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痛苦之際，我有幸修煉了法輪大法。

「你教孩子半年比他六年學到的東西還多！」

師父說：「我們作為一個煉功人，矛盾會突然產生。怎麼辦？你平時總是保持一顆慈悲的心，一個祥和的心態，遇到問題就會做好，因為它有緩衝餘地。你老是慈悲的，與人為善的，做甚麼事情總是考慮別人，每遇到問題時首先想，這件事情對別人能不能承受的了，對別人有沒有傷害，這就不會出現問題。所以你煉功要按高標準、更高標準來要求自己。」[1] 師父的法打開了我的一個個心結。

在教學中，過去我是為考試而教，為學生的分數而教，為自己的名利不受損失而教。修煉後，我調整了教學基點，站在為學生的成長角度上，把教學目的定為如何把學生培養成一個身心健康的人。

首先我把「真、善、忍」的理念貫穿於教學管理中。我們的班規是：誠實是我們的品質；善良是我們本性；寬容是我們的胸懷。並將其用大字寫出來貼在牆上。每週的例行班會，過去就是批評會，我一改過去的做法，班會上不再責罵學生，而是圍繞著這三句話給孩子們講些做人的道理，深入淺出的舉些例子。

師父告訴我們：「為人類負責一定要教育孩子，告訴他們甚麼是好，甚麼是不好，他都會裝進腦子裏。就像一個皮包，這個皮包裏裝了一些個金子，那麼人家會說你這是金子；你的皮包裏裝了一些個土，那麼人家會說這是土。所以人就是這樣。」[2]

千真萬確，我發現「真、善、忍」對孩子的影響很大，學生在作文、日記中反映出來遵循「真、善、忍」的理念成了他們評判事物是非曲直的標準。後來學生間再發生矛盾時，學生們都會先看自己，矛盾面前不再是解釋、開脫自己，指責對方，而是先說自己錯在哪裏，下次不再犯了。學生們變得越來越懂事。同事們都說我的班主任當得輕鬆，有的家長還對我說：「老師，你教孩子半年比他六年學到的東西還多！」我說：「這是我的老師教我的。」

我班上有一個很調皮的學生，因為他常逃學、不交作業、打架，課堂上搗亂，各個科任老師對他非常頭疼，他已成了老師們的心病。

師父的一段話常在我心中迴響：「我不只教了你們大法，我的作風也是給你們留下來的，工作中的語氣、善心，加上道理能改變人心，而命令永遠都不能！別人心裏不服而只是表面的服從，那麼看不見時還會按著自己的意願行事。」[3]

我反覆背記師父的這段話，去掉對孩子的偏見，站在孩子的角度為他著想：他生活在一個離異家庭，父親下崗失業了，他和爺爺、奶奶住在一起。我去過家訪，他們的生活質量是極低的。再和孩子交談，擺正了心態，完全站在為他著想的角度，講了一些做人的道理。沒想到孩子眼淚嘩嘩往下流，這在以前根本不可能的。從此，這個孩子乖了很多。我親身見證到了「真、善、忍」的巨大法力，法輪大法真的能善化人心。

大法教會我為他人著想的同時，也使我學會了尊重他人。在大陸，家長座談會已成了一部份學生和家長恐懼的事，因為開家長會，都是各個老師羅列各個學生的缺點，然後批評一番，家長們也都是戰戰兢兢地坐在下面，擔心自己是否又要面子掃地了。修煉後，我一改這個模式，把學生一個學期來各個方面的進步和提高記下來，在家長座談會上對孩子進行表揚，這樣一來可以增強學生的自信心；二來可以給家長與孩子之間搭建一座溝通交流的橋樑，而學生存在的問題只是在會下與家長單獨交換意見。同時我還把從修煉中學到的為人處世的道理與家長們分享，得到了家長們的贊同，以至後來開家長會，我剛走進教室，還未開口，家長們就報以熱烈的掌聲。

修煉後，家長、學生給我的掌聲更多了。有一階段，由於中共的迫害，我上課、當班主任的權利被剝奪。但其他老師生病、有事總讓我代課。即使這樣，每一節課我從不敷衍，認真講課。初一、初二、初三的課都代。幾乎代課的每個班級都有學生對我說，「老師，以後你就來給我們上課吧！」「老師，你來做我們的班主任吧！」

有的班級我第一次代課，剛走進教室，學生們就報以熱烈的掌聲。我深知，這掌聲的背後傳遞著一個信息，那就是社會需要真、善、忍，人人內心都渴望真、善、忍。

當我遵循「真、善、忍」的原則修正自己的一言一行時，學生學習也由被動變得主動了。有時測驗沒考好，學生們主動在中午十二點放學後留下來背書半小時，這在過去是根本不可能的。有個學生，經常逃學，他的班主任的課也逃。學生們告訴我說，他只來上我的課，而且從不逃課，期末考試我所教的學科他考及格了，他的班主任對我說：「這種學生你也能教及格？」覺得不可思議。其實，我知道並不是我自己有多能幹，而是我從法輪大法中修出的善念、善心，感動了孩子的心，其實人心是相通的。

