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時候，我是基層法庭的庭長，掌管著幾個鄉鎮的民事案件的審判權。面對各色打官司的當事人以及領導、同事、親友等整個社會大環境的影響，很難獨善其身，也經受不住名利情的誘惑，造業一身，年紀輕輕，渾身是病，肝膽脾胃心沒有一處是沒病的，還患有慢性腸炎和嚴重的慢性鼻竇炎，鼻竇炎犯的時候，晚上睡覺會被憋醒。

得法洪法

在得法修煉後，我按照「真、善、忍」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在學大法的過程中，遇到矛盾向內找，看自己。修去自己不好的一思一念，心性不斷得到昇華。自己就是這樣在修煉中不斷同化大法，不斷昇華自己，不斷提高境界。身體也達到了無病一身輕的狀態，有更大的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中。看到我無病一身輕的狀態，家人也無比高興，非常支持我修大法。

在修煉中，我逐步修去常人的惡習，不斷改變自己。例如，不再接受打官司人的宴請、禮品等，無論打官司的人對自己甚麼態度，對自己是否理解，是否有人講清，處理案件都做到公平、公正，起到懲惡揚善的作用。也要求本法庭其他人員注意不做以權謀個人私利之事。讓他們多做換位思考，如果自己不是法官而是打官司的人，自己希望碰上甚麼樣的法官處理糾紛呢？也給他們洪法，講給他們「真善忍」的美好和善惡有報的道理，使他們也能做好人，做好法官。我還向法院的領導、中層領導和其他法官及人員洪法，並贈送《轉法輪》給他們看。他們也非常認可法輪功，非常認可「真善忍」。因此，我所在的法庭風氣很好，連續幾年受到中級法院的表彰。

迫害驟起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氏邪惡集團利用中共邪黨荒唐的發動了對法輪功的全面迫害。一時間黑雲翻滾，血雨腥風，鋪天蓋地。

此時的單位領導和同事，在中共邪惡的壓力和毒害下，不再認可法輪功，不再認可「真善忍」，他們站在了迫害者的一邊。這使我內心很痛苦，但我堅信：法輪功沒有錯！我會堅修到底！

我向家人、同事、領導講真相，給他們講法輪功教人做道德高尚的人，家庭中需要道德高尚，單位中需要道德高尚，社會上需要道德高尚，法輪功正是這樣做的，師父正是這樣教導弟子做道德高尚的好人和更高境界的好人並指導弟子修煉，沒有任何政治目地，這對整個社會不都是個好事嗎？

一次院長找我談話時，他要求我與法輪功劃清界限。我告訴他：「我煉法輪功道德高尚，身體受益了，無病一身輕，這你是知道的，這是師父給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怎麼能翻臉不認師父，揭批呢？那還是人麼？！就像你提拔了甚麼人當庭長和副院長，在你蒙冤遭難的時候，你提拔的人倒過來揭批你，你會好受嗎？揭批你的人能是好人嗎？」院長語塞。

就這樣，誰找我談，我就給他講真相，他們說：「沒有‘轉化’你，反倒被你轉化了。」後來悟到：講真相的過程就是除惡的過程，就是救人的過程。

三次進京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我放下手頭工作，踏上了去北京上訪之路。二零零零年，我又兩次進京證實法。第三次我在天安門廣場煉第五套功法，被警察綁架到天安門公安分局。警察要我登記身份。我當時想，我就是修煉大法的，就是來堂堂正正證實大法的，登記就登記。我給他了身份證，告訴他我就是一個法官，任職庭長，因修煉大法被免職了。登記完後我就轉身走出了房間。走廊上兩側每隔七八米就站著一個警察，我目不斜視地走出了天安門公安分局大門。剛出門，一輛空著的出租車就斜插著朝我開過來，我一招手就停了，司機載著我直奔火車站。

