗佳、姜周、張春景、於坤、陸博雅、師帥、何X娜等勞教所警察，不僅在身體精神上折磨，對洗漱上廁所也必須按照他們的規定時間，每次不能超過幾分鐘，時間根本不夠用的，加上那些猶大在警察的授意指使下，在各個方面處處刁難，尤其對於沒「轉化」的大法弟子只能在宿舍內的塑料桶裏方便，還不能及時倒掉，得等著批准才能去廁所倒掉，吃喝拉撒都處在一個狹窄空間。

一個多月以後，我們回到監舍，因為一直沒有被所謂轉化，我們就一直呆在這個「入所一班」，也就是不能減期不能享有警察規定的所謂「權利」，如不能親自給家人打電話，不能會見家人等等。

警察又怕我們這些沒轉化的去車間幹活影響其他人，又不甘心讓我們閒著，就弄了一個小車間強制勞動，並且讓一個賣淫的天天看著我們，在這種黑白顛倒的地方，偷盜、搶劫、賣淫、賭博的都成了警察的得力幫兇，在無知中跟著犯罪。

直到二零一零年的九月十八日所謂的勞教期滿才放我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