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濤夫婦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將控告首惡江澤民的《刑事控告狀》郵寄給最高檢察院及最高法院，並於六月二十九日收到「已妥投：高檢院單位收發章簽收」的短信。

以下是柳濤、薛建麗在控告書中揭露自己遭受迫害事實：

柳濤自述遭迫害致殘經歷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澤民發動了對法輪功的瘋狂迫害。從此我家裏電話被監聽，樓下有人監視。

二零零零年七月十四日，我和妻子薛建麗依法去北京上訪，講清大法真相，結果遭到警察的暴力毆打，致使左肋骨斷裂一根，右眼下撕裂兩公分，整個臉部腫得變形。送入北京門頭溝看守所。後被石河子國保接回關入石河子第一看守所，在本人不在場的情況下非法抄家，同時向我父母敲詐勒索了兩千元，說是接我回新疆的路費。二零零零年九月一日我被非法勞教三年。石河子八一棉紡織廠非法開除了我的工作。

我從勞教所出獄後，被迫流離失所到福建廈門打工。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九日，我和妻子薛建麗同時被廈門思明區國保警察綁架，關入廈門第一看守所，警察在家裏無人的情況下，撬門入室，非法抄家，拿走師父法像、大法書籍、電腦、打印機、手機、現金、銀行存摺等私人財物。後我被非法勞教兩年，被關入福建儒江勞教所。

長期的精神和肉體折磨，使我在二零零七年九月被迫害致癱，送入福建建新醫院，醫院CT拍片查出雙側腦幹梗塞，當時積極配合醫院做藥物治療，可病情越來越嚴重，雙眼接近失明，幾乎全癱。當時的專家醫師對我說：「我已經盡力了，外面的大醫院也是這些方法。」我對她說：「藥對我既然沒用，那就從此斷藥。我就煉功。」她說：「現在用藥病情都在惡化，不用藥馬上就死。」我當天就在床上開始煉功，逐漸一天一天好起來，能下床了，後來自己能打飯、上廁所。同室的病友都驚呼大法的神奇，並要和我一起煉功。後來我被保外就醫，回家後繼續修煉法輪大法，沒吃一粒藥，一個月後身體完全康復。

二零零八年六月，因中共要辦奧運的緣故，對我二十四小時監控，走到哪裏都有人跟蹤，不允許我上班，因此我又失去了工作。

二零一二年九月，臨近邪黨十八大召開，石河子「十日」警察監控、騷擾我家和我母親家，並揚言，只要我離開石市，他們馬上就抓。一輛警車一直停在我家樓下，直到十八大結束。

二零一三年八月七日，我在上班地點被石河子「十日」、街道、社區等人強行綁架到烏魯木齊兵團辦的洗腦班，迫害了二十多天。當時誘騙我和我的家屬說：「工資照常發。」可從洗腦班回家至今，幾千元的工資杳無音信。

每到過年及敏感日，警察都會有不同程度的上門騷擾或電話騷擾。給我的生活、工作帶來極大的不便。因為江澤民集團的株連迫害政策，也給我的父母兄弟、親朋好友生活在長達十六年之久的恐懼之中。

薛建麗自述曾綁架、遭藥物迫害經歷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我因不放棄法輪大法修煉，受到單位歧視，把我放到幹部編制之外，到車間第一線做基層工人。

二零零零年七月十四日，我和丈夫柳濤去北京上訪，被警察綁架到北京房山區看守所，後又轉入河北石家莊讚皇縣看守所，我遭到女獄警暴力毆打，導致右耳流膿，失去聽力，右半個腦袋沒有知覺；腰部到臀部黑紫腫脹，不能坐，不能躺，只能趴著。後被新疆石河子國保關押到石河子第一看守所非法拘留十五天。

因不堪忍受「十日」操控單位領導、同事對我的監視、跟蹤、恐嚇、抓捕，我們夫婦於二零零一年一月被迫離家，開始了顛沛流離的生活。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九日，我和丈夫柳濤在福建廈門被綁架，遭到廈門思明區國保大隊姓林警察的暴力取證，幾個男警扭住我的胳膊，在我疼痛難忍時，強行掰開我緊握的拳頭，在他們的筆錄上按上我的手印。二零零七年一月，我遭非法勞教兩年。福州女子勞教所對我的迫害有：強迫看誣蔑大法、誹謗師父的錄像，罰站、坐小板凳、限制人身自由（限制上廁所）等體罰。兩年來不讓購物、不讓接見、不讓與親人通電話。

兩年勞教到期時，勞教所又對我非法加期四個月，在加期期間，在我的飯裏放不明藥物，導致我前胸後背出現紅疙瘩，奇癢難忍，雙腿腫脹麻疼，導致膝蓋以下沒有知覺，雙腿不能行走。獄警讓犯人背著我強行送入福建建新醫院，醫院也沒檢查出甚麼毛病，最後以營養不良放棄了對我的「治療」。我於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出獄。在回家的路上一瘸一拐的，很多人把我當成了殘疾人。回家後通過學法煉功才恢復健康，跑跳自如。

二零一三年八月七日，石市「十日」警察伙同社區人員企圖綁架我去洗腦班，我得知丈夫已被綁架，所以沒有回家。結果「十日」警察闖到小叔子工作單位、我父母家騷擾，企圖抓我。他們還威脅我的老母親：「我們社區有二百多號人，天天輪流到你家找她，看你說不說。」我有家不能回，再次流離失所到外地。

十六年來，我的父母公婆、兄弟姐妹同樣受到不同程度威脅、恐嚇、騷擾。給他們身心帶來嚴重傷害，特別是父母、婆婆整天提心吊膽的生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