後來我認識到在天安門公安分局配合登記身份信息是錯誤的，引出後邊被加重迫害。

從北京回到家，第一件事是想睡覺。但是妻子像是失去了理智，不讓我睡覺，鬧著非要離婚。我想：不能離，離了怎麼救度你呢？這一念就破除了舊勢力利用妻子干擾我，並奠定了她將來得法修煉。我說：「我先睡覺，下午上班回來再說。」心裏想：「下午上班也許回不來了呢！」就這一念，被舊勢力抓住把柄。

從北京到回家的路上，我人還沒有回家，電話已經從北京打到了省政法委，又從省到市政法委，市政法委書記要求縣級市政法委進行嚴肅處理，政法委通知法院院長，法院院長一天之內跑了三、四次政法委，聽說為此院長還寫了書面檢查，中共邪黨的株連政策可見一斑。

法院領導以談話為名將我軟禁在辦公室，然後綁架到轄區派出所。我在派出所被非法拘禁兩天兩宿，警察企圖對我非法勞教。在被拘禁的第二天晚上，我找派出所警察說：「你們拘禁是非法的，出了問題你們負全部責任！」我想，我不能接受迫害，我要破除它！晚上趁他們不注意，我從二樓窗戶跳下，當時覺得腰部促了一下，躺在地上，腰部很痛。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有師父保護，沒有事兒。我慢慢爬起來，穿上大衣，慢慢往家走。結果在路上又被警察綁架回派出所。

第二天，法院派人把我接到一家賓館軟禁起來。原來是上頭不同意批勞教，說法官被勞教影響政法系統形像。其實是師父的呵護，人怎麼能說了算呢？

我被單位法警等人員輪流看守。妻子到處打聽我的消息，後有善良的同事悄悄告訴她地點，她去看我，當時我腰部疼痛，不能彎腰、下蹲。妻子要求到醫院檢查。檢查後發現我腰椎骨折。我堅信大法弟子沒有事兒，堅持煉功，很快就恢復正常。看守我的人都感到神奇。

我要求立即回家。結果，院長在邪惡的壓力下，瞞著我的家人偷偷將我關進了精神病院。

精神病院

當時我們這個縣級市，就有四、五十餘名法輪功學員被非法關押在此精神病院迫害，我是其中之一。我們每天被迫打針、服藥。後來增加了一種小白藥片，吃後會使人昏昏欲睡，記憶力減退，甚至有可能喪失部份記憶力，並嚴重損壞肝臟，對人體非常有害。

開始，我採用躲過護士的檢查後，再偷偷把藥吐出來，並在醫生面前假裝昏睡不醒，精神不振。結果他們不再增加藥片。我想，這畢竟是人的做法，不符合大法弟子堂堂正正修煉的原則。於是，我在吃飯時與在同一樓層的六位同修商量如何破除這種邪惡迫害，我們決定晚飯後集體煉功。

剛開始的時候，那些良知尚存的值班醫護人員沒有管，我們很高興。也許是起了歡喜心，一天晚上，我們正在煉功時，被姜姓科主任（已經被國際追查組織列為被追查對像）發現，他魔性大發，對我們幾個人拳打腳踢，大打出手。我的眼部被他一掌打腫。第二天，他將我們六個大法弟子叫到大廳中，逐個綁在吃飯的長方形桌子上，兩個男護士一邊一個雙手摁著我的背膀，使我坐在凳子上不能動，姜姓惡徒就用布帶子將我的雙胳膊和手綁在長方形的飯桌上。然後將電針插在我雙手的虎口上（拇指與食指之間部位），電針連接類似變壓器儀表，儀表連接電源。姜打開儀器開關，加大電壓檔次，頓感雙臂麻木疼痛，開始還能堅持，心想，我是大法弟子，不能在邪惡面前表現的痛苦，但是，那種痛苦會使人緩不過氣來，像要窒息一樣，會不由自主的張大嘴巴，「啊！──」長長的喊出聲來，電壓檔次越高，喊聲越長越高。那些目睹此一酷刑的真正的精神病人，一個個嚇得躲到牆角，連大氣都不敢出。

