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寶珍請司法機關追究首惡江澤民的刑事責任，將其繩之於法。

以下是余寶珍在控告書中敘述遭迫害事實：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澤民發動的那場對法輪功學員善良民眾的殘酷迫害，對於我的家庭而言是滅絕性的災難。我們信仰真、善、忍，在社會上做好人，何罪之有！可我活生生的獨生兒子卻在這場浩劫中被無辜地奪去了年輕的生命，身後留下一個三歲的女兒。

我的媳婦是湖北崇陽縣人，因丈夫離世後，她就失去了落戶的條件，原籍又不恢復她的戶籍，沒有戶口，沒有身份證，四處打工謀生都面臨重重困難。我感謝善良的媳婦在磨難中與我兒子結為夫妻，從此我承擔了養育孫女的全部責任。

十多年來，我忍著老年喪子的痛苦，養育著幼年喪父的孫女。我祖孫三代，孤兒寡母，就這樣承受著人們難以想像的痛苦，艱難地走到了今天。

我的兒子，萬里驥，原為江西省公安局特巡警支隊東湖大隊公安幹警，於一九九七年九月開始修煉法輪大法。兒子為人誠實、善良、憨厚，修煉法輪大法以後工作更是兢兢業業，多次立功受獎，得到鄰里和同事們的一致好評。

我是一名企業單位的退休工人，修煉前疾病纏身，自修煉大法以後，身心健康，學會了善待他人。那時我母子二人沐浴在大法中的那份美好，深深地銘刻在我的內心世界，那是我終生難忘的幸福。

一九九九年，江澤民發動的那場對「真、善、忍」信仰者的迫害，把我母子捲入了痛苦的深淵。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我被非法勞教一年。在這一年裏，我受盡了非人的折磨。

可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開始，對我兒子而言，那就是暗無天日的歲月。七﹒二零當天，兒子被劫持到單位的黑監獄關押折磨。那時邪惡之徒對我兒子幹了些甚麼，我無從知曉。

可是一年以後，我從勞教所回來，見到的是面目全非的孩子。一米八零的個子，體重一百八十斤的兒子瘦到九十斤，身體彎曲，人完全變了形。

但就是這樣惡人還不放過他。九九年十二月，他們將我兒子開除工作後，送往看守所繼續折磨。

有一次，我去看守所看望孩子，碰到一位「外勞」告訴我：「你是萬里驥的媽媽嗎？趕快想辦法把他弄出去，這孩子很可憐，被打得吐血，否則會死在裏面。我訓斥那些打你孩子的人：‘你們再打萬里驥，我對你們不客氣。’他們回答：是上面叫幹的。」

我的心碎了！我四處奔波，求人！放人！得到的答覆像釘子那樣的堅硬：「不轉化，死在裏面也不放人。」轉化甚麼呀！做好人何罪之有！往哪裏轉呀！那時的我痛苦至極！如果可能，我願意替孩子去死。那時的兒子已經不能吃，吃了就吐；不能睡，因為腹腔時不時的劇烈疼痛；身體不能伸直，每天二十四小時身體蜷縮成一團。兒子的身體就在這種極度痛苦的情況下，仍被看守所關押折磨了半年之久。

二零零一年五月回家後，我帶兒子去醫院檢查，胃鏡做到哪，哪沒問題，就是痛，只查到了血色素連正常人的零頭都沒有。這種身體出現的異常現象，醫院診斷的結果只是：胃炎？還打了一個大大的問號。這不是個迷嗎？！

那時我家四口人，兒、媳、孫女和我，只靠我不到五百元的內退工資生活，孝順的兒子，不得不拖著疼痛虛弱的身子四處去尋找工作。在那兩三年間，他送過報紙；做過超體力的沙泥工；給餐館打過雜；做過保安。

可是江氏集團、邪惡的六一零等相關機構一刻也沒有放鬆過對兒子的迫害，不僅三天兩頭上門騷擾、跟蹤、抄家，就連三更半夜都會有不明電話過來詢問，沒有一天讓人有個安寧。

而且，孩子每每找到一份工作，就會有人追到那裏，讓老闆辭退他的工作，就算在我非常親近的親戚那裏打工，也會讓我親戚感到恐懼和為難。並且，惡人們非法吊銷他的戶口、身份證，讓孩子寸步難行。

我們無從知道，這些將我孩子置於死地的指令來自哪裏。我們在社會上做好人，與任何人無冤無仇，為甚麼要這樣完全剝奪我兒子的生存權利。

二零零三年一年之內，他們三次送他去看守所、洗腦班，兒子反覆遭受的是精神上、肉體上的嚴重摧殘。

長達五年之久，一刻也不停緩的身心折磨，可憐的兒子已經沒有了能夠生存的空間，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九日在家中含冤離世。

在去世的第二天，鮮血從他鼻子不停地流出，有兩名當地民警來到家裏，親眼目睹，他們嚇得直往後退。當時請來了醫務人員，他們也無法解釋，人去了，血液為甚麼凝固不了。

孩子被草草火化的前後，有多輛黑色轎車跟蹤、監視，這又是為了甚麼？當時的我只有無助和痛苦！

事後我冷靜地回憶：難以想像，迫害前，一個身心健康的孩子，幾年後怎麼身體出現這麼多無法解釋的現象呢？是江澤民實施的對法輪功學員「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的恐怖滅絕政策將我兒子置於死地的呀！孩子身體的一切異常現象，就是鐵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