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一九九九年法輪功遭中共迫害後，我所在的學校校長就不斷的找我，以停工資、停課、直至開除相威脅，要我放棄修煉大法。那時我的工資也只有一千元左右，可他們想將我放哪就放哪，他們不用我了，我就覺得自己無法生存下去了，所以那時的壓力非常大。後來一連串的非法關押、判刑，我逐漸清醒了：我不能依靠這個迫害大法的邪黨來生活。

在邪惡的監獄中，警察要我去做奴工，我說：邪黨迫害我，我還去為它幹活？在監獄中，我從沒幹過活。但我也在想，邪惡迫害我們，但我不能把迫害當作藉口，我得為將來的生活打好基礎，得為我的親人負責任。於是我每天除了把所記得的師父講法背一遍以外，也學習自己的專業知識，包括五筆打字。而今天，這些都派上了用場，包括我現在的交流文章，我是一邊想著要寫甚麼，一邊就在電腦上打字出來了，幾乎就像在紙上寫字一樣的自然。

出獄後，我得知學校已經找了個藉口將我除名了。於是，我和家人來到了另一個陌生的城市。剛到新城市，一切都得花錢，租房、買臥具、廚具，把我們手上的錢用了個乾乾淨淨，為了補課，我還借了幾千元錢買了台新電腦。不久，我找到一個小的補習學校教書，每月工資四千多，才算安定了下來。

一年後，我有了自己的學生，每月能掙八千左右，週一到週五的白天都是我的休息時間，我可以自由的學法、煉功，晚上上完課後，就走街串巷的發真相資料。

後來由於兒子的學籍問題，上學很困難，我又到一所私立學校任教，每月六千元左右。那時學校的課很多，一方面我得教好學生，另一方面我還得去講清真相、救人，時間少。於是我選擇了手機講真相的項目，我買了一輛電動車，下了班就和妻子一起上街，打真相電話。由於這間學校是封閉式管理，校長不喜歡老師們經常往外跑，有些老師好打麻將，經常晚上出門，第二天早上趕回學校上班，校長很不高興，時常在大會上不點名的批評，還因此開除過老師。這引起了我的思考：常出去吧，校長不高興，不出去吧，這講真相救人可是個大事。我得有大量的時間來講真相、救人。於是我又選擇辭職。

其實當時有許多的困難，包括兒子的學籍問題，但我們都知道救人是第一位的。而當我們下定決心後，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我離開這所私校後，意外的結識了兩個老師，都很有能力，於是我們辦起了補課點，而且操作得很順利，專業化分工很明確，各負其責，教務老師排好課，我們只管上各自的課就行，很省心，而且每月收入總在一萬元以上。

當初我們經濟上被迫害很艱難的時候，岳父總是叫我們週末去玩，然後弄一滿桌的菜，說是給孫子吃的。我們都知道，他是想給我們改善一下生活。姨姐們有時也請我們去幫一下忙，然後送我們一大提兜雞蛋或肉食甚麼的。我心裏明白，他們只是同情我們，但對大法還不認同，因為他們看到善良的人總是受欺負而不得好，還給親人帶來麻煩，所以不覺得「善」有甚麼好。我想，大法帶給我們的身體健康與思想境界的提高，他們都看在眼裏，但在邪惡的迫害中，生活上的困難把這些都給掩蓋了，致使他們不能認識到大法的美好，甚至有的人病的很嚴重，也不願意來學大法。所以這不僅僅是對我們的迫害，同時也是對我們親人的迫害。

我一定要改變這種狀況，向他們展現修大法的美好，救他們。這幾年，媽媽的生活費用幾乎都是我在付；大哥去世後，我與親人們商量著辦喪事，我承擔了主要費用，還給了大嫂留了錢（她沒有工作），並出錢給家裏打井；三哥買房子，我資助他一萬……親人們也從中認識到我們修大法的美好，去年過年，已有幾個親人三退了，其中大嫂還主動要求學大法。

經濟條件一步步改善，而我們的生活依然簡樸。有幾位被邪惡迫害的同修先後到我們家住過，同修A在我們家呆了一個多月，期間還有個小笑話。那天他剛來時，因為是另外同修介紹的，與我們不認識，我問他吃過飯沒有，他說沒吃，又問他吃東西有沒有特別的喜好或忌諱，也說沒有，於是我親自給他下了一碗麵條。同修A邊吃，我們邊圍著他說話，他吃的很慢，我們也沒有注意。後來他說：那天的麵條沒放鹽，桌上又沒鹹菜，又不好意思說，他是強嚥下去的。難怪他後來老是搶著做飯。

同修B做了幾樁生意都沒成功，我和他交流自己對做生意的體會，就是心要正，到底我們為甚麼要賺錢？賺錢幹甚麼？剛開始同修B覺得這只是我一個人的特例，沒太在意。一天他突然對我說：遇到同修C，和你的體會一模一樣。同修C說，作為一個修煉人，你賺錢的目地是甚麼？是為了自己生活的好，還是為了救人？是為了自己擺脫魔難，還是要展現出修大法的美好？同修C說當自己擺正這些關係之後，他發現總有人找他合作做生意，甚至沒錢都要先借給他，反正是要他參加。而且每樁生意都賺錢，好像是有人送錢給他賺一樣。我聽了也很感慨，師父說過「富而有德」[1]的法理，這不也是大法的美好在人間的展現嗎？

以上只是我的個人理解，不當之處，請同修們慈悲指出。

註﹕
[1]李洪志師父經文：《精進要旨》〈富而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