酷刑沒有使我們退縮。一天晚飯後，我們幾個人切磋，認為應該堂堂正正的反迫害，拒絕吃藥，絕食要求回家。第二天，我們同時拒絕吃藥，同時絕食。第一天，院方還不在乎，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醫護人員開始對我們強行鼻飼，幾個人把我摁在床上，一女護士長從鼻孔給我插管子，她有意使勁往下插，再抽出來部份來，再使勁插進去，再抽出來，如此反覆刺激胃壁，使我噁心嘔吐、喘不過氣、說不出話來。鼻飼液體裏加進了不明藥物，每次灌食後，我都感到渾身發熱，煩躁，心神不寧，昏昏欲睡。

據悉，當地政法委對此事非常緊張，多次到醫院詢問為甚麼絕食，是誰組織的？他們認為我們是有組織的統一行動。到第十天我們被換到洗腦班，被關到洗腦班的同修被換到精神病院。我在洗腦班被非法關押兩個月。加上在精神病院被非法關押兩個月，共計被中共邪黨非法關押四個月。

自那次絕食後，我的胃健康如金鋼鐵鑄一般，過去餓了胃會難受，吃多了胃也難受。如今不管吃多吃少，胃部都不會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覺。我知道是師父給我淨化了身體。

解體迫害

二零零七年，法院新來了一位年輕院長，聽說我煉法輪功，還講真相，要罷免我的審判員職務。並由幾個副院長集體談話，說：「我們受院長委託找你談話，第一，寫出書面保證不煉了，不宣傳；第二，罷免你的職務，人大常委會的材料都準備好了，就等你自己選擇。」我說：「我煉法輪功沒有錯！我的職務你說了不算。」他說：「誰說了算？」我沒有回答他，心裏想：「我師父說了算！」

之後我向內找，找到自己還有怕心，還有利益之心，怕丟失利益。雖然自己有執著，但是也決不承認舊勢力的迫害，師父不承認舊勢力的安排，弟子也不承認，在大法中通過學法修煉就可以歸正自己，就能夠在大法中昇華，舊勢力不應該存在，其安排也不應該存在。

我和妻子（妻子和孩子也已經得法修煉幾年了）一起發正念，清除一切邪惡因素。又用真實姓名寫了一封真相信複印了多份，分別寄給人大常委會的主任、副主任和我知道名字委員，內容除講明法輪功真相外。還揭露了法院打著人大旗號對我進行迫害的情況。後來免職的事兒法院就撤回來了。

二零一四年二月一個週六上午，我和妻子帶上神韻光盤沿街給商店發送，結果遭人惡告，被警察綁架到派出所。我們不配合，零口供、拒不簽任何字，就是講真相、發正念，在師父的呵護下安全回家。在常人這邊看，是拘留所因為我們兩人體檢不合格，不收，警察只好通知法院把我們領出來。

週一上班，法院院長、紀檢組長找我談話，要求我保證不宣傳法輪功，不給法院帶來不好的影響，否則就辭退或者自己辭職。我想不能讓他們造業，必須堂堂正正的告訴他們：對於大法弟子的修煉、工作及家庭生活安排只有師父說了算。我說：「甚麼保證也不會寫。大法弟子只對師父做保證，怎麼會對人保證甚麼呢？說不給法院帶來負面影響，這個沒有問題。大法弟子按真善忍做好人，怎麼會給法院帶來負面影響呢？只能帶來好的影響！至於說辭職辭退，人說了不算，人一生幹甚麼，享多大的福份，那是上天安排的，人怎麼能說了算？大法弟子的工作、生活只有師父說了算！」

事後我和妻子馬上向內找：因為環境寬鬆了，起了歡喜心，不注意安全，公開在大街上發神韻光盤，被邪惡鑽了空子。而我自己還有無神論的因素沒有清除乾淨，信師信法還打折扣，才出現了法院的迫害。