記得二零零三年我被迫害從勞教所出來後回來上班時，我的學生已經畢業。有的同事告訴我，我不在時，學生們不聽其他老師的話，也不聽校長的話。校長讓他們跑步，有個男生居然躺在地上不起來了，校長很生氣。聽說我回來了，學生們都來看我。那個躺在地上的身高一米八幾的男生也來了，他特意花了一百元錢買了一大束百合花送給我。我說不該買這麼貴的花。他說：「老師！應該買。」而後他和我談了許多他對人生的思考、態度，我發現他做人做事理性、沉穩了。他自學考了各種資格證，辦了自己的公司，效益很好。還把同班其他同學招進公司就業，每月給同學三千元工資。當我問起他當初為何躺在地上不起來時，他說：「老師，我們班的同學不是要和其他老師和校長對著幹，我們只想告訴他們，我們不接受他們的那種教育方法。」

我一聽心裏就明白了，孩子們已經有意無意的在用「真、善、忍」的標準來衡量身邊的人和事。我沒再說甚麼。後來校長和我談話，第一句話就告訴我：你的學生很可愛。可能校長也明白了學生們的意願。

現在想想，如果我沒有修煉大法，我也會像過去那樣，遇到問題只會用命令、強制、責罰的手段解決，真的很可怕。

關押我的國保大隊長：「以後我的孩子也讓你教」

修煉前，教書備課是很煩、很頭疼的事。每篇課文要先看大量參考資料再寫教案，教學步驟、教學的每個環節、每個問題如何講解，每句話如何講都要詳細寫出來，就這樣還唯恐不周到，怕寫漏了講漏了。所以每天就是大量備課、講課、批改作業、解決學生學習中的各種問題。因此，每天很累很辛苦，心情很煩躁，導致老師們對學生也就非罵即罰，甚至動手打學生。

修大法後，大法的超常玄妙在我的教學工作中常有體現。修煉不久，我就走出了上述這種心靈的陰霾。師父開啟了我的智慧。每篇課文翻開看一遍，腦子中就明確知道哪些是重點，哪些是難點，我也不再寫長篇教案了。由於心中教學目的明確，所以課堂上圍繞教學的重點、難點，讓學生提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這樣課堂上學生主講，我點撥的講，既減輕了我的教學負擔，學生又在主動學習中提高了積極性，也在思考分析過程中不用死記硬背就掌握了相關的知識，而且還培養了分析問題、判斷是非對錯、解決問題的能力。實踐證明教學效果越來越好，來聽課的同行，面對課堂上學生呈現的對事物精彩的見解，對我說：「你的學生講出的答案都是標準答案。」我所教的班級無論在市裏的統考、中考中成績都很優秀，所以這些年無論我的為人，還是教學能力都得到了學生、家長、同事、領導的認可。

一次，本省一個教育專家，一大清早突然來到我們辦公室說要聽我的第一節課。我當天正好要評講試卷，他說評講試卷他也要聽。搞教學的人都知道評講試卷的課是不容易精彩的，相反失敗的機率很大。我從教二十多年，從沒聽過評講試卷的公開課。但我沒多想，聽就聽吧。

那天我的講課內容、結構絲絲入扣，有些環節的設計過去想都沒想過，那時就能脫口而出，好像早有安排。我批改試卷時作了很詳細的記錄、點評，此時全用上了。課後專家講評這節課，我發現他原本是想來挑毛病的，沒想到我這一節課把他一輩子研究的這方面的教學經驗成果全體現出來了。後來他讓學校組織本學科所有老師來聽我的課。課成功了，我沒有絲毫的歡喜，我深知這一切都是師父給的，是大法給我開智開慧的結果。

二零零二年，我被國保警察綁架。他們為了獲得構陷我的所謂「證據」，到學生中、我的同事中、校領導和家長中對我進行調查。非法審訊我時，警察告訴我，所有的人對我的反映都是正面的。我告訴警察：修「真、善、忍」的都是好人。後來該國保大隊的大隊長居然說，他以後也想把他的孩子送來讓我教。

師父說：「佛性人人有」[1]。人明白的那一面是心存善念的。警察中的絕大多數也是被中共利用、毒害、不明真相被動參與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他們的內心深處也都有對「真、善、忍」的渴望。

「我沒有想到你會接受這樣的安排」

從大法中明白了人生「不失者不得，得就得失」[1]的道理後，我對名利看得淡了，單位評職稱不去爭了。

二零零三年被非法勞教回來後，本市610辦公室（中共成立的專門迫害法輪功、類似納粹蓋世太保的機構）、政法委授意教育局和學校，不許我上講台，我的職稱也由一級教師降為職員。一位副校長對我說，你不上課，是對教育資源的浪費。後來學校缺教師，校領導瞞著上級，讓我承擔教學工作。我欣然接受。這樣我就拿著職員的工資做著一級教師的工作，心中沒有不平，沒有怨恨。教導主任說：「我沒有想到你會接受這樣的安排。」是的，我堅信「真、善、忍」能夠化解一切誤解與不公。

這些年來，家長給我送來的禮品很多。有的學生畢業後，家長專門給我送來金戒指以示感謝。平時過年過節的禮品更多，代金券多則上千元，少則幾百元；水果、食品、衣物等等各式禮品都有。這些禮品我都一一退回，實在退不掉的就折成現金或其它禮物回贈家長。一路走來，覺得這種乾乾淨淨做人的感覺真好。

修煉「真、善、忍」讓我的內心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真誠代替了虛偽，善良代替了自私，寬容代替了狹隘，平和取代了焦慮。修煉法輪大法使我受益太多太多，即使用盡人類的語言也無法表達對恩師的感激之情！

註﹕
[1] 李洪志師父著作：《轉法輪》
[2] 李洪志師父著作：《歐洲法會講法》
[3] 李洪志師父著作：《精進要旨》〈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