不忘救人

工作中的場所就是我講真相救人的場所。我就利用這樣的機會給他們講真相，直到後來的勸三退。告訴人們法輪功是受冤枉的，天安門自焚是江氏集團策劃的，共產黨是一個邪惡組織，是一個邪教組織，退出可以保平安，可以避免災禍。然後列舉明慧網的報導的例子，告訴他們參與迫害大法會遭到惡報，列舉當地人們熟悉的人和事例。他們大多會認同認可，並同意化名三退（退黨、退團、退隊）。

在處理案件開庭前，我都是首先了解一下訴訟雙方的基本情況，進行開庭前的調解工作，在調解過程中，就摻入講真相，理智的智慧的根據當事人的接受能力再勸三退。後來很多人知道我煉法輪功都願意我審理案件，因為他們知道法輪功不收禮，不受賄，辦事公道。

法官經常與律師打交道，我就利用接觸律師的機會向他們講真相勸三退。前些年，逢中秋、過年等節日，有些律師和單位分管訴訟的人員會贈送禮品甚至購物卡給我，我都是告訴他們，我是大法弟子，按「真善忍」做好人，是不收受別人東西的，這是大法弟子的原則。開始他們還堅持，當我說到「我是大法弟子」的時候，他們就不再堅持。我悟到，這是大法的威力。現在，本市的當地律師已經基本都三退了。還有一些最近兩年新考的律師還有沒有三退的。每年都贈送神韻晚會光盤給他們，週六或者週日也送一些真相小冊子給這些律師。

工作中向本單位同事講真相，在學法中悟到，一個單位的同事，是經常見面的人，甚至是天天見面一起工作的人，他們也許是自己前世的親人，或者是其他關係密切的人。這麼大的緣份，怎麼能不救呢？雖然他們說過做過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兒，有的還參與對大法弟子非法判刑的，那也是舊勢力安排的，不是師父安排的，師父不承認舊勢力的安排，大法弟子也不承認。我抱著這樣的一念，開始有計劃有步驟的進行講真相。有的直接講，有的先給其看神韻，再給其看真相光盤，然後再勸三退。一次講不通，也不動惡念，而是自己首先向內找，是不是自己心態不正了？因為開始的時候，別人不聽真相，我會生氣。甚至會說出來：「來了大難要命了，別怨我！」

法院有個庭長，平時嘴上並不反對法輪功，用他的話說，他也不相信法輪功。平時見到他就給他講幾句，神韻他也看，真相材料也看，可就是不信，也不三退。斷斷續續一直講到二零零七年，勸三退三年多不退，我有些悲傷，說：「我以後再也不找你說了，你甚麼時間感到到時候了，你來找我三退，咱再談。或者你自己將三退聲明寫在紙上，貼出來也行。」到了二零零八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後，又碰到他，我說：「現在你是覺得到時候了？」他說：「是到時候了。」我沒有再進一步說，就分開了。結果當年的十月一假期期間他猝死了。我聽說後，自責好長時間。從此後，對不聽真相者，我再也不說惡言相向的話。不動不好的惡念。今天不聽，也許還有下一次，別人不聽應該是自己心性上有問題，自己多學法慈悲心到位的時候，他就會聽，就會退。有一個刑庭的副庭長，因為參與對大法弟子非法判刑，從二零零八年給他講真相勸三退，一直斷斷續續講到二零一三年夏天，他才同意退出中共邪黨。現在法院的法官及其他人員三退的已經超過百分之六十以上，包括部份副院長在內。

在修煉中，一跟頭一跌的走到現在，期間也有過污點，正在加倍努力洗刷，一路上多虧師父百般呵護，才能走到現在，每一次向內找，都能找到許多的執著，發現自己的名利情都還存在，今後還須加倍努力做好三件事，多救眾生。

以上粗淺體會，請同修多多指教。